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处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时，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一个如何寻找“支点”的问题。有时他的文字是乏味、冷淡、艰涩的理想世界，有时又夹杂着受情势所迫的政治考量。令人头痛的是，我们竟无法估量他在思想上苦心经营的座座城池。章太炎“以言论鼓舞”为己任，并没有积极地提出革命的战略战术，也没有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思考革命的前途问题。尽管如此，他的思想的城池却拥有足够的魄力，引着他的同胞奔向一个崭新的地方：
他以“真如（内在的超越）——阿赖耶识（普度众生）——人民革命”的东方的原理抵抗“上帝（外在的超越者）——灵魂（局限个体）——个人自由”的西方的原理。他提出了实现东西文明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感觉到，章太炎的思想，在当时的革命中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它，不能成就革命，然而没有它也不能成就革命，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正如他在《播种》一文里引用《墨经》的话那样：“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他在不能指示光明前途的黑暗情况下，只鼓励人人恢复主体性反抗压迫，尽力打倒清朝即压迫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的障碍物，实际上的结果是放人人到新的地方去[27]。
在对待国家主义学说这一问题上，章太炎的立场也是令人费解的：他把老派的各种价值重新做了迷人的排列组合，同时又不停地创造出各种崭新的价值。
以佛家的眼光来看，国家只是幻象，“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国家“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而从现实的紧迫性来看，国家的功能又无法抹除，“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或许这就是章太炎的迷人之处，我们不必费心去寻找对付他的“路径”问题，只要把自己交给他就行了。如果时间足够，我真想把余生都用来阅读、赞美这个古怪的老人。
在个我与团体非真即幻的对立中，章太炎也形成了人民为主体、国家为客体的观念：“然近世国家学者，则云国家为主体，人民为客体。原彼之意，岂不曰常住为主，暂留为客，国家千年而无变易，人民则父子迭禅，种族递更，故客此而主彼耶？”为了说明这种奇特的关系，章太炎以溪水为例做了一番推论：
若尔，请以溪流喻之。今此一溪，自有溪槽，溪槽者，或百千年无改，而其所容受之水，则以各各微滴，奔凑集成，自朝逮暮，瀑流下注，明日之水滴，非今日之水滴矣。是则亦可言溪槽为主体，槽中水为客体。而彼溪槽，所指何事？左右有岸，下有泥沙，中间则有空处。岸与泥沙，虽溪槽所因以成立，而彼自性是土，不得即指彼为溪槽。可指为溪槽者，惟有空处。夫以空处为主体，而实有水滴反为客体，是则主体即空，空既非有，则主体亦非有。然此空者，体虽虚幻，而犹可以眼识现量得之。若彼国家，则并非识现量所得，欲于国家中求现量所得者，人民而外，独土田山渎耳。然言国家学者，亦不以土田山渎为主体。则国家之为主体，徒有名言，初无实际，可知已[28]。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就酝酿出了一股爆发力十足的思想潜流，凭借《五无论》（1907年），个人对秩序与团体都实现了大解脱；凭借《四惑论》（1908年），以理杀人的强权式公理也被“个我”的昂扬姿态取代；在此之后的思想溪流《齐物论释》（1910年）一举冲破了“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共同体优先”的原则。
沟口雄三通过梳理晚明至清末的思想史，为中国的“近代”找到了一个“公”的基调：“中国近代思想追其渊源，自一开始就是共同体式的。因此，是以社会主义式的，俄语即‘为人民主义牺牲’的要素为中核的。至少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特征[29]。”这是一个近乎寓言式的论断，不过，在章太炎的思想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打破寓言的思想姿态。它隐藏在佛家的彻悟中，若隐若现于流亡革命者的果敢形象，而终究只能寄身于章太炎的古奥言辞，与那些植根于古老文化中的伟大言说一样，只能寻求新的表达。
章太炎打破了流行的国家主义学说，主张“小我”高于“大我”，因政府与法律制度之“功能仍出于人”，本无“自性”。国之存废当由民决定，国家若禁止民之反抗权就是“以众暴寡”的不义之举[30]。
在“五无论”的理想中，章太炎也有对现实的妥协。比如在法律上，章氏有新法家的立场；在民族主义的层面，章氏有暂存国家以保人民的立场；而最为独特的妥协当属章氏在政治上的态度，他认为共和政体在当时只能算是最不差的一种选择：“若夫民族必有国家，国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体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取之矣。”既然是不得已而成的制度，就不得不附加上一些限制条件。
章太炎又提出“置四法节制”共和之国：第一要均分土地；第二要官办工场；第三要限制财富的继承；第四要解散议会。“斯四者行，则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31]，民权方能得以恢复。以“依自不依他”的“自性”概念，章太炎构建了一个打破一切公理的私的理念，由此而成为晚清思想界第一个否定“公理”的昂扬姿态。
章太炎用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佛教思想和庄子的齐物思想来对抗基督教、进化论等西方原理，他以及他所坚持的抵抗的原理使他成为革命史上的一根发条。这根发条逆转了人们头脑中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先进与落后的概念，并为中国革命杀出了一条血路：通过否定革命的某些特质来推进革命（革命亦无法改变人类的基本境况），更准确地说，章太炎看穿了“近代化”这一流行的救国命题的虚伪与欠缺。遗憾的是，他的盛大游行队伍只是小规模的荡气回肠，最终亦被他的同胞瓦解为令人生厌的散兵游勇，颇有些世缘深处佛缘断的味道。
古文学光荣的结局
1921年5月，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了章太炎。芥川始终以“先生”称呼太炎，为这位“王者之师”的雄辩所吸引，甚至忘记了抽烟。
先生的谈话始终没有离开“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他对芥川说，中国的政治正在堕落，腐败成风，比清末更甚，在学问、艺术方面也停滞不前。中国国民性偏爱中庸，甚于爱一时之激情，要识时务而后能定计划，不是什么学理或者学说可以成就的。在这位异域文学家眼中，章太炎有着令人惊讶的“寒冷”相貌，散发着古董的气味：
章炳麟先生的书房里，不知出自何种爱好，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这间放满书籍的房间，可是名副其实的彻骨寒冷[32]。
……他的相貌并不堂皇，皮色发黄，髭髯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头，看来好像生了瘤似的。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那双在上品无框的眼镜背后，总是冷然微笑的细眼。就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虽曾把先生监禁，却终于未敢杀害……章炳麟先生接连地摇着长指甲的手，滔滔然陈述他独特的议论，而我却只觉得心中寒冷[33]。
再来看鲁迅眼中的章太炎：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先生）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34]。
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这样写道：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做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35]。
革命之后，章太炎的个别言行确实是矛盾重重。不过鲁迅始终坚守沉默，未发一言，批评之声来自同为章氏弟子的周作人。在《谢本师》一文中，周氏对这位“出书斋而赴朝市”的老师提出批评，其实，所谓的批评亦是惊疑中带着敬佩：
我在东京新小川町《民报》社听章太炎师讲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先生初从上海西牢放出，避往日本，觉得光复一时不易成功，转而提倡国学，思假复古之事业，以寄革命之精神，其意甚悲，亦复可感。国学讲习会既于神田大成中学校开讲，我们几个人又请先生特别在家讲《说文》，我便在那里初次见到先生。《民报》时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读过无遗，先生讲书时像弥勒佛似的趺坐的姿势，微笑的脸，常带诙谐的口调，我至今也还都记得。对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贡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36]。
章太炎是第一批对清朝心死的文化人，甚至是第一个舍弃王朝近代化念头的改良派。他对所有成建制的社会规范都心存疑虑，骂光绪帝，骂立宪派，骂袁世凯，被民间称作“有学问的革命家”，被当局定为“乱党”“学阀”，两次被囚禁，数度被通缉，直到1918年之后，章太炎才斩断与政治的纽带，一心向学。美国学者傅乐诗因此把章太炎界定为“儒家思想体系崩溃的著名例子[37]”。日本学者普遍视章氏为“否定的思想家”，因注目过去而走向未来，遗憾的是深陷“国故”，被新的文化阵营抛弃了[38]。
章太炎虽具备钻石的硬度，却从未赢得钻石般的光芒。这既是他的缺陷，亦是他的特色。或许这正是他情愿选择的一种自身的形象：在终结一个时代的同时，又预言一个新的时代，而所谓预言，自然是一种未完工的伟大。在章氏之后开启新文化的胡适曾坦言，对于近人，最感谢的就是章太炎先生。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古文学在章太炎身上结束了，不过是个“大结束”，是个“很光荣的结局”：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这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么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书”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和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39]”。
终结古文学的章太炎在民国舍了著书讲学，做起了“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引来众多非议。再来看周作人的态度，他在1928年写下轰动一时的《谢本师》一文，对这位远离文坛的老夫子深表惋惜，而惋惜的理由竟然是章氏作为一个师者不再讲学：
平常与同学旧友谈起，有两三个熟悉先生近状的人对于先生多表示不满，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我也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之谓），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种意见固然不对，但这是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40]。
周作人坦言一生只认章先生这么一位“思想的导师”，自己只是“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并未语带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