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改革的中国”，而绝不要“文革的中国”！
2012年全国“两会”刚刚落幕，一个共识日渐清晰：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都市快报》为此采访了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请他们畅谈各自所认识的开放改革、所憧憬的理想中国。
叶青代表说：改革的动力在于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对善良美好社会的向往；而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周晓光代表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人们对于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而阻力来自因制度缺陷造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愿让渡既得权益……
赵林中代表说：理想中的中国应该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公平和谐，人民幸福富裕，官员清正廉洁。李立新委员说：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应该是老百姓的生活要比今天更有保障、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国家强大的同时，一定要能给百姓幸福和希望……
这“理想中国”的一切，要靠什么才能实现？答案是：改革，只有改革！前进，只能前进！
“改革”与“文革”，虽一字之差，却是霄壤之别。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没有谁愿意吃“文革”的二茬苦、受“文革”的二遍罪。任何一个脑子清醒的人，都不会认为“文革”的十年浩劫属于“理想的中国”。避免“文革”惨剧的重演，恰是当今中国人的重任大责。可是，你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中国，却有太多的“愚氓”在怀念“文革”，把“文革”简直描写成“人间天堂”。
面对此般情势，我最想表达的是：拨乱反正，首先要在思想界进行；思想界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进行——领导干部思想的腐朽是最危险的腐朽，领导干部思想的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
此时此刻，我真心期待：我们未来的“理想中国”，能让全世界都“羡慕嫉妒”但“不恨”！为了实现美好的“国家的理想”和“理想的国家”，我们必须顺应大势、走上大道，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让我们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为浙江“钱塘潮”所题写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一切前路，都是靠改革闯出来的
完成国家领导人的换届选举，2013年的两会降下帷幕。此刻，我的最大期望是，新的领导集体，能够带领全体公民，开拓创新，开启改革新希望。
一切前路，都是要靠改革闯出来的。否则，就不会有出路，什么路都是死路。没有改革，“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改革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开拓，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改革要敢于涉险滩。
有些直接而重大的改革，在本次两会上就解决了，比如撤销铁道部，就是实行政企分开的非一般的改革，可谓举世瞩目、让人称道。
还记得“发改委”的全称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不能忘了这里的“改革”二字啊！以改革为己任的单位，就应该带头改革。只有真正的改革，才有真正的发展。我们可以“边改革边发展”，不能“边发展边污染”。发改委自己也要转变职能，从一个角度看，就得减少微观管理——市场能管的，你就不要管，不要成天沉醉于审批审批审批；市场管不了的，市场无法管的，你就得管，尽管没有好处，也要认认真真地去管好。
有人会随口说一句话——“改革是找死”。必须清晰地看到“改革是找死”这句话之大谬。不改革才是等死、找死。
改革不能“孤掌难鸣”。改革就要琴瑟和鸣、全员共鸣。
改革当然是很难的。因为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当然，这刀是手术刀，这肉是溃烂之肉，至少是肥厚得没有样子的赘肉。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疼痛，坚决割掉“烂肉”利益、“赘肉”利益。伴随着30多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新的、系统性的利益格局，产生了很多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的障碍——毋庸讳言，这其中有很大的政府利益格局，例如，过多的行政审批，就涉及部门的利益；污染严重、产能落后却淘汰不了，就涉及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改革，就是要革掉这些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为权力中人谋利益的机制。
改革，要“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要上重宪法、下重民生。宪法是最大的“顶层设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把我国宪法一条条落到实处，就是让百姓幸福一项项得到兑现。落实宪法，就等于获得幸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尊重宪法，那么眼下一定要改掉劳教制度。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最高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张本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劳教改革的相关措施很快会出台，会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至于改革的方式是停止使用、修订完善，还是全面废除，张本才没有谈到具体的司法改革方案。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则在时隔十年之后，再“轰”劳教，强调“限制人身自由必须遵守宪法”。他直指劳教的制度之弊：“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就应该走审判程序。但劳教没有审判程序、没有辩护和回避制度。决定劳动教养的人，按理是由公安、教育、劳动部门组成，但实际主要由公安决定，无法做到回避。”代表委员履职，就要有这样的为改革呐喊的勇气。
改掉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是大众期待，不要再拖了。
改革可以谋定而后动，而不能“谋定而不动”。
任何改革，都不能老是“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加大民生投入，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选项。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老百姓的生活充满阳光、尊严、幸福和希望”，这样的“中国梦”，都需要通过切切实实、扎扎实实的改革再改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不触动根本利益的改革是伪改革
北京要开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一揽子改革了。一段时间来，京城市民出行打车难，而出租车司机则是赚钱难，这对矛盾已然成为北京的“城市病”。这次北京市的改革，让固化的经营权流动起来，由无期改为有期，经营权不再是终身制、铁饭碗；而且此次价格调整，政府禁止企业涨份子钱，要让利益真正掉入出租车司机的腰包。
各地的城市出租车，几乎都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通病：公司化经营，“份子钱”沉重，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大头被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拿走，最辛苦的一线司机收入少得可怜。这背后有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从大集体、国营化演变而来的制度安排，使计划经济、权力经济的影子很难彻底脱光。
北京一位作家曾说：“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是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作家对的哥的感慨发出感慨：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
出租车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很有市场，每天每个城市多少人在焦急地等车！正规的出租车运行有问题，成了打车难，大量的黑车就应运而生，有的城市黑车占到三分之一。北京同样存在很多黑出租车，市场有需求是明摆着的。但自1993年至今整整20年，北京市出租车数量竟然一直没变！出租车公司长期垄断经营权，以坐收份子钱为第一要务。这些严重的问题，都需要真正的利益改革予以改变。
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是不放开个体出租车经营许可的。3月份我去了一趟台湾，对台湾计程车打车叫车之方便，感触很深。台湾出租车管理运行模式跟大陆大不一样。我有意识地与一位司机聊他所从事的行当，大致明白他们的管理方式，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一个“个体户”的干活。新司机需要挂靠合作社、车行或公司，开满五年后可以申请个人执照，对于个人执照要求较高较严，比如要看你是否有不良记录的情况等。至于挂靠性质的计程车，每月也只需缴纳一点“毛毛雨”般的管理费。
出租车是“个体性”最强的行当，为什么不放开个体出租车经营许可权？由此也可见改革之难，可见“利益再调整”之难。
真正的出租车行业改革，一定是要触动各种权力利益的。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改革是伪改革，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不触动根本利益的改革都是耍流氓。
申报第一步公开第一步
谁需要将自家财产向公众“老实交代”？官员。这是民主政体中的国际惯例。一个追求民主政治进步的国度，就不能放弃这种监督手段。在新疆阿勒泰，55位副县级干部首次“财产申报”，分为公开与秘密两块，公开部分网上公示。
尽管没有一人在“收礼”方面填报比“零”大一点的数字，可整个制度行为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部分申报数据公开所迈出的第一步。官员早先的“收入申报”与这回的“财产申报”，是不同的概念；内部填报与对外公开，各是一回事；当然，真实申报与部分瞒报，亦有很大区别。
我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之规定，早在1995年就出台了，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干部本人年度收入内部申报”，一纸表格就可“搞定”，填了交上去就完事了。这么多年来，你听说过官员因“收入申报”而露出马脚、被查下马的吗？这种“收入申报”，并不涉及家中实际财产是多是少，也不将数字公开而接受公众监督，所以只属于“自娱自乐”的范畴。
贪腐的官员，肯定不喜欢“如实申报全部家庭财产”。你瞧，我国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就没有如实申报巨额财产。谁都明白一个官儿的“收支账”并不难算，也晓得财产“超额部分来历不明”意味着什么。一些地方官，对GDP之类的数字喜欢“注水”予以扩大，因为这个“注水肉”是“卖”给上头的，并且很容易因此“数字出官”；可对于自个儿收入与家财的“数字”，只会往“缩水”方向努力，所以对于“收礼”即使有也不会写。这里两个相反的方向，都说明了对官员监督管理之难。
有学者清晰地指出：实践证明清官反腐行不通，重典惩腐行不通，运动反腐行不通，要靠制度反腐，“如果制度不科学，反腐也不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相比于惩治腐败体系，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更不容易。在操作层面，惩治是个体突破，而预防是整体上要突破。至于官员申报财产，当然两方面意义都有——或查已有之腐，只要从中发现线索；或防将有之败，要让官员不敢伸手。如果财产申报制度止于“自说自话”的填报、“若隐若现”的公开、“不了了之”的查办，那么，这个制度就有缺陷，依然无法真正反腐防腐。所以，有了“第一步”之后，还需第二步、第三步……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权力永远意味着责任和危险。”这是对权力的真理性认识。可是，有些权力中人已经习惯于让权力意味着攫取与安全、享受与舒服；所以，制度性的“危险供给”对权力官员来说是必须的。那么，这就得看是否真有贪官因财产申报而落马，是否真使官员因害怕申报而求廉。否则，就难以带来最大面积的清廉之晴空。
一步一步来
从2012年8月1日起，江苏淮安将对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的财产，而不仅仅是公示一个名字、一份简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
干部财产的公示，不仅仅是公众的普遍要求，而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偌大的中国，那么多干部，目前如果想“一刀切”、统统都公示财产，这还真不现实。那么就一步一步来，让有些地方先施行起来。
淮安要搞的财产公示，主要包括：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及其他需要说明的财产情况。而财产公示的内容只在内网公示，暂不对公众公开。这是有限的进步。但无论如何，“在内网公示”也比一点都不公示要好。在镇江市丹徒区，五年前就开始建立申报制度，他们打算，最快在今年年底网上公示，外界也可以看得到。是的，既然可以在内网公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向公众公示呢？
大凡心中有鬼，才不愿意公示。腐败的获取、灰色的收入弄多了，自然就不想不愿公示了。
这里必须看清楚两个概念：“财产申报”与“财产公示”，这两者基本上是两回事。“财产申报”早就有了，完全是内部循环，它如同一根“老油条”，每年形式主义地填一张表格交上去，反正也没人细看细管。“财产公示”则大不同，那是要给公众看的，换句话说，那可是给“眼睛雪亮”的群众看的，你只想形式主义地填个数字给老百姓看，那可不容易蒙混过关。
公示的本质是监督监管。没有公示，就没有公众的监督；没有公众的监督，在内部循环的所谓“申报”就没有多少意义。
不要忽视公示、公开的力量。这从河北馆陶县29岁的代县长闫宁身上看得很清楚：未到而立之年的闫宁，三年里获四次升迁；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曾经当过永年县府办副主任、县供电局局长，近亲中有两个厅级干部、三个县级干部。这个新任代县长29岁的年龄一公开，公众和舆论就哗然了。搞笑的是，当地政府有关人员称新任代县长的简历是机密，不便公开，而且由于电脑故障已找不到其任职记录。这样的遮遮掩掩，让公众更加愤怒，质疑声更为强烈。最终，这个代县长只得“因健康原因”向组织部门提出辞职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