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昭这个人，在三国中不是重要人物，连次要也够不上。但他却端出了一个最为关键的政治设计，贡献给最大的政治野心家——曹操，真可谓“一言而兴邦”（兴了魏邦）。
此人曾在袁绍处帮忙，袁绍战胜公孙瓒，他与有力；又在张杨处帮闲，张杨交结曹操，是他从中缀合，张杨表荐曹操于朝廷，正是他的主意。还为曹操与李傕、郭汜等“长安诸将”之间穿针引线。
《三国志·魏书·董昭传》：时“天子（献帝刘协）在安邑，昭从河内往，诏拜议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这样一来，曹操的使者就和董昭接触上了。他们具体谈什么，不知道，但从献帝还洛阳以后，杨奉、董承、韩暹、张杨各不相和，其中杨奉兵马最强，董昭便以曹操的名义写信与杨奉表示愿意合作，可以看出他和曹操的关系又进了一层。这封书信也骗取了当时还缺少党援的杨奉的信任：
“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返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肢，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见本传）
杨奉得书喜悦，以为曹操近在许昌，有兵有粮，可作依靠。于是与诸将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袭其父爵费亭侯。这算是董卓灭后，新朝重新重用曹操之始。曹操“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接着分析了“迁都”有利有弊，且会有反对者，但“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要曹操果断，择利多弊少者行之。移帝驾幸许昌的最大好处就是曹操与天子同在。曹操实行了，这就是演义罗本的卷三之七《迎銮舆曹操秉政》、毛本的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演义写曹操初到洛阳，见“官僚、军民，面有饥色”，董昭独肥，“自言多年食淡”。相谈之下，始与订交。其实董昭之于曹操，早已“贴上”，为之划策，不自今日始了。
其后曹操打败杨奉、韩暹，遂畅所欲为，从此汉帝成了曹操手中的傀儡。事在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八月，据《后汉书·孝献帝纪》：“庚申迁都许，己巳，奉曹操营。”迁都是何等大事，史官何其吝惜笔墨如此？《后汉书》对三国态度，基本上是反曹的。迁都事是曹操一手包办的，故不予褒贬。相反地，迁都以前“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却一笔不漏、一笔不苟地记载了。后来曹操称魏公，继称魏王，也都是董昭所创议。（见本传）
“挟天子以令诸侯”，本非曹操的发明，也不是董昭所独传之秘。袁绍的谋士沮授早就劝袁“宜迎大驾，安官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若不早图，必有人先者也”。（《三国志·袁绍传》引《献帝传》）郭图、淳于琼以为不然，“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袁绍是个“好谋无断”的人，狐疑不定，行动迟缓，这个机会就永远失掉了。
吕布也看到这一着棋，与东海肖建书云：“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同上《吕布传》引《英雄记》）可是，吕布奔走就食之不暇，他的军队连开拔费也没有。吹了！
较晚孙策在袁曹官渡之战中，想奇袭许昌，迎取天子；志未酬而被刺身亡。刘备劝刘表乘曹操北征乌丸，许昌虚空可袭；表不能用。……
于是，打“皇帝牌”遂为曹操所独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