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九流人物记》之一
鲁耀这个人物，在清光绪中叶至民国八年，是汴梁城著名的光棍，独霸杠局的杠头。是时的士大夫阶级褒其豪爽豁达，肝胆照人，称之为名士，尊之为先生；一般骚人墨客，赞其倜傥不羁，滑稽风流，誉之为诙谐家；城市贫民，因其常解义囊，时受赈助，呼之为鲁善人；而走江湖的，更以其有求必应，讲江湖义气，公认为众望所归的把子，三百六十行的“点穴师”。因之声震中州，誉满梁苑。迄今汴市八十岁以上的耆者，对其一生之所为，仍津津乐道。
以上《汴梁琐记》中的一段颂赞文字，说的就是我鲁公。照今人交往之规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鲁名耀字明远，祖籍山东，迁居大梁，生于公元一八五六年，卒于公元一九一九年，享年六十三岁。自幼家贫，父母早亡，无力供读，仅上二年私塾。一百三十多年以后，我回忆起来，还依稀记得，其时学习算不得努力，但写字背文诵诗都还算得伶俐，这也为日后飞腾垫了基础。说飞腾，不仅词不确切，意也过了。然无论如何，一世活得还算精神，乐哉悠哉，洒洒脱脱，现今的世人，是万万不能和我并论的。可惜死得过早，成了一种后悔。不过话又说回来，死也就死了。有一段年月，你们千万世人，都如学生跟着先生诵书一般，齐声高呼：“人总是要死的，只要死得其所……”我们那边的人听了，觉得这话在理。我想我死了，也算得了其所。活着精神，死了也自然精神。向你们招呼一声，这是因果。
客官，以下便是正文。
清光绪中叶，仲春时节有一日，风和日丽，东京城里的国槐，其时候叶都墨绿，枝条被旺盛的汁液鼓胀着，鞭子般扬在空中，大叶井然有序地叠在枝条上，把大街小巷裹在浓荫里。城中心的鼓楼广场南，大相国寺东门大街，就是现如今人们到京必游的马道街，在树荫下伸展着，来往行人闲散商客如雨天蚂蚁搬家在街面拥涌。脚步声、唤卖声、寻人声、吵闹声，汇成一条浊水大河，翻翻滚滚。酒楼、饭店、香药铺、茶肆、戏园，像礁石般稳在那河水中，把千万种声音撞得哗哗稀碎。这个时候，正是午饭的当儿，从鼓楼西北角的“京古斋”下走过来一个人，穿件薄布长袍，油污把本色盖了，一身都是亮腻腻的脏，像是剃头匠的洗刀布，谁见了都觉恶心。他相貌极是平常，长脖子尖嘴，眼又小又圆，走路有些微趔趄。肩上背一个脏污叉褡，内里鼓鼓突突。他来到鼓楼广场四下打量一阵子，从叉褡里取出一副香骨板。这香骨板是两条牛的大腿骨，干了，呈出黄白色，上扁下圆，如半个扇面，下端的自然手柄末梢上，系了多色的红绿绸条，上端中心骨的两侧旁，打了两个不透眼，各系一对铜铃，饰着五彩丝穗。他略一定神，两手就各执一块香骨板，在空中哗哗一摇，把周围的人先警醒一下，然后两板相敲，铃铛伴奏，高声唱起来：
平生头次到东京，一步三迷难出城。
东瞅瞅，西看看，眼前一片杂货店。
杂货店，杂货行，走过苏州漂过洋。
海参海带出海外，陈州出的黄花菜。
黄花菜，不用刀，做时不离花胡椒。
小小胡椒圆又圆，漂洋过海到河南。
花椒小小麻又麻，出在东北山旮旯。
不是香料卖的贵，一道关口一道税。
说真罗，唱真罗，掌柜报税我见过。
长的香，短的炮，初一十五它先到。
大火鞭，小火鞭，逢年过节它占先。
黑糖香，白糖甜，谁要买糖来找咱。
东街大嫂有了喜，来买咱的江南米……
这人唱的是“莲花落”。莲花落需有竹板伴奏，就像那段年月时，学生们打着竹板唱“竹板一打哗哗响，有段佳话我来讲，俺村有个王大娘，忆苦思甜泪汪汪……”那样唱，离开竹板是不能出口的。可这人，不仅不用竹板唱，且香骨板还敲得那么有节奏，铜铃也响得那么有致，这就把人惊了。接下去，又听他唱出那么一排子马道街的杂货曲。于是，街头上立马围起了人群，像看名旦演戏般把他围起来。半是热闹，半是惊疑，人们都站着不动，静静听着，只几个矮子在人的胳膊弯下朝里猛挤。短短一曲莲花落，唱尽了马道街杂货经营、花色品种、产地来源，着实让东京客商大开眼界。当他唱到“生意好，生意旺，光卖现钱不赊账”时，从人群里挤进去一位先生，眉开眼笑，不言声，拿出几个制钱塞进他的叉褡，转身便出了人群。
这先生是马道街专门经营作料的“兴隆香料店”的掌柜。那唱莲花落的松松肩上叉褡，瞅着掌柜后身，转口就唱道：
生意好，样样全，掌柜不在乎几个钱。
赏了钱，我道谢，再到下边把盘缠借。
唱罢，他以惯常的“紧三下，慢三下，不紧不慢又七下”，连击十三而告终。最后一下击过时，立即两板相合，以手扪之，余音未发，戛然而止，然后朝着四方三鞠躬，共计十二礼，又收了几个制钱，走出人群，就正式进了马道街。
这马道街本是东京的繁华去处，商业中心。原名叫寺东门大街，因为坐落在大相国寺的东门前，这么叫了数百年。可到了明代中叶万历年间，坐镇东京的周王六世康王勤熄，笃信佛教，又酷爱骑马，时常驾临大相国寺拜佛听经课，他和他的随从就把坐骑拴在这条街上。日月久了，为了方便，就在街南建下马房一座，有专人为其照料马匹，寺东门大街也遂被他改名为马道街。到了明末时期，黄河一次泛滥，马道街也随之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空空的一片阔野水洼。水息后，大相国寺西面的铁佛寺以东，迁徙来了二百多户人家，多半是陕甘的回族难民，他们中间有一批伊斯兰教马贩子，在此做起贩马生意。马道街成了试马场。到光绪十五年前后，有位南方富商，姓王，在铁佛寺南开了个百货铺子。字号为“洋货大商店”。随后，马道街两侧就多了许多店铺。到清光绪中叶，这儿已经是店铺林立，商人熙攘的好去处。窄窄一条街上，店铺门前的镀金字号牌，长的，短的，宽的，窄的，竖的，横的，一街两行，满满悬挂，极为醒目照人。这些字号，异常讲究，文章大都做在“吉利”二字上。如福、祥、乾、盛、仁、利、泰、益、丰、昌等，最有名的是老字号中兴楼、乾坤堂、马豫兴、元隆、老宝泰、义丰厚。
此时，那唱莲花落的，进入马道街，两只小眼朝上吊着，盯着那些字号牌，痴怔一会儿，又打起香骨板，哼出一首油滑律诗来：
顺裕兴隆瑞永昌，
元亨万利复丰祥，
泰和茂盛同乾德，
谦吉公仁协鼎光，
聚益中通全信义，
久恒大美庆安康，
新春正合生成广，
润发洪源厚福长。
念罢，走到马道街中间的“宏财馍店”前，看看那又白又大的麦面馍，朝掌柜深深鞠了一躬，把香骨板向前一伸，旋即拉回来，“擂鼓三通”以壮声色后，便振振有词道：
拜罢他，再拜你，看看掌柜的好生意。
走就走，挪就挪，掌柜卖的好蒸馍。
馍又暄，面又硬，买主看看都高兴。
蒸的卷子四方方，一个一个摆桌上。
你的蒸馍圆又圆，能卖五湖四海钱。
光卖蒸馍还不算，余外还带机器面。
面条好，秤公平，买主吃了都传名。
唱的掌柜高了兴，顺手拿钱朝我送……
这店掌柜是个胖老头，腰里围了白腰布，听他唱完了，朝他肩上拍了几下，问：“哪里来的？”他说：“山东。”“好嘴口。”“不敢，儿子是跟着老爹你学的。”那掌柜一笑，从腰布兜里取出一个制钱，外加一个雪白蒸馍递给他，他就又深鞠一躬，退着出了“宏财馍店”。
就这么，见了“顶德理发铺”，他唱“七步走，八步留，一行青丝挂门头。不论公子与王侯，按着头皮水中揉……”见了“同仁药铺”，他唱“同仁号，喷喷香，施礼搭躬拜药王……”见了粮行，他唱“三步高，两步低，迈步来到粮行里。先开粮行汉钟离，后开粮行伍子胥……”走过短短一条马道街，他统共唱了二十余段莲花落，讨要了二十多个制钱、一个蒸馍、两根油条、一碗胡辣汤。几天的饭食有了着落，他刚想坐下把两根油条吃下去，忽然一转身，发现身后竟围了十几个讨饭花子，一个个脏污衣服，蓬头垢面，大的有六十几岁的老头儿，小的是十二三岁的孩娃儿，眼睛都盯着他的手，眼珠仿佛立马就要流出来。那架势，仿佛他偷了他们物件儿，不还时就要下手抢。
看着这帮讨饭花子呆了一会儿，他问道：“谁是‘当家的’？”
老汉问：“你是刚入城？”
他答：“从山东来的老二。”
老汉说：“东京的花子少‘教行’，都是‘单杆儿’讨饭吃。”
他想了想，道：“世上三大帮，有钱的财主为一帮，抢钱的绿林为一帮，乞讨的杆儿为一帮。‘丐儿不成帮，饿死没人扛’。没有教行哪成呀！”说着，把油条分给孩娃和老汉几个“杆儿”，又从叉褡和长袍袖里取出制钱，一人分了一个，把香骨板往叉褡里一丢，将叉褡摔在肩上，朝着铁佛寺扬长去了。
他腿虽趔趄，路却走得极快，随着两只胳膊的摆动，叉褡在他肩上一跳一跳，若不是长袍屁股那儿有一片格外油亮的污渍，你断然不会觉出他是一个单杆儿叫花子。
此人便是我鲁公。
是年我二十九岁，饭已经讨要了十余年，南到武汉，东至徐州，西到洛阳，北过黄河，在“穷教行”当家也很有几年了，叫花子这碗饭已吃得轻车熟路。要不然，莲花落怎么能唱得那么溜口儿。
要讲我活的一辈子，就得从我初入东京说起来。为了能在东京“穷教行”里成为当家的，我从大南门入城后，先在小巷子里讨了三天吃，闲下时就去马道街观景，夜间宿下来，就编那莲花落的曲段儿。在徐州讨了三年饭，我是香骨板丐帮的当家儿，到黄河北时，又作徒儿学了莲花落。如今的东京老翁，你若问起旧时的丐帮儿，没有人不知道我鲁耀的，拿香骨板来唱莲花落，就是从我鲁耀开始的。可惜我弃丐抬扛后，这就绝了后人。
说那一夜，我借宿在马道街南头马市草棚下，那儿有一垛谷草，圆圆盘在贩马交易场的边儿上。四月天气，昼暖夜寒，交易场上旋着没有方向的小夜风，马粪的香味和马道街两边国槐的腥鲜气息，在交易场上兜着圈子。东京城里的灯光，明明灭灭，比徐州、洛阳多了许多，到深夜时，还能不断听几句戏园唤出的包拯腔，又粗又哑，好舒服！我把谷草垛抽出一个洞，钻进去，又用谷草堵了洞口，听着戏文做着梦，肚子圆鼓溜饱，头枕着叉褡，叉褡里还有几枚制钱，睡得痛快差不多就要死过去。那一夜我想：东京人好爽快，我怎的没早点来到东京哩！记不起是我睡着以后戏园歇戏的，还是戏园歇戏了我才睡着的，只记得来日醒时，我推开洞口谷草，日头从东天已跳出好高，斜照在谷垛儿上，把我的眼珠都刺进了脑瓜仁。我揉揉眼，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眼珠再从脑瓜里走出时，一下就看到十几个讨饭花子从谷秆堆里钻出来，扑扑拉拉跪在我面前，齐声叫道：
“师傅！”
我一怔。
这些“单杆儿”都是昨儿得了我制钱的花子。他们不含糊地跪在我前边，眼却瞟着站在一旁的花子老汉儿。那老汉见我怔着，眯眼笑，朝我靠了几步。
“贤侄儿，我们是东京的‘竹筒帮’，竹筒吹得粗，人都听厌了，讨不来饭。我饿着没啥，不能饿着这些小杆儿，你就收下他们，立个穷教行，建个莲花帮，做个当家的吧。”
我想了想。
“你的岁数比我大得多……”
“你的道行深，”老汉说，“我在东京要了五十一年饭，唱莲花落的见多了，可就你贤侄才真真是见啥唱啥，逢啥编啥，不是先编后唱的，你要不当家才是瞧不起我们哩……”
这般的，我入城三天，就立了一个莲花帮，做了当家的。当家的有当家的好处，管着一帮人，逢年过节也必然有礼送来。但当家的要让在行的老少们日日有饭吃，这便是难事。
光绪临末时，我鲁耀改了行当。
丐帮不漂流，是要慢慢绝食的。能耐再大的杆儿，也不能死插在一地不动，哪户人家也不肯终日打发面熟的叫花子。
终于，当“知客”了。
知客是殡丧婚娶中的帮忙打杂人。诸如招待客人，烧纸递香，搀扶孝子，收拾桌面，端菜添酒，担水扫地，洗锅刷碗；代婚娶主家收拾洞房，搬运陪送嫁妆，招待贺宾，安桌让座，次日回门引婿，祭祖行礼，拜见岳家亲辈，如此等等，七七八八，都是知客的活儿。做一次知客，不仅有几天的好酒好菜，而东京红白事，向来有“捎包”习俗。为了酬谢知客帮忙辛劳，一般是白事赠送单数礼品，红事赠送双数礼品。礼品也大都是吃食蒸馍油货和纸封制钱。为了肚子，我鲁耀也少不掉四处打听谁家死人，谁家娶媳，偌大个东京城，红事白事总不间断。
遇了白事，走过去，首先在死人灵前磕三个响头，烧一撮纸，然后找到主人。
“家里缺帮手吧？”
主人怔一下：“不缺。”
“孝子总缺吧，你把我当成儿子孙子都行的。”
主人只好说：“你去问总管，他那儿有事干。”
遇了红事，先在主家门口点放一挂百响小鞭，然后进去说：“我贺喜来了。”
贺喜自然让主家高兴。
“你去问总管哪儿缺人手？”主人说着，递给一个蒸馍，于是鲁耀他就成了喜知客。
知客做得久了，程序熟了起来，慢慢办事就越发干练，殷勤周到，开始有小户人家请他做总管。他也能处处为主人着想，筹办筵席，购买肉菜，封礼收礼，都十分节省，一时间竟成了东京城的红白人物，连高门大户遇事也得请他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