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翻译后只有十二万汉字的《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认真的阅读之间，那位迎来战争失败并受辱后他居美国的樱，她的漂亮、她的才情、她成为世人观注的电影明星的艰辛之路，渐渐地从我的感受中退居次位，而这部小说的文体——结构叙述之繁复层叠的样貌，却如同玻璃建造的迷宫，表面看是那么清澈透明、简约明了，可真正走入其中，不免就让人迷乱痴执，渴望探个究竟。玻璃宫中的容物已经不再重要，而这透明翠宫的建构本身，则成为一种更具魔力的吸引，使人着迷和猜侧。这大约违背了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写作初衷，可也正是他作为一个小说文体家给读者留下的迷人之处：有一天，我兴许可以构思出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相似和一样令人深思的故事，但我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繁简谐和、层叠明亮的结构来。
大江先生果真不仅是令人尊敬的小说家，而且是令人尊敬的文体家。就小说的层面而言，表面看，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明星和一部电影的故事——在好来坞已经卓有名声的日本影星樱，为了落实美国、德国、中南美和亚洲决定各自拍摄一部共同以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为改编蓝本的同题电影，到克莱斯特诞辰二百周年时再集中在德国上映。然而，亚洲的拍摄计划在韩国搁浅，最后不得不在电影制作人木守的努力下，转至日本，由那位获得国际文学大奖的古义人执笔，把克莱斯特的小说与当年四国森林暴动的历史相结合，重新改编剧本。如此荡开，叙述如潺缓之水，慢慢淌漫，延展铺排，直到那部由樱导演并主演暴动女英雄的电影开始，这形成了小说明亮、平静、时有涟漪的巨大湖面，成为小说的明叙事，如同湖水与湖岸的美丽风光。而就在这起伏有致，并显出宁静曲线的风光之下，这部小说的暗叙事——女明星樱在少女时期因拍摄根据19世纪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安娜贝尔·李》改编的电影而遭辱，其中那种微妙、复杂而又激荡读者情绪的情感——其文字不足全书的四分之一，却有着强大的漩流和冲激，隐于平静涟漪的湖水之下，成为全书故事与人物水流的急剧推动之源，如一湖大水的地心喷泉，构成了全书故事的暗叙事（源本之流），成为小说复式结构的一条暗河，推动着小说明叙事的展开与前行。在这复式叙述中，表面是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的曲折行程，实质则是战争、人性与被战后和平掩盖的极其复杂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那种无可言说的微妙、深奥、混乱的复杂之关系。美国军人马尔加沙克在日本时一面借拍摄电影之机，“玩弄”了少女樱；另一面，在战后作为樱的监护人——如丈夫般的养父和如养父般的丈夫——他们一边同床共枕，共浴共饮，另一边却没有那种实质的男女性爱的夫妻关系。这种难以让人理解的两性存在，被一个卓有经验的作家大江先生写得简约有致，留下的情感空白，足可以成为全世界所有读者想象与感受的舞台，从而使这部复式结构的小说，不仅让人想到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式小说的联系，也让人看到一个作家把一条河水变为一片浩瀚大湖明暗描绘的高超技巧。
与其明暗复述对应的是这部小说层叠复加的故事讲述。如果说明叙事与暗叙事是这部小说的建筑框架，那么，小说中“他电影”对“此电影”的推进，“他书籍”对“此书籍（小说）”的推进，“他作家”和“本作家（大江本人）”的连接、构思与写作，构成了这部小说精巧丰满的结构建立。这种“他与此”的繁复关系，正是一幢大楼的水泥与砖瓦之叠加垒砌。没有明暗的复述结构叙事，这种血肉般的叠加垒砌，也就失去了建筑的坚固意义；只有骨架般的明暗复述，而没有血肉、羽毛般的叠加垒砌的后来建筑，那么，那种骨架之直立，必然失之简陋而没有完整的建筑之美。实在不知道，一个作家在一部篇幅不算浩瀚的小说中，竟可以想到一部电影是来源于另一部电影；而那另一部电影，又源自于一首诗；而那一首诗，既描述了一段如诗如画、虚无飘渺的爱，又演绎了另外一段令人压抑、愤懑、深思的人间情恋。这层层相连、叠加拼图的后续，始自于小说中一个作家（古义人）对一部电影的编剧；而这个作家的写作命运，一边源于他和更多小说家、诗人、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理解与联系；另一边，又和他的故乡四国森林中早期的农民暴动有着血缘的因果。如此复杂繁密的叠拼关系，正如一棵果树上垒加在一起、一颗挨一颗的秋色之果，组成了这棵果树秋天之时最为美丽的绝景佳色，使一部小说完成了它丰饶结构的壮观与和谐。构成这部小说建筑血肉和羽毛的，正是这无数伟大的文学家、诗人、艺术家们的作品与思想，还有那最根本的四国之森林中前辈们的命运与土壤。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叠加繁密的建构中，大江健三郎真正让我们领略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学识与修养。我们可以想到大江健三朗先生读过无数的书，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如一位勤垦的农民了解他的田土与庄稼，但无法想象他可以在这样一部精短的长篇小说中，让那么多的作家、诗人、导演等数十部他人的各类作品，成为他这部小说中无可剥离的文学因子。《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是一棵文学的文体大树，而其小说中出现的各类数十部作品，都是这棵树木的果实和枝叶。他们完美结合，彼此依存，成为一棵文学新结构叠拼层加的旺茂灌木，四散开来，又各依藤蔓，成为一部小说结构大厦的最美风光，使这部小说在世界文学的结构图表中，显示出无可替代的美丽花案。因为这棵结构大树的独有景光，那些他人的作品才被大江先生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存在或再生；而大江先生的这部小说，也才愈发地使人激赏和赞叹。
当然，如果这部小说的结构仅止于此，已可以让读者和作者讶然与欣慰。然而，大江先生在小说中轻缓巧妙、不着遗痕地采用了复述和叠加结构之后，还那样细针密线、笔墨准确地运用了结构中的对应学，使整部小说的结构建筑，显得扎实、牢靠、坚不可摧。这种对应的重叠出现，宛如一个人的双腿站立，或四个车轮的匀速旋转，使得小说的故事在结构中荡动地流转起来，并有了更为丰富的延伸和意义。作者本人、家庭、家族作为“现实实在”，在小说中贯穿始终，而此外的虚构，成为实在的反映，形成了小说“纪实与虚构”最为鲜明的对应关系，是这部小说中对应学的最大特色。而伴随着这最大虚实对应的，是小说中从始到终都呼应存在的各种对应。如电影《安娜贝尔·李》与舞台剧《铭助妈妈出征》之文本对应；《安娜贝尔·李》中主人翁的饰演者樱的被动、无奈与《铭助妈妈出征》中主人翁的饰演者、古义人妈妈的主动、英勇所形成的人物对应；大江健三郎的写作与其他作家写作的文化对应；要拍摄的电影故事与四国森林故事的历史对应。凡此种处，形成了无数的“物镜”对应关系，在小说中无处不在。物的变化，牵引导致着镜中映像的变化；镜中像的变化，又映射镜外故事的移动与变化。就连樱和马加尔沙克那种暧昧怪异的男女关系，也会有纳博克夫的名作《洛丽塔》作为一面镜子出现在小说中绝妙地成为映射，使读者不知是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关系解说了马加尔沙克与樱的关系，还是樱和马加尔沙克的关系丰富了洛丽塔与亨伯特的情感暧昧。从而使读者在这种物镜关系的相映互照中，体味小说结构的对应关系，给读者带来的结构对应学的享受，直到小说的最后出现——
从背后传来沉重脚步声的那个行人，使得光踏入柏油路边冬日里的枯草丛中。回首瞥去，此人像是少年，却用老人的声音招呼道：
“What！are you here？”
“怎么，你竟然会在这种地方？……是这句话吧？”……
这整段与小说开头完全一致的描写与对话，使得这部小说的结构对应，最终划下了完美的句号，让往日小说中故事的传统呼应，上升至现代小说文体的对应结构，这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才终了一部小说的“复述叠加对应”结构建筑的繁复与简约相和相配的文体构造，让我们从小说中不仅看到了作家“始自于绝望的希望”那种对人生与世界新的理解与进取的坚强慧智，更看到了一个作为小说家的伟大的文体家，是如何在仅有十余万字的长篇短制中，用他的才思与智识，把一部小说建筑的繁华构造，如何精美超绝地竖立起来，既以简约明了的方式叙述故事，而又自然舒缓、丝毫不留文体建造的凌乱与遗痕。
我们尊敬那位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比获奖以前创作量更大、更有思考的作家——这在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作家中是个异数和个案。我们更尊敬、崇仰那位年迈的老人，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所拥有的更多、更加浓重的探索和建构精神的伟大的文体家。
2010年11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