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夫人知道圣托梅矿的历史。早期开采就是靠用鞭子抽奴隶的脊梁，这种采矿方式的产出很少，产量还不如死人骨头重。矿山附近的印第安部落的人都死光了；最后，矿山只能被迫放弃，因为原始的采矿方式没有利润，无论向矿山的血盆大口的丢多少死人也不行。此后，矿山逐渐被人忘记。独立战争之后，矿山又再次被发现。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开采权，他们发现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矿藏非常丰富的矿，即使有历届政府盘剥，或矿工周而复始地被官僚掠夺，都无法打消他们开采的热情。后来，臭名昭著的古兹曼·本托死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本地的矿工在首都派来的密使的教唆下发动起义，把矿山的英国管理者全都杀死了。在斯特玛尔塔出版的官方《新闻日报》立即公布了矿山充公令，开篇是这样的：“在外国人的折磨和压榨下，圣托梅矿山的工人终于被激怒了，他们要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外国人抱着捞到财富就跑的肮脏动机……”充公令最后宣布：“国家领袖决定行使他的仁慈权力。这座矿山，无论从国际法看，或人权法看，或神权法看，现在要被当作国家财产而归还给政府，必须关闭这座矿山，直到为保护自由原则抽出的神圣宝剑已经能保证我们深爱的国家有了幸福。”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圣托梅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政府夺取矿山后有什么好处，如今根本说不清。科斯塔瓦那几乎靠乞讨才付清给矿山受害家庭的补偿费，后来矿山的事渐渐不再出现在外交照会中了。此后，又有了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想起这个珍贵的财产。实际上，这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近六年里已经换了四届——但这一届政府能很明智地看待机会。他们又想起了圣托梅矿，并暗自断定这座矿山在他们自己手里是毫无价值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想到，银矿除了可以用肮脏过程从地下提取金属之外，还可有不同的用途。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科斯塔瓦那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被迫向历届政府都提供贷款，为此损失了大量钱财。他有冷静的判断力，从来没有想过索取回报。但有一天，圣托梅矿的永久采矿权摆到了他面前，并且还要求他偿还该矿山的所有债务，这让他惊恐万分。他很精通政府办事的方式。确实，尽管这事在策划时很诡秘，但急需他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第3条，要求采矿权的拥有者必须向政府立即按照预计的采矿量缴纳未来五年的营业税。
老古德尔先生为了避开这致命的待遇，做了许多次的辩解和申诉，但都没有成功。他不懂采矿；也不知道如何把矿山开采权拿到欧洲市场上去出售；此时的矿山还不是一家可以运作的公司。矿山的建筑被烧毁了，设备被破坏了，周围的人口几年前就跑光了；唯一的道路也被热带植物覆盖了，就好像被大海吞没了一样；矿山的主井巷也下沉到离进口大约100码的地方。它已经不是废弃的矿山，而是杂草丛生、乱石林立、无路可走的峡谷。在荆棘覆盖的地面，偶尔还能看到几块烧焦的木料、几堆破砖头、几块生锈的破铁。老古德尔先生不希望永久拥有那块荒凉的土地；实际上，晚上躺在床上仅想起这片土地，就能让他生气得失眠几个小时。
不巧，古尔德先生与当时的财政部长有矛盾。在过去几年里，古尔德先生一直拒绝向这位财政部长提供金钱援助，因为古尔德先生听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和骗子。此外，他当年担任一个地区的法官的时候，很可能涉嫌暴力掠夺过当地的一家农场。如今，他升官了，这位政客宣称他要不计前嫌，好好报答一下古尔德先生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斯特玛尔塔的客厅里，他用虽柔软却无情的腔调，一遍又一遍地坚持原有方案。看到他那副恶毒的样子，古尔德先生的好朋友都真诚地建议不要用贿赂的办法了结此事。贿赂没用。此外，对他行贿还会很不安全。这也是那个与财政部长做邻居的女士的看法。这位长得很结实的女士，声音低沉，有法国血统，自称是一位法国高官的女儿，她在财政部长家旁边开了一家世俗女子修道会。这位华丽的女士，对着那个带着礼物、有礼貌地请求她去帮助古尔德先生的人，沮丧地摇晃着她的头。她是个和蔼的女人，她不敢帮忙是有道理的。她觉得不能光拿钱不办事。后来，为古尔德先生去做这件棘手事的那位朋友经常提到，她是他认识的跟政府有某种关系的人中唯一诚实的人。“不要去做这件事，”她用那种固有的勇猛且沙哑的音调说，然后又改变一种更适合不知道自己高官父母到底是谁的孤儿的口吻继续说道，“不，最好别去。很遗憾。我绝不会无功受禄。我不是部长。请拿走你的包裹。”
她咬着自己深红色的嘴唇沉默了一小会儿，内心悲叹着在政府高层疏通人脉必须遵守的严苛规矩。然后，她略带不耐烦地大声说道，“走吧，回去告诉你的朋友——你能理解吗？——那丸药必须要吞下。”
在收到这样的警告之后，只能签字、付钱。古尔德先生吞下了那颗药丸，而那药丸好像又混有一些奇妙的毒素，他的大脑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他整天想矿山的事，就好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骑在辛巴德背上难以摆脱的老人。吸血鬼开始出现在他的梦里。古尔德先生夸大了他的不利处境，因为他不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他在科斯塔瓦那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恶劣。然而，人在本质上是极为保守的，由于自己的钱财遭受如此奇怪的抢劫，他感到极度的痛苦。古兹曼·本托死后，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被一些奇怪的、凶残的匪帮，以政府和革命的名义抢劫过。经验告诉他，无论大家推测未来的抢劫会多么短暂，占据总统宫的匪帮绝对不会笨到因为没有借口而不抢劫。比如有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都赤着脚，这支军队的临时长官要求每位平民上交一万美元；而这位长官内心里想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赏钱，只要不要少于一千美元就行。古尔德先生很清楚这点，他假装顺从，等着比较有利的时机。但假借法律和商业的形式进行抢劫，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老古尔德先生有远见、令人尊敬，但有个缺点：他太看重形式。人类的通病就是无法避免偏见。对他来说，这件事因不公正而充满了恶意，他的精神受到了震动，身体也仿佛受到了打击。“这是不让我活啊！”这话他每天要说几次。此后他真的生病了，先是发烧，接着是肝疼痛，而最大的病疼是忧虑自己无法想其他的事。那位财政部长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报复竟然是如此的绝妙。甚至于在写给在英格兰求学的14岁儿子查尔斯的信中，古尔德先生竟然也是除了矿山的事，其他事什么都不说。他哀叹不公平，哀叹受迫害，哀叹矿山这件事的恶毒；他整页整页地从各个角度分析拥有这座矿山的致命后果，语言充满了对那个永恒祸根的恐惧。因为矿山开采权需要他和他的后代来承担。他恳求儿子不要回科斯塔瓦那，不要继承他在这个国家的任何遗产，因为肯定会被那份不名誉的矿山开采权所污染；永远不要碰，永远不要接近，把美洲忘掉，在欧洲做个商人。每封信的结尾都要做自我责备，责备自己在这个土匪窝里待了太长的时间。
不断地对一个仅14岁的少年来说，你因为拥有一座银矿，所以前途被毁灭了这种话，他是不会感到有多么重要的；但这种形式的说教肯定在他身上会激发一定程度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最初，这个男孩子不仅对令人生气的伤心故事感到迷惑，还很可怜自己的父亲。后来，当他在玩耍和学习之余开始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就这样过了大约一年之后，父亲的信终于使他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的苏拉科省有一座银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那可怜的亨利叔父在许多年前被士兵枪杀了。与那座矿山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叫“不公正的古尔德采矿权”的东西，这是一份文件，父亲非常想把这份文件撕碎后丢到总统、法官、部长的脸上去。他注意到，虽然父亲的愿望没有变，但父亲提及的人名差不多每年都发生改变。对他这么大的男孩子来说，父亲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东西是不公正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东西是不公正的。随着智力的增长，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信中摆脱不掉的老人、吸血蝙蝠、恶魔，他感到父亲的信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令人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年轻人最终跟圣托梅矿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与大洋对面的那位把哀伤和愤恨全写在书信中的老人一样了。父亲说，由于没有完成采矿的工作，他已经被重重地罚了几次款。此外，还上交了一大笔未来的营业税，理由是像他这样兜里揣着如此有价值的开采权的人，不能拒绝向政府提供金融支援。他愤怒地写道，他的财富正在逐渐被兑换为毫无价值的收据凭证，而同时还被指责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国家的困难发大财的人。至此，这位身在欧洲的年轻人，对此事变得越来越感兴趣了，因为他看到这件事竟然引发了如此特别的言语和思想的动荡。
他每天都在想矿山的事；但他并不痛苦。矿山对可怜的父亲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但这个事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说明了科斯塔瓦那的社会和政治现状。在这件事上，他是同情父亲的，但同情的方式是镇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愤怒，因为他感到很难为另一个有机体愤怒，即使那个有机体是他的父亲，他也愤怒不起来。此时，查尔斯·古尔德是20岁，轮到他陷入圣托梅矿的魔咒中了。但他是另外一种着迷，更适合于年轻人，那着迷中多了一些希望、勇敢、自信的成分，而不是令人厌倦的愤慨和绝望。他在20岁后，获准可以自作主张（但必须遵守不回科斯塔瓦那的严格规定），于是他去了比利时和法国继续学业，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采矿工程师。但他心目中对采矿工程师这份工作的科学含义理解得不充分，显得很模糊。他对矿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研究有特点的矿山，就如同研究有特点的人一样。他带着好奇心去访问矿山，就如同访问非凡的人物一样。他访问了德国、西班牙、英国康沃尔的矿山。那些被遗弃的矿山对他更有吸引力。对他来说，这些荒芜的矿山就如同倒霉的人一样，人倒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深远的意义。荒芜的矿山也许没有价值，但也许是人看错了。他未来的妻子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察觉到这种神秘的心理状态的人，在此种心态的控制下，这个男人以极为明智的、几乎是默默无语的态度对待物质世界。当她喜欢上他的时候，她立即发现，自己就好像已经不再像那些在平地上难以起飞的鸟，只能半张着翅膀游荡，而是找到了一个可供她一飞冲天的顶峰。
他俩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未来的古尔德夫人与她那面色惨白的老姑妈住在一起，这位姑妈在许多年前嫁给了一名贫困潦倒的意大利中年侯爵。如今她正在为那个男人守寡，这个男人，不仅知道如何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献身，还知道如何像那些为理想牺牲的年轻人一样慷慨大度。从这个角度看，老乔治奥·维奥拉仅是一块随波逐流的残片，就好像在一次海战胜利之后，一根被折断的桅杆仍然不免漂向远方。丈夫死后，侯爵夫人过着平静的、只需低声说话的生活，她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白布条，样子就像修女一样。她住在一栋古老的、残破宫殿首层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大厅非常空旷，屋顶还有绘画，如今被用作谷仓、鸡窝、牛棚。承包土地的农户一家也住在大厅中。
这两个年轻人在卢卡相遇了。在那次相遇后，查尔斯·古尔德就不再去访问矿山了。不过，他俩乘坐同一辆马车去看到了一座大理石采石场，采石场应该算是一种矿山，因为也是要撕开大地，从大地的宝藏中提取原料。查尔斯·古尔德没有按照讲话稿打开心扉。在她眼里，他只是在不停地做事和思考。这是表达诚挚感情的好办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时认为可怜的爸爸对圣托梅矿业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俩就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真诚对话，就好像他们的影响力能穿越地球一样；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讨论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达爱情，爱情可以热烈地活在冰冷的辞藻中。因此，对古尔德夫人的婚事来说，这些讨论是非常珍贵的。查尔斯很为老古尔德先生担心，害怕他为摆脱那份采矿权去消耗自己的精力和健康。“我敢说这事用这种办法不对。”他在内心大声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是在对自己叫喊。有一次，她坦率地指出，有品格的人不应该花费精力去搞阴谋诡计。查尔斯很理解她的忧虑，用温和的口吻说：“你不能忘记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
她思维敏捷，脱口说出一句似乎无关的话，但他却认为极为有洞察力。实际上，她是这样问的——
“哟，那你会怎样做？你也出生在那个地方呀。”
他知道如何回答。
“我不一样。我离开那个国家有10年了。爸爸很长时间没有出国。他最后一次出国是30年前的事。”
她是第一个听到他在知道父亲死讯后开口说话的人。
“矿山的事害死了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