二战时期，法西斯抓到了一位革命者，他们百般逼供，让他说出更多的革命者隐藏在哪里，威胁、引诱、逼供，无计不使，而这位革命者怀着戏弄敌人的心情，信口、随意地编造说，某月某日夜晚，革命党将在郊外的某处废墟的地窖中秘密集会，商讨组织起义的有关事宜。于是，法西斯分子便在某日夜晚，依照革命者信口胡诌的时间、地点、路线去地窖逮捕革命党人。敌人开着军车出动时，革命者在狱中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待天亮敌人回来时，革命者获得了自由。因为法西斯果然在革命者说的地窖中抓到了他们想抓的革命党，而革命党从城里转移到城外地窖，也正是为了确定起义的最后日期！
这个颇有玄机的故事长时间地使我着迷。使我感到命运的神秘和文学的神秘，一如芝麻开门样，使人每每想起，都有一种眼花缭乱、心花怒放的激动。可尽管这个故事与战争有关，我却从来也没有把它放在军事文学中去想过、考查过。然有一天，当我把它当成军事文学看待时，我忽然想到，上乘的军事文学，原来在写作之前、写作之中、乃至写作之后，作家是都不会想到他是在写一部、一篇、一个军事文学（小说）的。如我上边讲到的故事，从各个角度讲，它都可以装入我们军事文学的箩筐中，它都是我们常说的军事文学，故事、人物，以及人物在故事中活动的场景和故事中相关的情节、细节与景物描写。这样看时，我们便会发现，这样短小的一个故事，可能要比我们时常看到的短篇、中篇，甚或一些长篇的军事文学有价值的多，二者的质量，许多时候，犹如一粒小米似的钻石和一堆山似的垃圾。
我仿佛记得这个闪着钻石之光的故事来自于博尔赫斯的不足两千字的某部短章，我读到它至少有十年以上。十年的时间，我忘记了无数我读过的小说，且连这篇小说的名字都已忘得无从忆起，可故事却在我的头脑中更加完整，有头有尾，甚至连那位革命者获得自由时的惊愕的面容都在我心中栩栩如生。我甚至觉得，我还异常清晰地记得小说的结尾是：“晨时的阳光照在监狱的墙上。他获得自由的通告像他被捕时一样使他惊愕。他揉着眼睛从监狱里出来，正看见那十几个被捕的革命党在纳粹的押解下，带着镣铐朝着他走出来的狱房走去。他们在铺满阳光的狱院里相遇时，那个他熟识的、介绍他参加革命党的领袖朝他看了一眼，几近无声地冷笑一下，踏进了那间由铁窗、石墙构筑的房屋。”我还记得，这段文字之后，博尔赫斯好像又另起一段，又好像没有让叙述抬头，就接着写到：“革命者最后离开纳粹监狱的大门时，怔在巴黎的大街上，想我是一个叛徒吗？”
为了寻找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了证明我对这部小说结尾记忆的完整，也为了证明我虽开始视力衰退但记忆还仍然健康，上午八点，妻子上班、儿子上学之后，我开始重新从书架上取下了博尔赫斯的文集。可我用尽心力，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也没有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集中找到这部小说，不得不求助于一位作家导演，因为我们曾在一块议论过将这部从字数上说应该算是小小说的杰作改作一部电影的妄想，所以，不等我把故事讲完，他就肯定地回答：“没错，是博尔赫斯的小说，叫《背叛者》。”
可我在博尔赫斯的全部小说目录中，没有找到“背叛者”三个字。
在博尔赫斯的著作面前，我木呆很久，如打开窗子泻进来的阳光一样，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是居住在四川成都的一位才华横溢，又痴迷于博尔赫斯的青年作家，我最友好的一个朋友。我三次打长途电话，终于在他蜗居的写作之处找到了他。我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他说这像是博尔赫斯的小说，可他一时想不起小说的名字，并嘱我如果要写有关军事文学的什么文章，可以看看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
我又重读了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如果把《德意志安魂曲》当作军事文学，它确实有无可言说的绝妙，它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少有的与宏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一篇小说，而这一点，又恰恰是我们的不可多言之处。加之，我对心中那个似无来路的故事，不将其弄个水落石出，我便有些坐卧不宁。于是，我又打电话请教一位社科院的翻译家、博尔赫斯的权威研究者，为博尔赫斯在中国落户办过户口的人（博氏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由他翻译）——而且我手头正有一本未及阅读的他的新著——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刚刚出版的外国经典作家研究丛书之一——《博尔赫斯》。我在电话上不厌其烦地复述了那个故事。他在电话的那边沉思良久，说博尔赫斯是写了许多（甚至不惜有时重复）这样的情节，说让我再读一遍博尔赫斯的《秘密奇迹》与《叛徒和英雄的故事》，说我讲的故事可能是这两篇小说中某一篇的情节或两篇情节的组合。
我又读了这两篇小说。这两篇小说中都没有我讲的故事和情节，但都隐藏了我讲的故事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整整一天无所事事，像丢了钥匙回不到家一样在书房转来转去，到落日照在我家的阳台，成为暖冬的一片红亮时，只好以无望的心情，试着给一位对博尔赫斯深爱如妻、颇有深究、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的诗人好友打了电话，他百分之百地告诉我说，我讲的故事的确是博氏的小说，但不在我说的博尔赫斯小说集和文集上，而在他收藏的中国最早出版的另一本博氏的小说版本中。他说他晚上回家就把那本小说找出来，把我想知道的一切告诉我。
晚上我没有等到他的电话。
第二天一上班，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电话告诉我，说我说的故事不是来自于博尔赫斯的小说，而是来自于萨特的短篇小说：《墙》。
我又再以少有的认真读了萨特在1936至1938年的某一天写下的重要短篇——《墙》。它在萨特的小说中是极其写实的东西，注释在介绍那篇小说的时候，说它是萨特那个时候对现实的厌恶感和对人生的迷惑感浓重混合的产物。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是：有三个分别叫斯坦波克、伊比埃塔和美尔巴尔的人被冠以无政府主义的罪名逮捕入狱，在决定枪毙他们的前一夜，他们在同一间狱室进行了挣扎式的内心搏斗，当第二天天亮，斯坦波克和美尔巴尔将被枪决时，叙述者伊比埃塔已经完全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敌人为了让他供出雷蒙·格里，暂时留下了他的性命。伊比埃塔怀着“特殊的愉快心情”，对敌人谎称雷蒙·格里就躲在城外坟场掘墓人的屋子里。于是，敌人向坟场开去。伊比埃塔在监狱享受着敌人被他愚弄的快感。可半小时后，敌人回来，伊比埃塔的性命保住了，因为他们果真在坟场掘墓人的小屋里把开枪还击的雷蒙·格里打倒了。
小说的结尾是：“周围的一切开始旋转起来，我（伊比埃塔）发觉自己坐在地上：我笑的多么厉害，以致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睛。”
当我把《墙》的最后一行看完之后，我想到的问题是：博尔赫斯的创作和萨特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墙》这个萨特的重要短篇和博尔赫斯那些以二战为背景的玄想故事有什么相通之处，以致使我和我的朋友都把它当作了博尔赫斯的小说？当然，首先是因为我的无知。可是，他们那共同的让故事超越背景的文学思考的一致性是不是也是我们迷惑的缘由之一？还有，《墙》《德意志安魂曲》《秘密奇迹》《叛徒和英雄的故事》等，依我们蹩脚的划分，它们都该是军事文学或准军事文学，可为什么所有的读者、研究者从来没有把它们当成过军事文学？我想，这不仅是一种对背景的超越，而且是一种对文学的根本的理解。再者，为什么故事可以从纸页中丢失，而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再生？成都的挚友放下电话时告诉我，他说博尔赫斯说过，好故事都要从书本中消失。我不记得这是不是朋友的原话，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吧。我想，既然好故事是那些可以从书本中消失而被许多人重新编排的故事的话，那么好的军事文学（小说）也应该是能从军事（背景）中消失而仅仅留在文学中而被人时时提及、乃至说长道短的小说吧。
就像《墙》那样，尽管我们可以从大师萨特的《墙》中找出不少他写作时的疏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