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捕头死了。人都说他是死在暴病上，其实他是死在你那酒杯的机关上，死在那机关下的烈药上。他死了，是你局里抬的杠，很隆重，很盛势，用的自然是一级龙杠凤布。而且你不收捕头家杠钱，还亲去捕头家吊唁，送吊礼十两白银。你的吊礼是捕头家最大的一宗，局外人都以为你和捕头是挚亲好友，没人知道捕头是死在你手里……
“陈先生是咋样知道这些的？”
不答，陈先生笑了笑。
“不能说是我杠头害了捕头。”
“是你活得自在害了他。”
我不再说什么，也笑笑，就离开了陈先生。
那只酒杯机关下的一点烈药是不会死人的，但我万也难以想到，捕头的气性那么大，气量那么小。这号人，是自己在路上走着，那么宽的大马道，也容不得别人走到他的前边去。他容不得别人比他活得好。吊唁时我去看了捕头，只一个月的光景，他的大肚塌下了，躺在床上显得那么扁。那两个捏碎过青砖的拳头，无力地搁在板垫上，曲弯的手指，似乎很想有力地握在一起，捏成一个东京最为骇人的拳头，却终于无力地分开了，像椿树枝一样岔开来。仿佛这一点是他最大的悔恨。使五官也和他手指一样，涣散地分开来摊在那张毫无光彩的脸上。
两只眼睛微微睁在两个深坑里，像要努力最后看一眼什么，却终于不能满足，只好就那么痴痴地睁着，多少人都用手在那眼上抹了一下又一下，他就是不肯闭。
我去了，慢慢掀开了捕头脸上的白洋布。
他看着我。我一直以为他那时真是眯着眼睛看着我，就和别人一样，用手在捕头眼上从上到下抹了一把。
“捕头”，我说：“合上吧，你这一生也够威武啦。”
我手起来，他的眼睛重又睁开，阴冷的眼皮，薄冰样从我的手指下滑过去。有一丝凉意，从我的手指渗进了我心里，使我的心微微随着抖了一下。我又定心看了一眼，仿佛捕头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仿佛那灰蒙蒙的眼珠认出了我。那时候，我认为我已经知道捕头心里想的是啥，又把手放在捕头的眼皮上捂了好一会儿，然后说：
“宽心走吧捕头，我快六十三啦，在东京横不了几天了，随后就去找你。”
我抬起手。
果真，捕头的眼睛合上了。
所有看见的人，都惊得呆着不动。
我也惊。
尽管我知道，人死后不肯合眼。只要拿手在那眼皮上放一会儿，把那冷下的眼皮再暖热，往下一抹一按，就会合上的，可我还是很惊异。因为捕头到底已死过两天了，暖不热了。因为我说了“我快六十三啦，在东京横不了几天了，随后就去找你”的话。我想我不说这话捕头是不会闭眼的。他是听了我的话才宽心走了的。
六十三了。
不小了。
也许真是该走了。
人不能总活在这世上。
从捕头家回来，很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身上不再像先前那么有气力。
一天，妻在烧饭。
我说：“杠头老了。”
她没有看我。
“是老了，夜里也不如早先有劲了。”
“也许该死了……”
她依旧不看我。
“像你这样横着活了一辈子，是该死了。”
猛一震。我盯着不看我的妻，想：真是该死了，横着活到了顶上的人，不死别人就没法活，别人要活你就不能活。都活着你就得从顶上退下来。退下来是不行的！
该死了，就要死个痛快。活得痛快，也要死得痛快。死得不痛快，就不叫一辈子。
生辰那天，我没有破费，只用几两银子，弄来几样菜，两瓶酒，还有瓜子小吃啥儿的，在宅院摆了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到书院邀来几个秀才。大家围着吃聊。在暖冬的日光里，懒散地分开坐着，说了不少话。最后，我朝身边一个老秀才头上拍一下，说：“你我都这般年纪，难活几天啦。人死了以后，再送挽联，不知让哪龟孙看，你先给我来上一副，让我杠头先睹为快。”
随即，让小二拿来笔墨纸砚，搬来一张条桌。老秀才略微一想，就提笔写了两句：
急公好义，誉满汴地；
息事宁人，名驰中州。
看了，我在老秀才屁股上拧一把：
“老拍手了……”
秀才立马红了脸。我从他手里接过笔，递给一个私塾先生道：“你来。”
先生握上笔，沉吟良久写下一联：
扶弱抗强，压倒捕头汉；
怜贫恤苦，积德一辈子。
我想拍一下先生的肩膀，说你和秀才是一道货儿，都是奉承的好手，又一想，也许我死了，他们真会这样写，就把抬起的手重又收回来，看了看二人写的挽联，想了一阵，接笔改写为：
自封窑子下九流，
独霸杠局大半生。
几位秀才看了，先是沉默一阵，谁也不说话，都盯着我的脸，见我依然是一副戏相，就挑剔起字眼来。
一个说：“‘窑子’欠雅，入不得诗联的。”
又一个说：“‘独霸’刺耳了……”
还有一个说：“‘下九流’和‘大半生’都贬了鲁掌柜。”
秀才到底还是秀才，都能从联中找出病来，两句短联，你停他接地议论了半晌。末了，问我大家谈的对不对，我就仰起脖子大笑了一声。那一声也如吹鼓手们吹到最后的收乐调，好大一会儿还没把要笑的气用尽，直笑得秀才们莫名其妙，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说漏了嘴，谈联时说了行外的话。待他们都回想到自己的话不在行外又惊疑地看我时，我草草在挽联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何刺耳雅不雅，
最怕当面假奉承，
等到入棺来骂我，
声音再大听不成。
秀才们看了打油诗，齐说：“鲁掌柜，你可真想得开。”
我笑笑：“是老鳖别怕喊王八，做娼妇就别立贞节碑，不要脸就能过上好日子。”
说笑一阵，大家都散了。
此事是在我将死的前半月。后半月，我很忙乱，急匆匆干了很多事。《汴梁琐记》中记述了，写得还算有眉有目，依文讲来，供看客了解。
嗣即将所置房产，仅留住宅一处，余悉变卖。所得房价，购小米数百石，查询城郊贫苦人家，或三斗，或五斗，夜晚暗送之，向不示姓名，即问之亦不答。有知之者，表示感谢，鲁故作不知，大骂：“除非龟孙才干这傻事！”慈善之名，更不胫而走。又遍招全市结婚娶亲的花轿铺经理曰：“红白事，本为一体，不应分两家。我独干杠局已几十年，骂过我龟孙没有？”众皆否认。鲁大笑曰：“不是真心话！”谑笑之后又曰：“龟孙，不能叫我独当，你们也该分担一份……”即将“明记杠局”招牌销毁，添设花轿，同时全市花轿铺都兼做殡埋生意。从此，红白合为一家了。旋又招集所识的光腚猴（乞丐）、要饭花子头。笑曰：“我快休矣！我死后，难道汴梁城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龟孙吗？”随按每人情况资助若干，作小本经营，如未婚娶，速代寻对象，使人成家。结婚夜晚，例必前往闹房。临别，迫使新妇骂声龟孙，方大笑离去。
我死的那一夜很冷，没有月光，风呼啸着，在窗外响得很厉害。急急落下的白冰粒，刷刷地被风摔在地上、房上、树枝上，很快就结成薄冰，紧贴着东京城表面。躺在床上，我觉得有些冷，身子在被窝里抖。我叫妻送来一床新棉被，对她说：“我觉得我好像要走了。”
她盯着我：“你怕？”
我笑她一下：“要怕我就留下了。”
然后，我对妻说，我死后不要开吊，不要收礼，不要待客，不要念经，不要上供，不要用龙凤大杠抬棺，把我赤条条利索索一埋就行了。
妻有些不解。
“你是临死要对银两抠一回？”
把她拿来的被子盖在身上。
“活人办的事全是假的，”我说，“我真真假假埋了一辈子死人，不能死了，也让活人真真假假把我埋在地下。”
“没有啥说没？”
“你去睡吧。”
她走了，我起身写了一张条子压在桌上，往被窝一钻，一会儿就睡了过去。床上变得好暖和，被窝里如有一团儿火。睡前我想了想自己没父没母后，从私塾学堂出来要饭，到东京安营前那二十多年讨饭日子，就笑着睡去了。
再也没有醒过来。
那笑挂在脸上，到入坟盖棺前都没有收起来。
我活得痛快，死得也痛快。
死后，妻到我身边，见了桌上压的条子，就让一位先生抄在两条白布上，高高悬在了门口。
那条子上，是我自写的挽联：
膝下无儿，讲交情，来当半天孝子；
棺中有耳，是朋友，再骂几句龟孙。
我是在宅院堂中停尸三天被送到那边的。旧时局里的抬手们，按我对妻的临终后话，没有用龙凤大杠抬棺，而是分两班用四十个人肩扛着六寸厚的柏木棺材，把我送走了。活着满意，死后我也依然满意。葬时的盛景，是我在世间没有想过的，也难以想得到。路祭的人，黑一片，白一片，山山海海，多极了。东京地方志中，对此作了记载：
（鲁耀）出殡之日，路祭者数百起，全市各行各业，几为停市。四乡农民男女自备孝服参加送殡者万余人，途为之塞。自晨八时至晚七时，仍未出宋门。身后哀荣，多叹为罕见。
有次，我从那边过来闲看，见我的墓碑上，所镌短文是：
鲁公讳耀，字明远，祥符县人。好交游，急人难，善诙谐，有术智，为人之所不敢为，道人之所不敢道，忤漫不羁，口齿生花，岂曼倩之再现，文长之复生欤！？第无意上进，甘于淡泊，布衣终身，如浑金璞玉，未成大器，惜哉！然快人快事，生死洒脱，亦足不朽矣。
我笑了笑。
这就是我鲁公活过的一辈子，好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