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十岁的时候，正在中国最为偏穷的由乡村寺庙改建的小学里，背诵着毛主席的语录。而在遥远的中东，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那座神秘的石头城内，这一年出版了阿摩司·奥兹先生的第二部，也是迄今为止他最为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我的米海尔》。那个年代，以色列的读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读到的是米海尔和汉娜在一个楼梯下邂逅相遇所产生的爱、婚姻、家庭、争吵、和好；再争吵、再和好；直到用十年时间耗去一个家庭的热情和耐心的这个情感微妙、思想复杂的婚姻故事。而在同一大陆的东方中国，我和那时八亿中国人一道，都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背诵毛主席的的诗词，如同绵羊关心狼的命运一样，在关心着中国革命乃至世界的革命。在革命的强制下，在许多不能关心、不能关注的问题中，家庭、婚姻和爱是最为不能公然关心、关注的问题之一。这，就是60年代中国和以色列的国情差别，文化差别。三十年后，1998年，由钟志清女士把优美的《我的米海尔》，优美地翻译到中国出版时，中国80年代的文学黄金潮，已经一泻千里地溃退和瓦解，留下的余波，已经被金钱和市场这两只虎口渴饮无几。我想，在中国出版《我的米海尔》，如果不是1998年，而是1978年，或者1987年，那么，坐在这儿的，将不是作家的阿摩司·奥兹先生，一定是一位明星的奥兹先生。《我的米海尔》将会在中国家喻户晓，奥兹先生也将会家喻户晓，如同今天中国的读书人，都知道一直用文学独有的样式关心女权主义的伍尔夫样，一直用独有的文学样式关心家庭、关心耶路撒冷的人间烟火的奥兹，他的作品，将会被无数热爱文学的读者，把他的著作摆在书架上最为显眼的位置。
还好，十年之前的1997年，奥兹先生的五部著作同时和中国读者不期而遇。或者说，是这五部小说在中国如期而至。中国的部分读者，通过奥兹先生的那支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灵和情感的笔，以其琐碎、质朴的诗意和中东音乐般的韵味，向我们一次次、一个个地展现、描摹了以色列那块灾难沉重、却文化悠久积厚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和这些家庭在文化、历史、政治、宗教、战争背景下的家庭成员们的情感、心路、工作以及个人生活中的喜悦和忧愁、烦恼和苦闷、焦虑和不安，甚至在无端的争吵中，所表达的那种无名的燥乱和歇斯底里，还有家庭中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日出日落，炊烟升熄。这些都使我们在感受以色列家庭的人间炊烟时，看到了那些家庭中陈列着的家具的雕刻，摆设的布局，墙壁上神秘的图案和他们衣着的样式，甚至包括他们一日三餐时在餐桌上吃饭的油香和盐味，以及就寝时床铺上的爱情和冷漠。这些，家庭细碎的元素，构成了奥兹先生小说中富于文学生命的细胞和富于激情流淌的文学血脉。以《我的米海尔》为例，奥兹先生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说到：“我的小说主要探讨神秘莫测的家庭生活。”他说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构成单位，大概因此也就最为神秘。而《我的米海尔》的确就是这样，表面上汉娜和米海尔组成的这个家庭，从恩爱、亲密、互相体谅到彼此间有着无数被我们视为鸡毛蒜皮的隔阂和矛盾，疏远和冷淡，情感的转移和变化，这中间与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不宜于家庭、婚姻、男女沟通和融合的元素？《我的米海尔》没有告诉我们。奥兹先生也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奥兹先生和《我的米海尔》，却在小说中处处让我们感受这一切，体会这一切。我以为，《我的米海尔》的绝妙，并不是奥兹先生在写作中通过女主人翁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感受人生，不是他表现手法的所谓匠心独运，行文的优美自然。这些，都是一棵大树必须的枝叶和花朵。而《我的米海尔》，真正了不得的是从它的表面看，是汉娜天生丽质而多愁善感，生活平静而无端焦虑，然在她的背后，在她和米海尔夫妻关系的背后，在这个三口之家的缭绕的炊烟之下，是耶路撒冷这座极富历史和宗教信仰的城市，是这个城市的天空、街道、石墙和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透出的寒冷。一句话，之所以这个家庭从亲密无间到有无数的缝隙开裂，难以弥合，没有明确的原因和缘故，是因为这个家庭是深处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中间，是因为这个家庭距上帝的距离太近，是因为汉娜的性格，正是耶路撒冷这座历史过分悠久、文化过分积厚、信仰过分固守的城市的性格。汉娜是美丽的，耶路撒冷也是美丽的。汉娜是多愁善感的，耶路撒冷则是充满忧愁的。汉娜充满着日常的焦虑，而耶路撒冷则充满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焦虑。汉娜有着无端的歇斯底里，而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无论他的本相如何，在世人眼中，也包含着因焦虑而唤起的无端的歇斯底里。《我的米海尔》其绝妙和不凡之处，正是奥兹先生的这种饱蘸情感和诗意叙述的背后，隐含的这种对路撒冷焦虑的暗示和揭示。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汉娜的性格与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宗教、战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神秘的融洽和破裂。
离上帝最近的人，他们的灵魂必然被上帝所左右。离上帝最近的家庭，他们的炊烟必然和上帝的呼吸相联系。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焦虑也焦虑得时间最长的城市，直到今天，它都还是人类焦虑的中心，焦虑的心脏。《我的米海尔》，透过一个家庭焦虑的炊烟，让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焦虑的心跳。所以，只要耶路撒冷的焦虑存在，《我的米海尔》就会有它生命不息的意义和文学炊烟不息的升起。
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自鲁迅之后，直到当代的今天，我们所描写的家庭和家庭中的生活、情感、关系、细碎和日常，都太多的充满了明确的革命、政治和社会的物质性，而缺少《我的米海尔》中炊烟之后的文化与精神的思考与焦虑；就家庭的文学而言，就算张爱玲笔下的家庭，虽然有更为浓郁的街道里弄文化的炊烟，而这种炊烟，也只是人间的物质烟火在上海里弄的升起和落没。延伸到今天的写作，我们要么在家庭中强硬地塞入过多的历史与社会的内容，要么反其道而行之，彻底地根绝这些，进行“单纯私人空间的家庭描述”，二者都缺少这种如《我的米海尔》样，对家庭文化与精神神秘根源的探询和追问，缺少文化与精神上家庭焦虑的描写和想象。
对于奥兹和以色列的读者来说，《我的米海尔》——是他们的《我的米海尔》；对于中国和以色列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我的米海尔》，其实就是我们的和世界的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和一个民族的焦虑和不安。
200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