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这个时候，诺斯特罗莫来这个国家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足以让米切尔船长敢夸耀自己慧眼识人的极高价值。显然，诺斯特罗莫是个极具价值的下属，有他这样的下属值得自夸。米切尔船长对自己慧眼识人的本领很自豪——他这样自豪，并非是自私的目的——他的自豪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天真的癖好，他总是夸口说，“把我的搬运工监工借给你”。这样，诺斯特罗莫很快就与苏拉科的所有欧洲人建立了私交，变成了一个大勤杂工——他被视为一个能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天才。
“这个小伙子全身心地为我做事！”米切尔船长肯定地说；或许没有人能解释他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但只需看看他俩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怀疑其正确性。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他就是为人刻薄、古怪的蒙汉姆医生——不知何故，他总是用那短促的、绝望的笑声表达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蒙汉姆医生从来不浪费笑声或言辞。他默不作声的时候最可爱。人们最怕他张嘴说蔑视人的话。只有古尔德夫人能约束他，不让他胡言乱语；即使面对她，医生有一次仍然说（当时的话题不是诺斯特罗莫，而且医生说话的腔调很文雅），“把别人想得比自己还好，这太不合情理了”。
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赶紧切换了话题。有不少关于这位英国医生的奇怪传说。许多年前，当时古兹曼·本托还在台上，医生卷入了政治纠纷，传言说他参与了一次政变，但政变中出了叛徒，结果像人们说的那样，政变被血腥镇压。事后，他的头发变灰白了，挂着伤疤的秃脸难看得像一块灰砖头；时常穿着大方格的法兰绒衬衣和一顶旧得褪了色的巴拿马帽，借以挑战苏拉科的社会习俗。若非他衣服整洁，他早就被视为有损欧洲海外殖民地形象的懒惰欧洲人。簇拥在苏拉科宪法大道两旁的阳台上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每当她们看到医生穿着法兰绒衬衣，外面罩着一件亚麻短茄克，低垂着头，踏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在阳台下走过时，她们便会纷说道，“看呀，医生看古尔德夫人去了，还是穿着那件小茄克。”她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她们无法理解的。她们不愿为医生多花费心思。他既老又丑，不过很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如果他不是个男巫，也是个“疯子”。实际上，他能穿那件小茄克是古尔德夫人开导的结果。这位习惯于说猜疑话、刻薄话的医生，面对这个女人，找不到其他办法表达自己的深刻敬意。这个女人极有性格，她在这个国家被称为“英国夫人”。他表达自己敬意的方式是极其严肃的；对一个像有他那样习惯的男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了这点，而且是很完整地感觉到了。她从来没有想要他做出如此显眼的顺从。
她敞开她的那栋老式西班牙房子的大门（苏拉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把生活中简朴的优雅分配给大家。她招待客人的方式，既简洁又富有魅力，因为她对价值的感受是敏锐的。她在人际交往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她的无私分成许多细微的级别，她在发出暗示时能让人产生广泛的联想。查尔斯·古尔德（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瓦那定居已经有三代人了，他们家的人总是去英格兰接受教育、娶回妻子）以为自己像其他男人一样爱上一个聪明的姑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例如，在铁路勘测队里，无论最年少者，或是他们成熟的领队，在高山峻岭之上都尽量找机会谈论古尔德夫人的房子，他们的动机跟查尔斯·古尔德可不一样。如果有人添油加醋地对她说，在苏拉科镇头顶上那些白雪皑皑的群峰之中，她的名字被挂在工人们的嘴边的时候，她会吃惊地睁大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并爆发出低沉的笑声，一边笑还一边辩解说自己并没有为那些工人做什么。几乎没动什么脑筋，她就能脱口说出一种解释。“当然，对这些男孩子们来说，能在我家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欢迎让他们吃惊了。我觉得他们是想家了。我觉得人人都有点想家。”
她一直很同情想家的人。
查尔斯·古尔德，与他父亲一样，生在科斯塔瓦那。他又瘦又高，红胡子，光溜溜的下巴，清澈的蓝眼睛，褐色的头发，消瘦的脸颊鲜红的。他的这副样子就好像是新来的外国人。他的祖父跟着玻利瓦尔为独立而战。当时的英国军团在卡拉沃沃战场被视为国家的救星，玻利瓦尔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向他们行军礼表示敬意。在联邦政府时期，查尔斯·古尔德的一个叔父被选为苏拉科省的省长（后来成为国家）。后来，他被那个主张统一制的野蛮将军古兹曼·本托推到一座教堂的墙前枪毙了。就是这位古兹曼·本托，后来成为了永久总统，以残暴无情著称，最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民间传说他是个在大地之上游荡的残暴鬼魂，身体来自斯特玛尔塔的圣母升天教堂的陵墓中的一具尸体。无论真假，这至少是教堂司祭向那些涌进教堂的人群所做的尸体消失的解释，这些人光着脚，心怀敬畏，走到大祭台前一个丑陋的砖砌成的棺材前，从棺材侧面的一个窟窿向里面观望。
古兹曼·本托给人留下了残酷的记忆。除了查尔斯·古尔德的叔父之外，他还杀死许多人；但由于查尔斯·古尔德有一位亲戚为贵族的理想而献身，苏拉科的豪强（这是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称呼；如今叫布兰科党人，联邦的理念被放弃了），就是那些纯种的西班牙家族，都认为查尔斯是他们中的一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卡洛斯·古尔德比其余人更像一名科斯塔瓦那人；但由于他与人说话很有特点，普通人仅把他视为一名住在苏拉科的英国人。他比那些来苏拉科旅游的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这些旅游者，样子像好似异教徒朝圣者，不为苏拉科人所知。他比新到的这批铁路工程师更像英国人，比她妻子卧室里刚送到的英国《笨拙周报》上的人物更像英国人。听他说西班牙语（西班牙人称卡斯蒂利亚语）或印第安土语，你会感到吃惊。他说的不是纯正的英国口音；但与他的那些移居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的祖先相比较（他们中有解放者、开拓者、咖啡种植者、商人、革命者），他是这三代人中拥有自己骑士风格的人，他在马背上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英国人。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嘲笑南美大草原的骑手的意思，这些大草原上的骑手觉得全天下他们的骑术最好。用比较高级的语言说，查尔斯·古尔德骑马就像半人半马的天神一样。对他来说，骑马不是一种特殊的锻炼形式，而是像人走路一样的基本能力；然而，当他骑马去矿山的时候，总是穿着英国服装，坐在进口的马鞍上，沿着一条布满牛车车辙的道路缓步前行，这时你看他就如同悠闲地从地球的另半边的绿茵牧场刚刚来到科斯塔瓦那一样。
他要沿着那条年代久远的西班牙人修建的道路走——民众称之为“皇家路”——这是西班牙皇室留下的唯一遗迹，为老乔治奥·维奥拉痛恨不已，如今西班牙皇室已经远离了这片土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骑着马的白色雕像就伫立在林荫大道入口的树林中，这是连乡下人都知道的地方。对镇上乞丐而言，雕像底下的台阶上能睡觉，他们管这个地方叫“石头马”。另一个卡洛斯，向左转，沿着另一条残破的马路快马加鞭飞奔起来——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穿着英国服装，虽然看上去很不协调，却比那个雕像基座上睡着流浪汉的、像君主一样骑着战马的、把大理石手臂高举到插着羽毛的大理石帽檐的骑士更像在自己的祖国。
风吹雨淋使西班牙国王骑马雕像褪了色，他那敬礼的姿势，隐约中似乎要展开神秘的胸怀去拥抱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政治变革；但另一个骑士则不同，他在民众中很有名声，骑着那匹体型矫健的白眼睛、灰白肤色的马，一副既敏锐又活泼的样子，穿着英式服装，丝毫不露声色。他非常冷静，就好像欧洲人在公共和私人场合都用礼仪把自己打扮得很冷静一样。他冷静地接受现实：比如，苏拉科妇女令人震惊的涂脂抹粉方式，她们拼命往自己脸上涂珍珠粉，最后脸上只剩下美丽的眼睛露在外面；再比如，镇上总是有各种奇怪的流言蜚语；再比如，不断爆发政治变革，然后再不断“拯救国家”，在他妻子的眼里，这似乎是一种幼稚的、血腥的杀人越货游戏，玩家都是一些堕落的孩子，他们玩这游戏时的态度诚挚得到了骇人的程度。这位小妇人刚来到科斯塔瓦那的时候，看到国家的公事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残暴手段去解决，她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奈之下她只能气愤地紧握着拳头。她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假装天真的表演，根本不真实，只有自己的愤慨是真实的。查尔斯一边听她说，一边捻着自己的长胡须，不愿谈论这些暴行。然而，他有一次却平静地说——
“亲爱的，你忘了我生在这里。”
这句话使她怔住了，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或许，在这个国家出生的人就是与他人不一样。她信任丈夫；而且一直是非常信任。当初，就是他那绝不沉迷于情感的生活态度，让她浮想联翩。在她的思维里，他那平静的思考方式被视为具有极高谋生能力的标志。住在街对面的邻居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是一名政治家兼诗人，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曾经代表他的国家去几个欧洲国家做大使（在暴君古兹曼·本托的统治下，他曾被投入国家监狱，遭受过不为人知的侮辱）。他经常在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的客厅里称赞卡洛斯不仅具有英国人的全部素质，还有一颗真正的爱国心。
古尔德夫人抬头望着丈夫的那张古铜色的瘦脸，虽然他肯定听到了有人说他爱国，但她却没有发现他的面容有丝毫抖动。这或许是因为他刚从矿山回来的缘故；但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不怕一天中最炎热的那几个小时。仆人巴西利奥，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衣，系着红色的腰带，蹲坐他的脚后跟好一会儿，才把他脚上那沉重的马刺取下来。然后，矿长走上楼梯，进入走廊。拱形走廊壁柱之间的栏杆上，摆放着一排排长满植物的花盆，植物的叶和花把下面的走廊与小院子屏蔽开来，小院子是南美家庭真正的中心，在小院子里的家庭生活很安静，安静得就好像是阳光在石板地上投下的光影的位移。
阿韦兰诺斯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几乎5点钟走过天井。他按照英国人的习俗选择在喝茶的时间来伊米莉亚家，这可以使他回忆起当年他在圣詹姆士的宫庭做大使时的伦敦生活。他不喜欢喝茶；尽管如此，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那把美国椅子上摇晃着，他的那双干净的小靴子就踏在椅子的搁脚板上。他不断说着，就好像是要充分表现这个年纪的男人的奇妙语言技能一样。他说多长时间的话，手里的茶杯就握多长时间。他头上的短发都白了；但眼睛像煤一样黑。
看到查尔斯·古尔德走进大厅，他会微微点一点头，停止自己的讲演，但在闭嘴前总是要说——
“卡洛斯，我的朋友，你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从圣托梅矿赶回来。这才是真正的英式运动。难道不是吗？”
说完，他便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喝光，微微耸一耸肩，跟着打一个长嗝儿，最后惊呼道，“好极了！”
然后，他把空茶杯交到他年轻朋友的手里，微笑一下表示感谢，接着继续讲述圣托梅矿的爱国意义，就好像一刻不停地讲话才能快乐一样，与此同时，他坐在那把从美国进口的安乐椅上前后摇晃着。古德尔家大客厅的白屋顶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由于客厅太大，厅里摆放的家具就显得矮小了：有沉重的西班牙红木椅子，椅子背是直立的，包着真皮；有低矮的欧洲家具，摆满了垫褥，样子好像就是一些塞满了钢丝弹簧和马鬃的小魔鬼蹲坐在那里。客厅有几张桌子，上面都摆着小饰物。在大理石小桌子的上方的墙上，镶嵌着玻璃镜。有两组扶手椅，每组都有一个大沙发。地上铺着方地毯；红砖地上分布着小块的小地毯；三扇阳台窗户从天花板直落到地板，窗户的侧边挂着深色的幔帐。古代的庄严气氛，依旧留存在四堵高大而光滑的淡黄色墙壁之间；古尔德夫人坐在一张小巧的桃木桌子前，娇小的头颅上布满了闪亮的卷发，桌子上铺着带花边的平纹细布，她就好像一位仙女正在一堆装着美味春药的银罐子和瓷罐子前面搔首弄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