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开府地，岭表南来第一州。
明清时代成就了端州的璀璨光芒……
在七星岩风景区内水月宫正门前一棵大榕树下的黑色铁栅栏里，端坐着一对高大威猛、身姿矫健的石狮子。这对石狮一雄一雌，身长体阔，各蹲踞于底座之上，昂首挺胸，傲视前方，让人看了顿生威严之感。石狮通体呈铜绿色，连底座高约200厘米，长约160厘米，是用整块的红砂岩巨石雕刻而成的。石狮雕刻精细，毛发清晰可见，形态十分传神，尽管经历了45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双狮嘴部和前脚已有风化剥蚀的迹象，却依然栩栩如生，神态如故，真不愧是明代石刻艺术之精品。难怪海内外游客每行至此，无不驻足围观，在一番惊叹之后，还要争相与之合影留念。
显然，这对石狮并不是水月宫的守护神。因为狮头与水月宫的正门之间还隔着一条近五米宽的过道，更为重要的是水月宫正门两侧已有一对守门小石狮。那么，这对大石狮从何而来？为什么被安置在这里？它们经历的沧桑岁月里又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发现这对大石狮还真不简单，因为它们牵扯出了端州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往事——督府驻端州。
督府，指的是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两广总督府，自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的182年间，基本设于肇庆府城（今端州区城中路肇庆市政府）内。两广总督是管辖广东、广西两省行政、军事、司法等事务的最高长官，其办公衙门称为总督府。
这对大石狮正是肇庆两广总督府正门前的守门石狮，雕刻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距今整整450个春秋，1965年才被移至七星岩水月宫旁。昔日豪华而威严的两广总督府衙早已被历史长河中的风浪打得灰飞烟灭，而这对饱经沧桑的大石狮却有幸保存至今，成为两广总督府兴衰存亡的唯一见证者。
两广总督府长期设在端州，是端州的一件历史盛事，对端州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就让我们借用这对大石狮的眼睛，去探寻“督府驻端州”这段至今仍令端州人倍感自豪的辉煌历史吧！
两广总督府的驻地最初并不在端州，而是在端州以西300多公里的广西梧州。明景泰年间，广西浔州、梧州一带的瑶民作乱，侵及邻省广东。广西总兵（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和广东总兵因缺乏统一指挥而相互推诿，镇压不力。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于谦大怒，将二总兵撤换，命朝中重臣王翱以左都御史的身份前往广西总督两广军务，统领两广军队，专门负责平乱。此为两广总督设立之始。当时，两广总督并不常设，也无固定驻地。至明成化年间，韩雍平定大藤峡瑶乱之后，朝廷命其担任两广总督兼巡抚，并在广西梧州创建总督府，以便坐镇梧州，抚治两广。这样，两广总督成为定制，而梧州则成为总督府的固定驻地。这也标志着明清时期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制——总督制度——的正式形成。
两广总督府设在广西梧州大概持续了95年。明嘉靖四十三年，新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吴桂芳就把总督府从梧州迁到了广东肇庆。吴桂芳为什么要把总督府从梧州迁往肇庆呢？对此，万历《肇庆府志》、雍正《广东通志》等史籍的记载较为简单。我们综合《明实录》等其他史籍，发现这里面的原因颇为复杂，涉及两广军事形势的变化、肇庆的历史地理优势甚至吴桂芳的个人情愫等诸多因素。
两广总督府之所以最初设在梧州，主要因当时两广军事防务的重点是在瑶乱频发的广西，朝廷的当务之急是要镇压广西境内的瑶族、壮族人民的反抗，防止浔州、梧州二府的反叛势力进入广东的雷（州）、廉（州）、高（州）、肇（庆）地区。梧州地处广西境内，虽与广东相邻，然而离广东的省会广州有千里之遥，距粤东的潮州、惠州二府更远达两千余里。两广总督处理广西的事务非常方便，但对于广东的事务只能遥制。所以，韩雍在开府梧州之后，又在肇庆设立两广总督的行台，后来广州亦有总督行台之设，以便于总督往来巡视，控制广东。
自嘉靖中期以来，两广的防务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广西的瑶乱经成化以来的大规模征剿声势日弱，而广东境内（特别是粤北、粤东及琼州府）的瑶乱、黎乱、山贼、海寇等此起彼伏，日益猖獗，两广总督的防务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广东。尤其是嘉靖后期，浙闽沿海一带的倭寇在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打击下纷纷逃向粤东潮、惠二府。这些倭寇动辄数万人，往往与当地的山贼、海盗相互勾结。他们攻占县城，烧毁民宅，杀戮官民，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广东的防务形势更加严峻，成为两广总督的燃眉之急。当时的两广总督张臬就是因为没能处理好粤东的防务问题而被劾罢官。
张臬被劾罢官后，朝廷任命吴桂芳为两广总督。由于军情紧急，吴桂芳抵任后在梧州仅待了20天，便率属官沿西江顺流东下，经肇庆、广州前往潮、惠二府指挥讨倭平贼的战事。在讨倭平贼的过程中，吴桂芳深刻地体会到，总督府远在广西梧州，与当前两广军事防务广东重于广西的形势不相协调。于是，吴桂芳决定把总督府东移至广东肇庆。
吴桂芳之所以把肇庆作为两广总督的新驻地，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肇庆“襟五岭，带三江，绾两粤咽喉，为东南扼要之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当时两广防务的新形势要求两广总督将防务的重点放在广东，但同时要兼顾广西。肇庆在广东西部，地处西江中游，顺流而下可直抵省会广州，逆流而上可直达广西梧州，正好符合两广防务新形势的要求。其二，总督府在移驻肇庆之前，肇庆一直是两广总督府的行台所在，两广总督常在夏季移驻肇庆行台办公，名为避暑，实为坐镇肇庆，以加强对广东的控制。因此，肇庆作为两广总督的驻地有着良好的历史及政治基础。此外，吴桂芳早年曾以广东参政身份分守岭西道，常驻肇庆，期间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尤其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深受肇庆官民拥戴。吴桂芳任两广总督后重回端州时，全城百姓一听到消息，无不兴高采烈，载歌载舞，出城外数十里相迎。可见吴桂芳受端州民众爱戴的程度之深。曾在肇庆为官，对肇庆既熟悉又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这对于吴桂芳决定将总督府迁到肇庆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据明崇祯《肇庆府志》记载，两广总督府位于肇庆府城东门内，原为元代廉访司旧址。明洪武初改为按察分司，后改为岭南道，弘治中改为察院，嘉靖十五年（1536）改为抚按行台，于行台西旧府学空地建燕室，外建三司厅、把总厅及赏功所，是为总督行台衙署。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桂芳把总督府迁到肇庆之时，正处广东军情吃紧之际，无力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像梧州总府那样雄伟壮观的总督衙门，而是因陋就简，在原有总督行台衙署基础上，改建正堂五间、穿廊一间、后堂五间，左右各建耳房，堂西衙二列各五间。同时请石匠雕刻了前面提到的那对石狮，置于府衙正门两侧。总督府的规制较为简陋，远比不上梧州的旧总督府。如此简陋的府衙显然与作为镇守两广的总督地位是不相称的。当时吴桂芳也意识到，如此规制“非所以重军旅、肃夷夏之具瞻也”，想等平定广东的倭寇、山贼之后进行重建。然而，当两年后海盗、山寇初定，吴桂芳正提议扩修总督府之际，朝廷一纸调令，将他调往南京，担任兵部侍郎。吴桂芳随即离粤北上赴任，扩建总督府的计划就此搁置。好在吴桂芳的继任者们终将其未竟之业逐步完成。
明隆庆末万历初，两广总督李迁、凌云翼相继在总督府衙里新建了谷阴亭、广益堂、大观楼、读书楼、仪门等建筑及坐营司、赏功所、中军厅、医药局等场所。明万历八年（1580），总督刘尧诲又大规模重建总督府衙。新的总督府“堂寑、门庭、廊庑、轩墀之属，高耸深，弘敞壮丽，巍然为一方巨制……俨然与苍梧旧镇角立而峙”。至此，肇庆总督府衙亦巍然壮观，足与梧州旧总督府相媲美，与总督的地位亦相称。
明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继而清军入主中原。但远在帝国南部边陲的两广总督并未随之而亡，而是依附南明政权续存了八年，且成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的支柱力量。清顺治三年（1646），明桂王朱由榔正是在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的拥立下，在肇庆的丽谯楼登基称帝，建立永历政权的。端州因此一度成为永历政权的首府。在永历政权控制肇庆的数年间，两广总督成为抵抗清军的重要力量，时常提兵在外。然而，永历小朝廷因内部争权夺利而日趋腐朽，而南下的清军日益增多，很快，广州、肇庆等地相继落入清军之手，两广总督杜永和逃往琼州（今海南岛）。清顺治九年（1652），清军攻克琼州，杜永和降清。至此，明代两广总督寿终正寝。
清承明制，也设立两广总督作为统治两广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清初，两广总督曾两次短暂分置为广东总督和广西总督，总督府的驻地也曾迁往梧州和广州，但合并后均迁回肇庆。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两广总督策楞将总督府从肇庆迁往广州，才结束了总督府常驻肇庆的历史。肇庆又降格为总督行台。
乾隆以后，粤西地方日趋安宁，总督西巡肇庆的机会越来越少，肇庆总督行台遂日益衰败。因长期无人居住，总督行台的堂室等建筑逐渐朽坏而无人修葺，数十年后竟然全部倾圮。至道光初年，两广总督阮元曾在总督行台旧址重建行台。然而，鸦片战争之后，国势日衰，两广总督疲于应付外患，难得莅临端州，总督行台又日趋衰败，直至倾圮殆尽。现在，肇庆两广总督行台旧址已成为城中路49号——肇庆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除了这块永远搬不走的旧址外，两广总督府衙建筑实物幸存至今的唯有昔日高踞雄坐于府衙门前的那对石狮子，现在作为市级保护文物，露天存放在七星岩风景区内水月宫前，供游客观赏。
两广总督府长期设在端州，开创了端州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因为两广总督总领广东、广西两省文武之政，是两广的政治、军事权力中心。作为两广总督府驻地的端州自然就成了两广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地位已在省城广州之上。这在端州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对端州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端州成为两广总督府驻地之后，其政治地位和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两广的藩臬大僚及将官不时要来肇庆请示汇报，两广重大的官方庆典活动也多在肇庆举行，总督们散居于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及文人墨客等亦不时来肇庆相会，肇庆因此人气大增，闻名于世。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受朝廷委托，还直接管辖着西洋、南洋各国与中国的商贸和外交。因此，南洋、西洋各国来华商人和外交使节，亦纷纷来到肇庆。被誉为“勾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也选择肇庆作为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站。这样，肇庆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有了特殊的地位，“肇庆”一词在他们的言谈、书信和著作中频频出现，并随着这些书信和著作在西方世界的出版、传播而走向世界。
两广总督府驻肇庆期间，总督控制的财力、物力等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两广各地输往肇庆，从而大大促进了肇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如明万历初，总督殷正茂在肇庆府城附近的西江边建立造船厂，大量建造海洋战舰，肇庆从此有了大型的造船工业。总督凌云翼在肇庆府城南门外设立黄江税厂，表明肇庆已成为沟通粤西山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水运交通的中心。至清代康、乾时期，肇庆更加繁盛：
那时商业之交通，亲朋之酬酢，莫不以肇庆为中心，彼此往来，全持帆船，以故夹岸下碇，帆樯如织，而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者辄数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
两广总督驻肇庆期间，总督们通过经费资助、修建书院、督课学业、厚待文士等各种方式，推动了肇庆教育事业的发展。如首任常驻肇庆的两广提督吴桂芳，对肇庆文教事业的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他筹集经费，主持修葺肇庆学宫，修建尊经阁，创建仰湖书院。此外，他还亲自讲学，一有闲暇，就召集肇庆府学的生员到总督府里听其讲学。清代两广总督对肇庆文教的支持力度更大，致使肇庆书院众多，经费充足，名师云集，盛况空前。其中今肇庆中学的前身——端溪书院，一度成为两广规模最大的省级书院。
两广总督府驻肇庆期间，两广总督为改善肇庆的水陆交通做了大量工作。嘉靖末年，提督吴桂芳为确保西江航道的畅通，曾在长达120里的西江两岸开山伐木，立营十所，设兵驻守，为西江航道的过往旅客保驾护航。在清代，两广总督在西江沿岸的城镇及悦城、马墟、绿水、江浦等重要渡口，以及地形险要之处都设立汛兵，配备兵船，巡逻防护。在陆路方面，两广总督则通过开辟新的驿道、维护驿道安全等方式改善肇庆的陆上交通。肇庆的城市建设也因其为两广总督府的常驻地而得到了很大提升。规模宏大的两广总督府衙署的建设，城内学校、庙宇和城外周边的祠堂、塔亭等大量文化教育类建筑的修建，以及城区防洪、排水系统、城墙和护城河的修缮，街道的拓宽，市容环境的整治等，都与两广总督的长期驻端州是分不开的。到明代万历中期，肇庆已发展成粤西重镇，城市规模十分壮观，被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称赞不已，认为是“中国南部最清秀最清洁的一个城市”。
更为重要的是，两广总督府常驻端州期间，历任总督及其僚属为端州创造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如吴桂芳创建了仰湖书院，陈大科建有庆云书院，清代总督石琳复建星岩书院，赵宏灿重建天章书院。存留至今的不少祠、楼、塔、亭、观等众多文化设施和场馆也多出自他们之手。如阅江楼是明崇祯年间总督张镜心建的，七星岩水月宫是总督熊文灿重建的，屏风岩上的三仙观为明万历年间总督刘继文所修，西江边上的崇禧塔为知府王泮所修。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七星岩摩崖石刻群，也是在两广总督常驻端州的明清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规模的。
督府驻端州，这段风光无限的历史，值得每位端州人自豪、怀念！
（刘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