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反腐，必先控权——控制和制约权力。有的官不大权力却很大。小权力拿小钱，大权力捞大钱；小本事锅里捞，大能耐海底捞。而对权力的制衡制约，仅仅“检查”、“监督”是远远不够的。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反腐防腐的“三清”之中，政治清明是根本，政府清廉是主干，干部清正是枝叶；而政治之清明，有赖于改革，有赖于对权力制度的真正的改革。
腐败如果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不思改革，“权权相护”、“官官相帮”，甚至对腐败分子也掖着护着，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不顾“亡党亡国”，只顾“你爽我爽”，甚至“腐败互救”，百姓极为痛恨，有段子为证：
朴实的二叔生活在农村，以种地为生。一日，有人和他开玩笑：如果县长和乡长同时掉河里，你身边只有一块石头，你砸哪个？二叔：嘿，哪有那好事？继续问：假如呢？二叔：他娘的，谁救他俩，我就砸死谁！
对准基础病灶
反腐防腐，依然是2013年“两会”热点。《羊城晚报》报道说，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首度披露：“表哥”杨达才受贿问题不是出在安监局长的位置上，而杨达才的腐败不能说整个安监系统腐败严重；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视察河南义昌大桥事故时当场“流泪”，内情是眼睛有毛病，经常要擦拭……
安监系统这“哭笑不得”的新闻，原来有着这样的内情，今天看了同样感觉“哭笑不得”——这些信息为什么不及早披露，一定要等到了两会上才拿出来“说道说道”？
信息披露不及时不迅速，是反腐防腐工作中的一大忌讳。相比于信息披露这样的“小问题”，反腐立法则是一个“大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到，“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五年的立法重点。与之配套的是，国家机关组织运行法治化，也就是约束公权力方面的法律，如规范国家机构组织职能、运行程序、监督机制等，也是今后五年立法的主要内容。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这时，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已过去了整整14年。
反腐防腐和人大职责有很大关系，人大负有历史使命和法律使命，责无旁贷。
反腐防腐光打“强心针”是没有用的，而最需要对准基础性的病灶，进行根子上的治疗，就像对付癌症，该放疗就放疗，该开刀就开刀。
在当前的反腐工作中，呈现出三个突出形态：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三是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这背后，关键就是一个“权”字——它就是病灶的“根据地”。
比“反腐立法”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制衡权力”；对准基础性病灶，就是要对准“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关进制度的笼子，关进法治的笼子，决不能让一个权力无恶不作的时代到来。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权力生成之后，如果没有制衡，那么光靠“监督”是不行的。谈到监督存在的问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不客气地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显然，有效监督很重要，群众、媒体监督官员、政府，这条路子一定要畅通；而无效监督犹如涂在皮肤表面的紫药水。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反腐防腐的“三清”目标，而在我看来，这三个“清”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清”，就是“权力清澈”——要让权力变得清澈透亮，该拥有的权力就清清楚楚地让你拥有，不该享用的权力就明明白白不让你享用。也只有清澈透亮如同阳光的权力，才不会滋生腐败。
输光了的光山
没有办法，真是落后。
远比嫌犯闵应军发疯杀人可恶的，是当地政府的封锁消息冷漠应对。
2012年12月14日上午，河南省光山县一小学发生惨案，一男子持菜刀砍伤22名学生。惊人巧合的是，类似悲剧同一天发生在地球另一侧的美国，一男子闯入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杀20名孩子和6名校方人员，最后饮弹自尽。
在美国，奥巴马垂泪，降半旗致哀；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5日的《新闻联播》中，以头条播报相关新闻。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河南光山县领导对这么大的事件，干的就是遮蔽信息、捂上盖子。新华社报道说：光山县“单方告知15日的新闻发布会取消，并开始封锁消息”，“截至15日晚的两天内，光山县委县政府集体失声”。
然而微博已是广泛传播，失声“鸵鸟”露出了它那撅起的丑陋屁股。非常可恨的是，县教育局、县委县政府那些“公仆”、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的表现：
县教育局一名自称“普通工作人员”，后被证实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值班领导告诉记者，“领导都下乡检查去了”，而他自己竟然在玩电脑游戏！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见到记者，说“领导不在”，后借故离开，一去不返，留下记者在办公楼内空等近2个小时！记者向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电话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该负责人说：“讨论这有啥意义，先吃饭！”在出事的文殊乡陈棚村，村委会冷冷清清，只有一名妇女待着，自称“不是村干部，只是过来帮忙”；记者电话联系一名周姓村干部，他竟称“在外有点私事，不在家，也不知情”。
这就是输光了的光山！光山县是个贫困县，但是它的办公楼却光鲜气派，俨然成了“鸵鸟之窝”，“鸵鸟们”平常潇洒藏身其中，关键时刻则遁迹于无形。一直以来，使用各种手段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确实是许多官员应对天灾人祸的“标准模式”。这是如何的官场之恶？！
英国著名思想家大卫·休谟，深刻洞察人性恶，他认为人性大都是自私、贪婪、嫉妒、野心勃勃的，喜欢统治和奴役别人，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人性之上。所以，创建一个政治制度的人性前提，不是假定“人人是君子”，而是假定每个人都是无赖；人性一旦与权力发生关系，这个假定则绝对必要。如今，在一个叫光山县的豪华办公楼里，在那些官员的集体失声中，我们清晰地看见了“无赖”做派。
如何对付、控制这样的“无赖”？休谟在他的政治论文中，早已深刻揭示：“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成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见商务印书馆《休谟政治论文选》第27页）
无论在哪里，比疯子杀人更可怕的是病夫治国、庸才理政。这个河南光山县，就是明证。
机构改革最重要的是约束权力
国务院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揭开帷幕：不再保留铁道部；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组国家能源局，重组海洋局……
毫无疑问，这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撤销铁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来管理，承担的是铁道部的行政职责；同时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铁路部门长期以来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今后就不太行得通了。对于铁道部被撤，现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很开明，他对媒体明确说：完全赞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自己当不当铁道部长“没有关系”。
铁道部变成“前铁道部”，这是历史的必然。铁道部的撤并，本来有可能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时提交审议，但当时是腐败分子刘志军把持铁道部，他这个“一把手”强势得很，撤并的事儿就没戏了。刘志军一定会是誓死“保卫”铁道部的，因为他拥有铁道部至高无上的权力，“门一关，家天下”，腐败的肥水怎么可以流入外人田。后来，他倒台了，反腐败取得了重大胜利；随着刘的落马，原先那种政企不分、权钱不分的“铁道王国”的体制，终究是要宣告“寿终正寝”了。
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是滋生腐败的根源；政府各类机构一直偏多，该精简的部门长时间精简不了。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不仅仅是减少一些组成部门，还试图把改革着力点放在政府职能转变上，努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
像刘志军这样的腐败案件，反映出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关进笼子”的问题。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权力寻租。权力不被约束，那么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几乎是一马平川。而寻租的“成本”，都是老百姓、纳税人支付的。
“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体制，就是要求政府机构少、管的事情少、官员公务员少。但是，在权力不受制衡制约的情况下，作为权力实现者的行政机构及其人员，膨胀是一个必然趋势。机构膨胀，于是通过改革而有所精简，但过不久又膨胀回去，这就是“膨胀、改革、精简、再膨胀，再改革、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
行政机构的无序膨胀，需要纳税人的税款来支撑，必然会加大税负，这在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其潜在的危险性，那就是“革命”二字。当年在法国，卖官鬻爵盛行；政府无节制地增加收入，不仅侵害个人权利，而且分化社会、窒息自由；各种新冒出来的机构，只参与盘剥和瓜分收入，却没有提供有效服务……如此这般，播下“革命”的火种也就不奇怪了。由此也可见，唯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必由之路。
机构改革，无论是实行“少而大”的大部制，还是实行“多而小”的小部制，最重要的都是约束权力。权力如果不加约束，一个“大部”完全可以发展到“大而无当”，大到像发改委那样大，那么就背离改革的初衷了。
改革没有旁观者
这是2013年全国“两会”授权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创新驱动发展力度。习近平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在我看来，“协同推进”可不仅仅是条条块块的协同推进，很重要的是上上下下的协同推进。
改革不仅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它是全民全体的事，大事。领导人倡导改革，公众要响应，大家要呼应，改革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不容许大家袖手旁观。
没有改革，何来发展？我们都明白，“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给国家带来了进步与崛起，给大家带来了发展和幸福。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你、我、他，现在还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到了今天，在改革进入艰难的深水区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为改革助力，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改革非常艰难。对于改革的主导者来说，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必须坚定信心，必须下定决心，要排除万难，最终取得胜利。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清晰地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是的，我们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促进开放，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政治领域的改革，我们没有理由旁观。
改革没有旁观者，改革不能有旁观者，最艰难的改革最需要全体公民的支持与参与。在“深水区”的改革，你是顺改革的潮流促进改革，还是成为改革的逆流，阻挡改革的飞舟？这“水”中的改革，每一个“水分子”，都应该成为推动改革之舟前进的动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积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改革如果仅仅是“好一刨花儿”，人民一定是不满意、不满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约束权力，决不能让权力肆意横行、无恶不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切实保证公民权利。
政治领域的改革，大抵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政治理想，这是最高层次；二是政治制度，这是核心内容；三是行政体制，这关乎行政权力运行，比如“大部制”改革；四是政治技能，这是具象层面的内容，当然也包括政治智慧。每个层面的改革推进，都相互牵连，都很不容易，都需要最广大的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改革要有主导者，但改革没有旁观者——改革需要上上下下的协同推进，需要的是参与者和支持者。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地说，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告诉我们的那句话：“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至少我们可以为改革举旗，为改革呐喊，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改革”与“文革”
如果要问我个人的“理想中国”是什么，那我一定会清晰地回答：拥有民主、自由、博爱、人权，拥有公平、平等、公正、正义，拥有改革、开放、发展、共富，拥有和平、和谐、慈悲、宽容……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