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2年，孔子年已60岁。这年秋天，身患重病的季桓子在一次观望鲁城的时候长叹道：“想当初，鲁国差不多快要强盛了。孔子怪罪于我然后离开了，这才导致了鲁国的不强盛。”接着，他对身旁的嗣子季康子说：“我就要死了，我死后你肯定是鲁国的丞相。等你做了丞相后，一定要把仲尼召回来。”季桓子死后，季康子办完了丧事，然后就要召回孔子。大夫公之鱼劝说道：“先君当年任用他并没有兴盛鲁国，受尽了诸侯们的嘲笑。如今，您又打算任用他，如果还是没有成效，又将成为诸侯们的笑柄。”接着，在公之鱼的建议下，季康子召回了孔子的弟子冉求。冉求临走前，孔子对身旁的弟子们说：“祖国要召回冉求，不是要大材小用，而是要重用他。”在走的那一天，孔子又说：“回吧，回吧！跟随我从家乡来的这些弟子都有高远的志向，只是在做事的时候有些不周密。他们写的文章富有文采，我都找不到可以指导的地方了。”子贡深知孔子思念故土、渴望回国，在和冉求道别时叮嘱说：“你只要受到了重用，一定要想方设法让鲁国把老师也给召回去。”
次年，孔子去了蔡国，一年以后又去了楚国叶邑，接着又返回了蔡国。途中，孔子看见了两个并肩耕作的人，判定他们是隐士。子路上前去打听渡口，一人问道：“坐在车前手握缰绳的那位老者是谁？”从子路口中得知是鲁国孔丘后，对子路说：“他知道哪里有渡口。”另一人问子路：“你是他的弟子吗？”得到肯定答复后说：“如今天下动荡，战争频发，试问有谁能改变局势？与其跟随你的老师四处躲避那些昏君乱臣，不如和我们一起避世隐居。”接着，二人不再说话，继续耕地。子路把与那两位隐士的对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显得有些失意，对弟子们说：“我们不能偏安于山林，过着和鸟兽一样的生活。如果天下安稳有序，我孔丘又何必奔波！”
公元前489年，吴国讨伐陈国。当时，孔子居住在蔡国边境，与陈国接壤。楚国在发兵救陈的时候，顺道派人去迎请孔子。陈、蔡两国得知后，担心楚国会重用孔子，于是在孔子前往楚国答礼的路上将他围困。
在被围困的日子里，弟子们个个都显得不满，全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为此，孔子挨个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要有君子那种临危不惧的作风，在面对困窘时始终坚守自己的节操，不要怀疑自己的志向和仁德。后来，他们一行人得到了楚国的救援，然后便去了楚国。
楚昭王打算分封给孔子七百里土地，遭到了令尹子西的劝阻。子西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在楚国众多使臣之中，有没有谁的才能比子贡强；在几位辅政大臣之中，有没有谁的才能比颜回强；在将帅之中，有没有谁的才能比子路强；在主事官员之中，有没有谁的才能比宰予强。楚昭王一一摇头否定，子西于是说道：“楚国始祖当初得到了周天子的分封，封号不过是子男（子爵和男爵，处于五等爵位里的最低两等），受封的土地只有狭窄的五十里。与那个时候相比，现在的鲁国强大了很多倍。孔子深谙三皇五帝的治国之术，又主张效仿周公和召公忠心辅政，大王如果重用了他，楚国方圆数千里的疆域还能世代相传吗？周文王建都于丰地，而后周武王建都于镐京，从当初仅有百里土地的诸侯变成了统一天下的帝王。如果孔子受封了七百里土地，身边又有那么多才能出众的弟子，这对楚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楚昭王听后，打消了分封的念头，过后不久就病逝了。
楚昭王死后，孔子去了卫国，受到了卫出公的重用。
公元前487年，回国的冉求被季康子任命为统帅，在与齐军的作战中取胜，于是乘机向季康子推荐了孔子。接着，季康子便派人去卫国迎请孔子回国。历经了14年的游历生涯，孔子终于回到了他的故国。这一年，孔子已经65岁了。
虽然回到了鲁国，但孔子并未得到鲁哀公和季康子的重用。此时的孔子早已看淡了一切，不再追求功名利禄。他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古籍、编订诗书礼乐，并一如既往地教育弟子。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在大野狩猎时猎获了麒麟，结果被人看成是预示不祥的怪兽，于是被取走了。孔子顿生慨叹：“黄河上再也不会出现河图了（传说河图出现于圣明之世），洛水上再也不会出现洛书了（洛书指治理天下的大法），而我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孔子说：“君子最怕默默无闻、被世人忘记，希望死后能够流芳百世。如果主张得不到彰显，我拿什么得到后世的推崇呢？”于是，孔子查阅了鲁国的历代史记，根据这些素材创作了儒家经典《春秋》，记载了鲁国从鲁隐公即位开始（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一共12位国君、242年的历史。对于《春秋》一书，孔子不允许弟子增删里边的任何一个字。他对弟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春秋》这部书，便是我留名身后的资本。当然，也会是后人怪罪我的根源。”
公元前480年，子路在卫国被杀。次年，孔子生了一场病。子贡前来探病时，他充满哀怨地咏唱：“雄伟的泰山就要崩塌了！支撑的梁柱就要折断了！大志的哲人就要病危了！”孔子一边咏唱，一边流泪。七天后，孔子去世，结束了他多艰、漂泊的人生，享年72岁。
老庄的道家学说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出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镇），生年不详，大约是公元前571年。成人后，老子去周朝谋求仕途，做了一名史官，负责打理藏书室。
孔子去周朝学习礼制时，向老子请教礼学。老子对他说：“作为君子，在遇到机遇的时候可以谋求仕途，一展才华；在没有机遇的时候，就要像蓬草一样，能够顺风而行，随遇而安。无论环境是什么样子，君子的品行是不会改变的。我听说，一个出色的商人善于藏而不露，一个真正的君子习惯谦让聚德。那些骄气、欲望、看似踌躇满志的神色和放荡不羁的志向，对你没什么好处，必须要剔除。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事后，孔子对弟子们说：“鸟能展翅飞翔，鱼能水中游荡，兽能奔跑路上。不过，用网可以捕捉兽，用线可以钓上鱼，用箭可以射下鸟。至于龙，则变幻莫测，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今天有幸与老子相见，发现他就是一条龙！”
老子在研究道和德的时候，主要强调隐逸。他在洛阳生活了很多年，看着周朝一年年衰落，于是决定离开。途经散关的时候，关令尹请他写本书，于是老子写了五千多字，分为上下两篇，主要阐述了道和德。接着，老子便出关了。至于去往何处，归隐于何地，无人得知。
庄子，名周，宋国蒙地（一说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省蒙城县）人，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刚开始的时候，庄子做了一段时间的官，然后就辞官归隐了。在隐居期间，庄子勤奋学习，涉猎了多方面的学问，不过主要研究的还是老子学说，因此他十多万字的著述几乎全是寓言。比如，《渔父》、《盗跖》等，通过诋毁儒学来阐明道学；《畏累虚》、《亢桑子》等，空有阐述，毫无事例。庄子有很强的造词遣句能力，描摹事物时栩栩如生，抒发情感时淋漓尽致，构造故事时异想频生，在攻击其他学派时毫不留情。
楚威王听说了庄子的贤能，派人带着重金迎请他去楚国做国相。庄子笑着对楚使说：“千两黄金，的确厚重；国相之位，的确尊贵。大王难道没有看过用来祭祀的牛吗？开始时好好地饲养它，几年后把它打扮得光鲜漂亮，然后就把它当成了祭品供奉太庙。到了这时，它宁愿做一头普普通通的牛，但已经不可能了。如今，我一旦做了楚国的国相，同样会有这种结局。您还是快快离去吧，不要扰乱了我的清静。我宁愿在一个小小的污水沟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也不愿意受到哪个国君的束缚；我宁愿终身不踏入仕途半步，从而能够享受生活的安宁和平静。”
严酷的法家思想
哲学家、法家代表韩非，是韩国公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81年。他素喜“刑名法术之学”，因此花了很多精力去钻研法家学说。并且，韩非早年曾同秦国宰相李斯一起在楚国兰陵随荀子学习。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老师的谆谆教导下，韩非在法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是一位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其政治学说主要是在总结和吸收前期法家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文章现存55篇，收集在《韩非子》一书里。
当时，韩国积贫积弱，国势衰弱，再加上外有强秦虎视，内有悍臣弄权，亡国之危已迫在眉睫。韩非是个热忱的爱国者，看到祖国现状，顿时身心沸腾，欲为祖国抛洒热血。针对韩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韩非多次上书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改变现状的意见。然而不幸的是，他胸中虽有报国志，但却没有报国路可行。庸懦无能的韩王不识人才，根本不理睬韩非的主张。随后，韩非因满腔的爱国热情被浇灭，再加上自己有口吃的毛病而不善言谈，于是将所有的悲愤和忧愁皆倾注于笔端，埋头著述。不久，韩非的学说便被广泛流传，他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主张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的名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所谓“圣人”，就是中央，也即是君主。所以，若欲安国，则必须尊主。韩非借鉴了前期法家的有关学说，提出了更为缜密的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理论。
韩非站在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疾呼要以法治国，同以德治国唱对台戏。他所说的法，是指由封建官府制定和颁布的成法。法治的对象是君主驭下的所有臣民；法治的目的是要维系封建的统治秩序，保障圣人——君主对全体臣民的绝对统治。因此，韩非主张法必须严峻，只有实行严刑峻法，老百姓才不敢犯上作乱。人们很少被火焰烧伤，是因为火焰猛烈灼热；许多人溺死于水中，是因为水性柔弱。严刑峻法就如同一盆火焰，约束臣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君主的摆布，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此外，韩非还鼓吹法不阿贵，赏罚严明，他认为圣明的君主设置官职爵禄，就是为了以此招引贤才，奖励功臣。所以，贤能之人应任大官，拿厚禄；功勋卓著者，应当得到很高的爵位和奖赏。有多大的本事当多大的官儿，有多大的功劳领多厚的俸禄，主张任人唯能，任人唯才，反对儒家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任人唯亲的原则。在当时，韩非的此项主张有其进步意义。
不过，仅有严刑峻法，君主还不能有效地主宰他的臣民，还必须有势。所谓势，是指国君的地位与权力。认为君主一日不可无势：夏桀为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崇高。尧当老百姓的时候，不能治三家，不是因为他没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太卑下。千钧重的东西，载在船上也会漂起来，锱铢般轻的东西，若不放在船上也要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锱铢重，而是由于有势与无势的缘故。所以韩非得出了结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有了势，法的威力才能发挥出来。
势既然这般重要，君主应当将其视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韩非以形象的语言告诫君主：觊觎君主权势的大有人在，君主一旦失势，即使求为匹夫亦不可得。猛虎依靠坚锐的爪牙能制伏狗，若待虎的爪牙移到狗身上，老虎就被狗制伏了。因此，为君者应当像防贼一样提防所有的人，越是亲近自己的人越要注意，例如父母、妻子、兄弟，等等，他们都可能构成对君主权势的致命威胁。
韩非和他的老师荀子一样，都主张人性恶，但韩非的看法更为极端。他认为人之本性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子弑父、妻谋夫、下僭上、臣弑君。为此，君主要善于潜运权术以御臣民。
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不久，韩非的著书便流传到秦国。当秦王政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地说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见到此人，并同他一道交游，死而无憾矣！”
这时，李斯入内禀事，见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询问何故。秦王政请李斯阅读案上的竹简，并说道：“先生博学，请看案上的书简，是出自何人的刀笔？”
李斯遵命披览书简，片刻间便抬起头，笑着对秦王政说：“禀报大王，此书简乃韩国公子韩非所著，韩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学于荀子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连日来，秦王政多次翻阅韩非的书简，读其文而思见其人。为早日见到韩非，使其为己所用，秦王政在急切的心情之下作出了决定，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打韩国。韩安王见秦国大兵压境，惊慌得手足无措，在危难中想起了韩非，派韩非出使秦国，让韩非劝秦王政先去伐赵，暂缓局势。
韩安王哪里知道，秦王政此次发兵的目的，不是要在此时灭亡韩国，而是要借此得到韩非。同年，韩非受到了李斯的陷害，被迫服毒自杀。
商鞅是战国时期卫国人，是卫王室的后裔，因此又称卫鞅；他是姬姓公孙氏，于是也称公孙鞅（当时称氏不称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