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哆啦A梦
文/阿缺
我逃离城市，回到故乡，是在一个冬天。天空阴郁得如同濒死之鱼的肚皮，惨兮兮地铺在视野里。西风肃杀，吹得枯枝颤抖，几只麻雀在树枝间扑腾，没个着落处。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拖着行李箱，缩着脖子，回到了这个偏远的村庄。
父亲在路边接我，帮我提箱子，一路都沉默。自打我小学毕业，就被姨妈带离家乡，只回来过一次，那次也是行色匆匆。这么多年，沉默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但我看得出，他还是很高兴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时，腰杆都挺直了许多。人们都惊奇地看着我，说，这是舟舟？变了好多！好些年没回来了吧，听说现在在北京坐办公室，干得少、挣得多，出息哩！
父亲连忙摆手说，干得也不少，干得也不少。
这样的寒暄发生了四五次，可见我沉默的父亲平时是怎么跟乡亲们夸我的。但如果他知道我撞见女友劈腿，随后因心不在焉而被公司辞退，生活崩溃，回来之前退掉租房，并且删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不知是否还会保持这份骄傲。
现在，面对这些粗粝的面孔，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每张脸我都记得——我是在他们的笑声、吼声、骂声和窃窃私语声中长大的，但现在却已叫不出名字，像是有一面被时光磨花的玻璃挡在了我们中间。我只能对每一个人笑笑点头。
父亲把我带回了家。记忆中的小平房已经消失了，一栋两层小楼立在我面前，但已经不新了，毕竟在寒风中挺立了几年，墙皮都有些剥落了。楼房前是一块水泥平地，青灰色的，倒映着此时暗淡的天空。这块平地用来晒稻谷和棉花，夏天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还会把饭桌搬出来，在渐晚的暮色中吃晚饭。父亲照例会喝上二两黄酒。
厨房就在水泥平地的对面，母亲已经做好了饭，系着饱经烟熏火燎而显得焦黑的围裙，搓着手，看着我。我已经离开母亲多年，此时有些哽咽。
回来了。她说。来来来，先吃饭。
吃饭时，父亲一直沉默着，就着一筷子菜，扒几口饭，然后抿一下酒。倒是母亲一直在说话，絮絮叨叨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大伯的儿子退伍后跟几个混混一起在街上游手好闲，抢别人脖子上的项链，被抓了；隔壁家老来得女，但孩子脑子有问题，五岁多了还坐在门前，冲路过的人傻笑，一笑就流口水；老唐家嫁了女儿，结果在喜宴上，新郎嫌老唐给的茶钱[1]少，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
老唐家？我放下筷子，抬头问道，是住在村口路旁的那家吗？
母亲说，对，对，是那家，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对了，你以前跟老唐家的丫头经常一起玩，还记得吗？
我默然，扒了一口饭。
人家现在都结婚三四年了，唉，就是她男人不省心，天天喝酒，一喝酒就吵架，吵架还爱砸东西。电视机砸坏了好几台，前几天把摩托车给踹了，两三千块就这么一脚给蹬没了。母亲唉声叹气，一边说，一边低头拨着煤火。
母亲接下来的絮叨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突然变远了。我匆忙把饭吃完，想去洗碗，母亲拦住了我。
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不到六点，天就开始暗下来。我从北京回来，奔波了一天，在飞机、火车、大巴和拖拉机上辗转，已经很累了，于是洗漱完就在床上躺下了。
我睡得很早，但入睡之后，一场噩梦袭击了我。
梦中，我悬在一条河流之上，河面有一个旋涡，整个世界都被扭曲了，疯狂地向旋涡涌过去。一切都被吞噬。我也缓缓下沉，不管怎么挣扎，也无法阻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腿沉浸在旋涡里，被绞碎，接着是腰、腹、胸膛，最后轮到脑袋……
我猛然惊醒，瞪着黑暗喘息。这个噩梦太过熟悉，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过程，总是在午夜潜入脑中。这是故乡给我的烙印，无法抹去。
我摸出手机一看，才十二点。夜晚风大，窗子呼呼震响，我左右翻转都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按开了灯。
白炽灯的光扫开黑暗，照亮了墙角的一个木箱子，上面有些尘土。我想起睡前母亲告诉我，她把我儿时的玩意儿都收在里面了，于是我起了兴致，翻开箱盖。
里面的东西少得令人失望——没有玩具，没有记录生活点滴的笔记本，没有书信，只有几本小学时的课本，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它顶部是浑圆金属，下部是方形晶体，中间无缝接合。可能是我小时候捡的废品吧……但我拿着它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如何得来的了，便丢在一边。我接着翻了翻，兴味索然，刚要关箱，突然看到课本底下压着几张光碟，上面有已经褪色但依稀看得出的清秀字迹，写着“哆啦A梦”。
长夜漫漫。正好我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有内置光驱，于是我拿出电脑，接上电源，把这几张VCD擦干净，插进了光驱中。
“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只要有了哆啦A梦，欢笑就无限延长……”熟悉的旋律在这间小小的、冷清的屋子里响起时，我吓了一跳，连忙调低音量。屏幕上的画面很模糊，噪点密密麻麻，偶尔还出现因碟面磨损导致的蓝色条纹。
机器猫张开嘴，舌头上坐着另一只机器猫，它也张开嘴，里面还有一只机器猫……
我偎在床头，把电脑放在被子上，看着大雄和机器猫在久远的画面里蹦来蹦去。而静香，这个漂亮的女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冒险。VCD容量小，一张碟只有五集，三十多分钟。看完后，光驱停止转动，画面满是蓝色，我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却在清冷的空气里清晰起来。
哆啦A梦，哆啦A梦，哆啦A梦。
这四个音节，如同咒语，一经念起，满脑子都涌出了回忆。
在能够看到《哆啦A梦》之前，我的童年乏味而无趣。
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尤其是关于乡村的回忆，童年都是充满了乐趣的——他们无忧无虑，晃晃荡荡地穿过盛夏沸腾的阳光，在湖边钓虾，门前打弹珠，在河里游泳……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微笑。但在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享受这种生活的，童年缓慢得如一只在烈日暴晒下的蜗牛，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他们都希望快快长大，逃离黏稠的童年，恰似如今他们希望逃离空乏的现状。
尤其是我。
我从小就不合群。上树下河，偷瓜钓虾，这些我都不喜欢。别的男孩子在稻场上拿着竹竿喊打喊杀、互相追逐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游荡在田野间，有时穿过金黄的油菜花，有时拂过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涉过被风吹得麦涛滚滚的麦田。
我经常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在田里干活的父母，他们对我这种漫无目的、鬼气森森的游荡感到忧虑，呵斥我回家去找邻居小孩玩儿。我答应了，却走得更远。
这种游荡一直持续到村子西边的杨方伟家买了VCD放映机为止。杨方伟的爸爸杨瘸子是开酒厂的，在白酒里兑了水卖给村里人，挣了钱，就给儿子买了这个。而那时，村里有电视机的都是少数，即使有，也是右上方有两个旋钮的那种老式电视机，加上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地方台。但在杨方伟家里，VCD配上大彩电，加上偶尔从镇上租的电影碟，一下子成了村里最时髦的家电。
每天傍晚，附近的老老少少都来到杨方伟家的院子里，大声喊着要看电影。杨瘸子开始没理，但人们的精力是充足的，一直喊到半夜，他想跟媳妇儿亲热都不成。没办法，他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彩电和VCD搬出来，接好线，放一部电影。
院子里挤满了人，自带椅子、板凳，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人一挤就热，蚊子又多，但人们硬是一直忍到电影播完才散开。
杨瘸子每个星期天去镇上送酒，也就顺便换下一批VCD碟，因此每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有新电影看，人来得最多。但有一次，他把杨方伟带过去了，杨方伟在租碟店子里转了半天，看到店里有新货，选了十张封面上印有圆头圆脑机器猫的VCD。
那个星期天，人们都来了，但是画面蹦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少林寺众僧，而是色彩鲜艳的动画。他们都抱怨起来，说：“老杨，你怎么租的这个碟？动画片不好看，换换换！”
杨瘸子说：“你叫我换就换？租碟子一张三角钱，你给我？”
众人起哄：“杨老板莫小气，三毛钱抵不上你一斤酒里掺的水，换嘛！”
“没得，碟子是伟伟租的，他就爱看这个。”
大家只能看动画片，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夸张童稚的画面并不能吸引他们。没多久，大人们就陆陆续续起身走了。
留下来的，全都是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我也坐在中间，被电视里这只神奇的机器猫吸引了。它从未来跋涉而至，陪伴在大雄身边，兜里能掏出无穷无尽的宝贝，带着大雄上天入地、穿越时空，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陪着大雄去接近美丽的静香。我看得如痴如醉，腿上被蚊子咬出了好几个大包都浑然不觉。
放了两张碟之后，杨方伟站起来，对我们说：“都放了十集了还舍不得走？回家吧，明天再来。”
我问：“还是这个时候？”
“明天可以早一点儿，要是太晚了，你们回去也不方便，”他转过头，朝我左边说，“露露，你家有点儿远，回去要小心点。”
我这才发现，一直在我左边看电视的，是一个女孩子。电视机已经关了，我看不清她的脸，但看得到她的头发扎成细细的马尾，在黑暗中一晃一晃。
我们往回走，各自散开。夏季的田野并不全然黑暗，有星光在头顶，有萤火在身畔。我走过大路，要途经一片空旷的大稻场。我四处游荡那会儿，已经走遍了全村，所以很熟悉这条路。但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是那个小女孩。一只萤火虫很近地划过她身侧，我看到她的右边脸颊有一瞬间被照亮，即使是这样的晚上，依然可以看出她很白皙，还有着黑亮的眼睛。但我再想细看时，那只萤火虫已经飞远了。
她也停下了。
我顿时明白了——稻场的周围，是一大片坟茔，村里故去的人都埋在里面。此时冷清的夜风吹过，在坟间穿梭，隐隐听得到一缕缕呼啸。坟茔的另一侧，是一条流淌的河，水声啪嗒啪嗒，像是有人在河面上走动。
这个女孩独自穿行，会感到害怕，所以才离我近一点，保持五六米的距离。
于是我放慢了速度。那是小学五年级结束的盛夏，我们都很矮小，步子跨得短，走过这片深夜的稻场要花十分钟。我记起了刚才的动画片片头曲，便轻轻哼唱起来：“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星空亮起来，风大起来，我们小小的身体在风里穿行。我心里没有一点儿害怕，连路过那个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时，也步履轻快。
走出稻场，踏上村口大路，半里外家家户户灯火连缀。
“谢谢。”
我似乎听到女孩的声音，但又怀疑听错了，因为这两个字太轻，像羽毛落在水面泛起的波纹。风有点儿大，我转过身，看到女孩已经低着头转到一条小路上。小路不远处是一栋房子，我记得父亲路过这家时，打招呼喊的是“老唐，老唐”——村里出名的酒鬼和赌鬼。
她转弯进了屋。
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有看清她的脸。
我突然从床上跳下来，在木箱子里翻找着，但里面只有书和光碟，没有那张照片。
我跑下楼，把母亲叫醒。她正在熟睡，醒来后过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她怔怔地看着我。
妈，我的照片呢？
照片……什么照片？
就是小学毕业时候拍的合照，我记得跟课本放在一起的。你把它放哪儿了？
灯光有点儿刺眼，母亲的眼睛眯着。过了好久她才说，我不记得了，十多年了吧。你找它干吗？
我也从冲动中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在深夜打扰母亲，便摇摇头，回到了房间。窗外依然是铁一样坚硬的黑暗，风在铁中间切割着，声音凄厉。我准备合上箱子时，心里一动，把破旧的语文书拿出来，卷了卷，有异物感，一翻开，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照片。
因为一直藏在书中，这张照片躲过了岁月的洇染，没怎么泛黄，只有质地显得有些脆，摸上去有一种粗粝感。
我在照片上仔细寻找。第一排坐着三位教师，居中的是一个脸色阴沉的年老女人，她那比面色更阴沉的目光，透过照片，穿越十数年光阴，落在我身上。
我掠过她，在角落里找到了自己。而我的身边，是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我终于看清了她，五官精致、秀气。她扎着辫子，嘴角有一丝扬起，不知道是在微笑还是因照片失真而引起的。她身后是一片杨树林，叶子被风托起。她的发梢轻扬。
唐露……在被回忆的潮水汹涌吞没前，我念出了她的名字。
那个炎热的盛夏，我停止游荡，每天吃过早饭，就跟其他孩子一起，守在杨方伟家里。他也够意思，碟放完了就让他爸去镇上带新的回来。
杨方伟的家境很优渥，是村里第一个铺上瓷砖地板的。我们坐在地砖上，凉丝丝的，在夏天特别舒服。
经常有来他家买酒的人，看到我们一大群人老老实实坐在杨方伟家里看电视，都会啧啧称奇。有一次，一个又瘦又黑的男人过来买酒，看到我们，冲角落里说道：“露露，去，给我打一斤酒。”
一个女孩站起来，低着头，接过了他手里的酒瓶，走向杨家院子的酒窖。
我正好尿急，也出去上厕所，看到唐露走到杨瘸子身前，怯生生地说：“杨叔叔，我给我爸打一斤酒。”
杨瘸子叼着烟，斜睨她一眼，说：“你爸爸给你钱没有？”
唐露摇摇头。
“嘿嘿，这老唐，赊了我那么多酒，自己不好意思，让个小丫头来打酒——回去告诉你爸爸，不给酒钱，我这小本生意也做不下去。”
但是唐露没有走，而是低下头，声音带着些抽泣，“买不到酒，我爸爸会打我的。”
“这狠心老唐，迟早他妈遭报应！”杨瘸子把烟扔下，踩灭了，“跟你爸说，最后一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