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一
第一次见到李成，是1997年底。我在仁寿为即将诞生的《眉山日报》培训通讯员，他是其中一位参训通讯员。当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把他介绍给我时，特别告诉我，李成对教育领域很有研究，得过省政府首届教学成果奖。
当时李成是仁寿天明初中的校长。管理和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还抽时间搞教育科研，一搞还搞出了个省政府奖。所以也就与他就农村教育的话题多聊了一会儿。当时，我对大乐山的教育还算比较熟悉吧（1992—1997年是乐山“普九”的高峰期，我在《乐山日报》跑教育口），自认为对教育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但交谈中李成对我提出的一些关于农村教育改革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看法，他对他所探索的“农村初中三三一办学模式”、“普九乡镇整体教育模式”似乎情有独钟。他认为照他这个思路走下去，教育可以迅速改变乡村人口的命运，农村教育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他的乡村教育改革主张突出之点在于——乡镇学校不仅要让学生有一个良好义务教育阶段，还要让农村娃娃受到充分的学前教育，让无法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离校返乡之前受到一技之长的职业培训，同时在农民培训（成人教育）上发挥平台作用。
说实话，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就农村教育抓农村教育，是抓不出什么成果的。他的教育理想很好，但操作很难，何况这样一个农村大教育的“顶层设计”，哪是你一个农村中学校长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很欣赏李成身上思考问题的这种“牛劲”，什么问题有他自己的想法，你没有说服他之前，他是不会轻易服从的。
二
再次见到李成，是两年后。
根据眉山的发展战略，《眉山日报》要向多领域拓展。于是，我们和地区教委商量共同办一张面向全市教育战线的报纸——《教育周刊》，我兼任周刊的执行主编。要办报纸，首先要找人吧。教委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叫张仁全；另一个在报社实习的女孩，当时大学毕业正在物色工作，我问她愿不愿意先来干着，她满口答应，她的名字叫席涓；还有一位重庆女孩叫周华，是西师学外语的，报社一职工的女朋友。她为了爱情，干脆把在重庆的教师职位辞了来到眉山，一边谈恋爱一边玩股票。一个大学生天天就这样过下去？我问她愿不愿意来当编辑，她说当然愿意。一张报纸四个版，即使编辑记者一肩挑，至少也需要四个人，都还差一个。
仁寿占了眉山的半壁河山，《教育周刊》有没有影响力，仁寿有很重的话语权。于是，我请时任仁寿教育局局长张景华给我推荐了一位人才。第一，仁寿教师队伍大，人才多。第二，仁寿来的人应该比较熟悉仁寿教育。几天后，景华局长给我回话了，郑重推荐李成，并且给我说“你那里更适合他发展”。我说我对这个人有一点印象——曾经跟他探讨过农村教育改革问题，但对他的具体情况不很了解。一来人家好孬是个校长，是否愿意来当个小编辑？二来夫妻两地分居咋解决？三来他当校长搞科研是一把好手，搞教育新闻不见得就行。带着满腹疑问，我专程到仁寿禄加见了他一面，并坦诚地讲了我的担忧和顾虑。李成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愿意来尝试一下教育新闻工作，并表示：熟悉教育来办教育报，只要肯学，上手就快，何况自己从小就想当记者。其实，他让我下决心的是最后一句话：“王主任，你放心，到了《教育周刊》，我决不会给你拉稀摆带！”
就这样，我们成了同事。李成负责第一版“教育要闻”，张仁全负责第二版“综合新闻”，周华负责初中生板块“花季雨季”，席涓负责高中生板块“金色年华”。人人采、编、校一肩挑，几乎没有周末的概念。每次出报时，哪怕等候到深夜，也要看一眼第一张墨迹未干的样报，才会放心地离开。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压力很大，出刊时间紧（2000年元旦正式出刊）、发行任务重、通讯员培训急、稿件储备少……但是，最终我们挺过来了。他们从不会组版到版式高手，从不会写新闻到敏锐地捕捉新闻点子，从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成为中学生的知心姐姐……每次到学校去，学生围着他们签名，常常签得手软。他们成了那一代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教育周刊》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
《眉山日报·教育周刊》影响最大的就是陈英这个新闻典型的发现。
陈英，1999年毕业于成都大学，回到家乡仁寿凤梧初中任教。当年11月1日在龙马派出所办完户口回家途中，一辆失控的农用汽车冲入人群，直奔两个小孩，陈英想也没想就冲上前去，抓住两个孩子使劲朝路旁一拽……两个孩子得救了，而陈英却被飞驰而过的汽车碾过身体，当场牺牲，时年24岁……
第二天，有媒体根据通讯员来稿对此发了一条简短的车祸事故消息。但李成去仁寿办事过程中听说这一事件，感觉这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车祸，急忙问我如何办？我叫他赶快去现场，从交警那里详细了解情况，尽可能采访一些现场目击者，迅速发稿回报社。
稿子见报后，引起时任地委书记李吉荣的高度重视。随后，吉荣书记亲赴陈英家中慰问陈英家人。地委随即作出决定，在全地区开展向陈英同志学习的活动。《决定》对陈英高度评价，称其为当代青年的楷模、当代大学生的优秀代表、人民教师爱生如子的模范……为配合地委的这一《决定》，报社再次派出张宏平（今《四川日报》时政部主任）、李成到成都和仁寿等地深入采访。
不久，长篇通讯《一曲用生命谱写的青春壮歌》在《眉山日报》第一版用整版的篇幅刊出，在全市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002年，被省新协评为四川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当时评委会说，此稿如未超长，那就是一等奖）。陈英，后来被省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团省委、省教委、省妇联也授予她各种称号。
能够从一起普通车祸中，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重大的新闻典型，这说明李成心中有爱。没有对教师的爱，没有对师爱的深切体验和理解，没有对一个年轻教师的生命礼赞，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新闻敏感的。
四
随着新闻出版的严格规范，报社与教委合作办报的模式运行四年后，不得不停下来，《教育周刊》由一张报纸“瘦身”为每周一版。教育周刊编辑部解散了，但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了眉山日报社的中坚力量。李成成为报社乃至全市新闻系统屈指可数的主任记者（副高级职称）。席涓成长为采访中心副主任，并挑起了时政新闻报道的大梁。周华成长为《博周刊》的主编，并被评为全省十佳副刊编辑记者。张仁全依旧热爱教育事业，成长为了眉山一小的教科室主任。
《看见村头》就是李成离开教育周刊后，专跑农口系统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新闻稿件选集，看得出主要选取的是十多年间对眉山三农创新探索活动的深度报道作品。遗憾的是，一些关于三农问题和热点现象的调查性报道篇目没有选录，比如《2006年抗旱启示录》《卓家梨：谁来买？卖给谁？》等等，那些稿子都很有深度和影响，而且不少作品获得过四川新闻奖。
说实话，新闻队伍里面没有多少记者愿意跑农口，更不要说甘心情愿、快乐在路上。一来辛苦。跑田坎，钻树林，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还需要比较宽泛的三农知识，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和协调工作。二来不易出成绩。一度时期，人们觉得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就连乡村干部都说“土地包下户，庄稼各人晓得做”，所以跑农口的记者难得有关注和光环，需要很强的内心定力才耐得住寂寞。三来没有啥子搞头。难得有风光的迎来送往，更难得有可资弥补采访成本的红包礼品。
我不知道李成跑农口最初的心理状态如何，也从没听他在我面前叫过苦。但农口系统的不少领导对他的评价，却不时传到我这里：“舍得吃苦”，“看问题看得准”，“报道有深度有分量”……其实，不用听人说，看看他的稿子，你就知道他用没用心干事。我当时作为报社分管采编业务的副总编，记者稿子有没有深度、高度，采访是否深入扎实，观点是否新颖，素材是否鲜活，三农当中新的亮点提炼出来没有等等，在清样时，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每年参评四川新闻奖，李成一般都有好几件作品被报社选送参评，而评论类、系列报道类作品获奖几乎都被他夺得。这当中，三农新闻最多。
五
时隔多年，再次翻阅这些作品，市委市政府重农爱农的举措历历在目，岷眉大地父老乡亲在土地上的精耕细作跃然纸上。所以，我突然想到，为什么眉山农民人均纯收入能够连续八年居于全省第四位？为什么抓奶业一抓就抓出了一个“西南奶业大市”？为什么抓泡菜一抓就抓出了一个“中国泡菜之乡”？不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吗？党政领导得法，农民展劲耕耘，当然还有老天爷帮忙。所以，在这一篇篇作品背后，我们就看见了两条主线：在三农问题上，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做？我们的父老乡亲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又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
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一声令下，四川更是把深化农村改革作为深改的突破口，三农问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以改革为统揽，以城乡统筹为路径，以全面小康为目标”是我们眉山今天三农的工作总方向。站在这个角度上讲，李成这本书今天还有很强的针对性。土地流转，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商资本下乡，农业社会化服务，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等等，我们的三农工作者和父老乡亲早已在尝试探求了。除此之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乡村社会治理、产村相融规划等等，在书中都用了一个又一个的眉山案例、眉山实践向大家作了生动的诠释。
这些作品写得好不好？这些探求对正在进行的农村深改是否具有参考价值？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倒是因为这个书稿，引发了我对另一些现象的担忧——新闻越来越多，好新闻越来越少；快餐新闻越来越多，深度报道越来越少；形式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贫乏；过眼云烟的新闻越来越多，历久弥新的越来越少……是新闻跟不上这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的节奏太快？是记者太浮躁，还是读者太功利？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内容为王”的传媒理念永远不会过时，“思考问题”的记者应该永远会受读者欢迎，“责任担当”应该是每个新闻记者自觉履行的职业使命。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愿意为李成这部新闻作品集写上这些文字，来表达一个“老报人”骨子里的、挥之不去的新闻情结。
2015年盛夏于东坡故里
（王军，文学硕士，资深媒体人，现任中共眉山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