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领导者用钱的手法，我们也能看出这个人能不能成大事。《史记》讲到霸王项羽时，说他舍不得钱财和官位，给部下封官的印都磨圆了，还不舍得授予。《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时，曹操说袁绍是“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还是舍命不舍财类型的。所以，当年曹操在即使远不如袁绍势力强大的时候就冷眼看他：真不知你在江湖上是怎么混出名堂来的。——人家是官二代嘛，四世三公，门多故吏。
《易经》中有句话叫“何以聚人？曰财”；《大学》中也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袁世凯在招人用人方面，确有一掷千金、礼贤下士的气度，堪称是大手笔。
从袁世凯对待段祺瑞和阮忠枢两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老袁笼络人才的手段。
袁世凯招兵买马、组建班底、训练新军之时，段祺瑞正好奉母命回家完婚。袁世凯早就听说段祺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一封电报打到段家，要他安心完婚，以慰父母之心。同时奉上礼银，以示对新婚的恭贺。段祺瑞心里对这位未来的上司感到热乎乎的，觉得自己遇上知音了。
新婚之后，段祺瑞未等假满，一颗心早已飞回军营，飞到袁大人身边。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他扛着行李卷儿到小站报到的时候，欢迎的人群中有个矮墩墩的人，别人告诉他，这位就是袁大人，老段不仅受宠若惊，简直是热泪盈眶了。
不要急，后面还有惊喜呢。段祺瑞安顿下来后，因为这里有许多武备学堂的同学，他便在天津城一家酒楼举行婚宴，酒足饭饱准备结账时，酒店老板告诉他，袁大人已经派人把单买了。
从此，段祺瑞铁了心了：老大，你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以后鞍前马后跟定你了。
晚清胡林翼在写给曾国荃的条幅中说成大事者要“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这“三如”，形容老袁也基本差不多。
袁世凯收服阮忠枢的手法，也与此相类似，只不过，里面有一小段花絮。
阮忠枢曾在李鸿章幕府混迹多年，文案才能自是超群，来到小站后，老袁也让他主掌文案。
有一天，阮忠枢与袁世凯闲谈，说起他在天津城认识了一个妓女小玉，两人感情非常好，并想纳小玉为妾。袁大人当场斥责了他。阮忠枢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再也不敢多想，老老实实地做他的工作了。
一段时间后，袁世凯说到天津城办事，让阮忠枢相陪。二人办完事后，穿街过巷，辗转来到一个院中，只见到处张灯结彩，红烛高烧，阮忠枢还以为是来吃喜酒的。他和袁世凯走进屋里时，下人高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扶出新娘来。直到把新娘扶到他眼前，他才明白，原来新郎是他自己，新娘就是自己喜欢的小玉。
这一切，原来是袁世凯派人安排的，秘密为小玉赎身，又在城内给安了家。
连泡妞都有人买单，而且是上级为下级买单！
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死心塌地地效忠，这辈子就交给他了。
袁世凯看到清军思想涣散，纪律松弛，因此在训练严格和纪律严明方面特别重视，对于违纪的官兵，对那些不忠于职守、不尽心做事、对自己阳奉阴违的人，自是严惩不贷。因此，有罚薪、记过、降职、军棍甚至砍头示众等处分。如果士兵有错，官长要负管束不严之责，而且对官长的惩处重于士兵。
也正是因为老袁的手段严苛，还惹来了一场风波。如果不是遇到贵人相助，他的练兵事业可能就此中断了。
小有波折
在当时中国，一个人想要痛快地施展自己的本领，成就一番事业，是相当难的。
因为不管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个毛病，一个人千万别做实事，只要你做了事，肯定会有差错和纰漏，有了差错，就会有人指责。结果就是做实事的人受罚，挑毛病的人升官。这大概就是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句话最直白的翻译就是：耍心眼儿的人能当官儿统治人，傻乎乎干活出苦力的人总是被收拾。
忠心谋国之人，还能够保全自身的，历史上真是太少太少了，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
就像《易经》中说的，只要你采取行动了，就会出现吉、凶、悔、吝四种可能的结果，而吉，只占了四分之一，所以古人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十之七八”，就是这个缘故。
传统中国的政治实际上也是如此，商鞅变法，国家富强了，他遭车裂了，人们在茶余饭后戏称他是“作法自毙”；汉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结果他被当替罪羊腰斩了；王安石变法，骂声不绝于耳；张居正变法，死后被鞭尸……其他的，杀其人而用其言的就更数不胜数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教训，在传统中国只要你想改变旧制，首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是费力不讨好，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
因为你要同整个旧体制、同整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抗衡，还要受不明真相的、你本来想为之谋福利的普通百姓的误解，甚至唾骂。
思想者独行，真的很孤独啊。
画坛鬼才黄永玉曾经说过，从政犹如踢足球，关键要有几个漂亮的进球，漂亮的射门，还要传几个好球，让别人也进球。只不过进球的过程中要避免踢人，还要防止被人踢。更要提防背后踢过来的脚。这一脚，可能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袁世凯率先进行的晚清军事变革，既要冲破旧体制，又要打破旧习惯，我们今天只看到了小站练兵的结果挺红火，却从来没考虑到组建新军的千辛万苦，也从来没真正想过新生事物在草创、问世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千难万阻。这一点，他足以与李鸿章并驾齐驱。李鸿章组建了新式海军，但陆军中的淮军仍然是旧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才真正拉开近代军事变革的大幕。
袁世凯训练新军刚有起色的时候，告状的奏本就送到了皇帝和太后的案头。
袁世凯毕竟还是年轻人，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政治上的弯弯绕。比如，清政府一直对汉人掌兵严加防范，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时，可以说是天天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练兵时要把满人塔齐布等人推出来，而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后，别人洋洋得意、居功自傲，他自己却吓得以最快的速度裁军，慢了都会被打小报告，说是“拥兵自重”“图谋不轨”。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为了生存和做事顺畅，处处要把满人总督官文排在前面，不惜屈身为官文的小老婆大张旗鼓地庆祝生日，让母亲认官文的小老婆为义女，成了自己的义妹，对小女子好话说尽，喜得她整日合不拢嘴，而后靠小女子吹枕边风和咬耳朵根子的力量，才换来了官文的政治合作，使湖北督抚之间的合作顺利天下闻名。袁世凯练兵，他的标准是选拔优秀人才，却忽略了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条件，没有以满族人为先。这个过硬的政治要件，在他的头脑中居然没有被考虑过，如果不是甲午兵败、清政府急于训练一支能打仗的军队的话，就凭这一点，他袁世凯立即就得被悄悄地“黑”掉：政治上太不成熟。
但这一条件还是被朝中的有心人给记了下来，虽然名义上的弹劾不是这个原因，但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原因。
袁世凯的练军模式，在神州大地尚属首次，许多方法在时人看来都不可理解。因此，小的矛盾和冲突便一桩接一桩。袁世凯的练兵不以满人为第一条件，在权贵看来，这不是组织自己的人马吗？而且，只要朝廷有新政策、新制度实施，尤其是施行初期，制度不完善，里面就有油水可捞。正如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条列风纪之要疏》所描绘的现象：“及至朝廷颁一令，则一令即为渔猎之媒；地方有一事，则一事即为科敛之籍。”这一现象在哪一朝代都有。如果从朝廷全力供给的新军身上卡油，那简直易如反掌；加上新兵入伍时托人的、找关系的，银子肯定是大大地有。这让许多人眼红，且都有心取而代之。恰好，小站发生了士兵强奸民女事件，满族人铁良意识到机会来了，立即弹劾袁世凯练兵不力、用人无方。
御史胡景桂在收集了众人的小报告之后，正式向朝廷奏本，说袁世凯虚糜军费，训练新军如同儿戏，肆意杀戮，不近人情，等等。这些都给袁世凯的热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使他的心拔凉拔凉的。他与结拜大哥徐世昌说是“心神恍忽，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
收到参劾的奏折后，兵部尚书荣禄前往查办。
荣禄，并不是传说中的顽固死硬分子，在晚清政坛上，他思想是蛮开明的。对于袁世凯，甚至对于后来的维新派，他其实是说过好话的。而他，又是完全能影响慈禧耳朵根子的人物。
荣禄大人到了小站，眼前一亮，犹如见到了传说中周亚夫治下的细柳营。小袁治军有方，井然有序，军纪严明，士气高昂。荣禄第一次在大清国的土地上，目睹自己治下的兵操练洋式战术，进退得法，堪称雄师劲旅，而且这些战术操典，都是自己这个国防部长前所未见的，于是大为惊叹，认为这才是真正懂军之人，当下起了爱才之心，便做出决定：此人必须保全。
荣禄回去奏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并用自己的人格作保：该人血性耐劳，为朝廷不可多得的人才。
荣禄的庇佑，让袁世凯安然度过了一次重大危机，这在袁世凯的一生中也算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机遇。有了慈禧身边的红人荣禄的支持，袁世凯得以专心练兵，再也没人嚼舌头根子了。
新军事业从此蒸蒸日上。
荣禄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这为后来维新变法时袁世凯坚定地站在荣禄一边，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1897年6月，袁世凯被补授直隶按察使，仍负责练兵事宜。
为了提高新军的知名度，袁世凯经常邀请西方军事人员来小站观操。那个时候如果有互联网，人气肯定刷刷地上升。
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来华时，眼中所见新建陆军的操练和演习令他对袁世凯及新军刮目相看。回国后写了《保华全书》，多次盛赞。
这样，袁世凯及其新建陆军，引起了西洋人的兴趣和关注。洋人都知道，大清国的袁世凯，有两下子，虽然年轻，却不可小视。乃至1900年八国联军进中国时，也没敢硬碰袁世凯的这支军队。
就在袁世凯刚躲过第一次危机，雄心勃勃、准备大有作为之际，一场巨大的危机向他袭来，那就是维新变法涉及的帝、后权力之争，需要所有官员重新“站队”。
变法前的形势
有人说，晚清中国的实权掌握在几个属羊的人手中：曾国藩，1811年生，属羊；李鸿章，1823年生，属羊；慈禧太后，1835年生，属羊；袁世凯，1859年生，属羊。
拿破仑有句名言：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远远胜过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
权力在属“羊”的人手中，所以清朝才任人宰割。
也有人说，清朝是被几个广东人折腾完的：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孙中山，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
不过，广东人思想开放、思维灵活是真的，清末变革确由广东人掀起和促成。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内舆论大哗，群情激愤，一场要求变法的浪潮席卷中国。晚清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发起者是两个书生：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
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正以举人身份入京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他们立即联合在京的1300多名举子上书光绪皇帝，内容是反对议和，迁都再战：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封书虽未被转上，却传遍了北京城。因为习惯上，举人上京考试，都是随着地方官署清报财务的交通工具赴京，所以把这次上书称为“公车上书”。
1895年五月初六，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三书终于辗转到达光绪案头，光绪读罢，为之动容。
此一时期，康有为多次上书，他也是在这一时期结识的袁世凯，因为别人不愿呈递康有为的上书，袁世凯还曾代递一次，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康有为人微言轻，守旧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康有为变法的呼声一时没有引起反响。康有为决定发起草根组织，从思想改造入手，1895年8月底，组织了强学会，开始创办报刊，制造舆论，积蓄力量。
当时袁世凯、徐世昌都捐款入了会，另外，封疆大吏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各捐银5000两。李鸿章也想捐款入会，康、梁因为他对日主和而拒绝。
知识分子的心思，还是单纯啊。变法派如果有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大人支持，不知会减少多少麻烦呢。国家又不是李鸿章说了算的，弱国无外交，李大人当时又有什么办法。如果没有最高领导的支持，他那样做早就脑袋搬家了。变法派拒绝了李鸿章，这也为他们埋下了与朝中重臣不和的种子。
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了年轻皇帝的神经；而康有为的上书，打动了光绪的心，他不甘做一个亡国之君，想有所作为。但是要变法，就要有乾纲独断的权力，而真正的大权又不在他手里。这样，康有为的变法呼声，把帝、后两党长期的矛盾和冲突推到了台前。
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关系非常微妙。
1861年咸丰帝死于热河行宫后，帝位传给了慈禧的独子、同治皇帝载淳。少年皇帝在1874年就驾崩了，没有留下子嗣，慈禧太后要立一个幼君以便继续控制朝中大权，便在皇室近支中选择了醇亲王的儿子、四岁的载湉为帝，就是光绪帝。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因此，慈禧太后既是光绪的伯母，又是姨母。慈禧让皇帝管她叫“亲爸爸”，以示自己家长权威的说一不二。光绪自幼便在慈禧的呵斥声中长大，二人之间，一直因为权力问题而存在着若隐若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