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政策远未实现最终的胜利。危机后的美国暮气沉沉，任何措施都难以立竿见影。欧洲的表现甚至更差，不仅处于衰退，而且在2010年又经历了新一轮危机，更是雪上加霜。这显然不是那些声称已经以史为鉴的人所许诺的成功的稳定以及充满活力的复苏。
有些人辩称：从金融危机的低谷中复苏当然会比从普通的衰退中走出来要慢；[3]经济增长受到金融体系创伤的阻碍；银行急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对放贷行为会格外谨慎；家庭和公司积累了大量债务，为了降低债务水平，不得不削减消费。
但政府应该挺身而出。银行不愿借贷，政府可以；政府可以替代家庭和公司消费；政府还可以提供流动性而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因为经济尚处于低迷状态；政府还可以实行财政赤字而不用担心债务问题，因为在一个低迷的经济环境中盛行的是低利率。
政府可以一直这样做，直到家庭、银行、公司愿意重新开展商业活动。1933～1937年，美国的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尽管政府的政策不过是差强人意。2010～2013年，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仅有2％。这并不是说2009年以后的增长率应该达到其4倍的水平。能实现多快的复苏，取决于之前跌倒的程度。但即便如此，美国和世界经济本应表现得更好。
没能做到的原因不难理解。自2010年起，美国和欧洲朝着紧缩向右急转。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下，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在2010财年达到顶峰，然后就开始稳步下降。2011年夏，奥巴马政府和国会一致同意削减1.2万亿美元的支出。[4]2013年，针对最高收入者的布什减税计划到期；针对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雇员缴纳部分的削减也停止了；自动减支—联邦政府要全面削减8.5％的支出—也停止了。这些等于拿掉了一大块的总需求和经济增长。
欧洲转向紧缩的力度甚至更加猛烈。希腊的支出已经失控，必要的紧缩当然势在必行。但是，在欧盟、欧洲央行、IMF三重监管下的改革方案，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方案要求希腊政府在3年之内，削减开支和增税的幅度达到其GDP的11％。事实上，这一计划迫使希腊砍掉10％的政府支出。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2011年轻度地减少预算赤字，2012年则大幅削减预算赤字，全然不顾欧洲经济已经再次陷入萧条，而企业和居民的支出难以增长的事实。英国拥有独立的货币和自己的央行，这本可以给其带来更大的回旋余地，但英国也实施了野心勃勃的财政整顿计划，准备削减政府支出和增税的规模达到其GDP的5％。
虽然各央行在本轮危机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政策应对，但一样急于回到正常的轨道。美联储实施了三轮QE（量化宽松政策），即持续多月地购买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却对是否继续犹豫不决，即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低于2％的目标，而且美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让人失望。2013年春、夏关于逐步退出QE的讨论使得利率大幅升高。这对于步履蹒跚、增长率勉强只有2％的经济体来说，并不是一剂良药。
如果说美联储是不愿意做得更多，那么欧洲央行则是急于做得更少。2010年，欧洲央行贸然下结论，认为复苏可期，可以逐步退出其非常规政策。2011年春、夏，欧洲央行更是两次升息。为什么欧洲不仅没能迎来复苏，反而陷入第二次衰退？答案不言自明。
是什么教训，无论来自历史还是它处，导致了这次令人不解的政策转向？央行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德国在1923年爆发了超级通货膨胀，这使得德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害怕通货膨胀。鉴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洲央行中的影响力，再加上身为欧洲央行行长的法国人让-克洛德·特里谢急于表现出他和德国人一样，是一个反通货膨胀斗士，德国人的恐惧最终变成了欧洲的政策。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经历超级通货膨胀，其他年代也不曾有过这一经验，但这并不能阻止紧张兮兮的评论员们警告说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已近在眼前。人们忽视了30年代的教训，也就是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利率为零，生产能力过剩的时候，央行可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而不用担心会引发通货膨胀。老练的央行家们—例如伯南克主席和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些同事—更了解，但他们无疑受到了反对意见的影响。反对声越是声嘶力竭，国会越大声地指责美联储使得货币贬值，美联储官员们也就越担心其独立性。这就使得美联储急于将资产负债表缩减到正常水平，即便经济没有出现任何回归常态的迹象。
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将央行家们带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涉足的新领域，如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市场。央行越远离其传统领地，批评的声音越激烈。美联储购买这些证券的时间持续到了2014年，不断有评论抱怨，美联储的政策正在催生下一轮房地产泡沫，并将爆发新一轮危机。低利率会鼓励更多的冒险行为，这种恐惧几乎成了反对者的部落图腾。这种杞人之忧与害怕道德危害而不去救助雷曼兄弟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欧洲央行，对道德风险的担忧集中在政治家而非市场。要是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做得太多，就会减轻政府的压力，使得过分的行为继续存在，改革裹足不前，风险逐渐滋生。欧洲央行想坚壁清野、破釜沉舟，就把自己逼到了角落里。欧洲央行想成为财政整顿以及结构改革的推动者。因为想做改革的推动者，所以它把经济增长视为自己的敌人。
就财政政策而言，持续刺激的论证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撑，因为财政刺激政策无法兑现所有的承诺。这或许是因为政治家们总是承诺太多，或许是因为经济承受的冲击比当时预料的更为严重。我们经常混淆当时的情况有多差，以及在没有这些政策的情况下，当时的情况原本会有多差；我们也经常混淆到底需要着眼于中期整顿财政，还是需要着眼于短期扩大需求；我们还经常混淆在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国家，如希腊，所需要的财政整顿，以及在仍然有回旋余地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是否需要立即进行财政整顿。如此多的因素纷至沓来。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唯一的共同点是错误和失败。
人们或许从凯恩斯及其他受大萧条影响的学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财政刺激的措施，但同样忘记了很多。凯恩斯主要用文字介绍自己的思想，而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喜欢用数学来证明其观点。慢慢地，数学模型自成体系。后来的学院派陶醉于有代表性的、有前瞻性的理性人模型，部分原因是出于方便，部分原因是喜欢这一理论的优雅。在理性人模型中，所有人以最大化为目标，只要政府不出错，经济运行就不会出错。这种思维定式认为政府是造成危机以及复苏迟缓的根源。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政府主导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代表了政府干预，造成了住房抵押市场的过度需求，从而招致了危机；政府的政策游移不定，是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
按照这一理论，财政刺激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因此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宣扬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试图用模型证明，每个家庭如果预知财政赤字的后果是将来要增加税收，就会在现在相应地减少支出。[5]这种逻辑试图说明，暂时性的财政刺激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不像凯恩斯学派所宣扬的那样。但即便这些模型也未能证明暂时性的刺激政策一点正面效果也没有。[6]“淡水学派”（由于他们聚集在五大湖区附近的城市里）却喜欢一步跨越到“政府干预无效”这个最终的结论。萧伯纳曾有句名言：“你可以将所有的经济学家一个一个排在一起，但他们还是无法达成一致。”这句话用到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在最基本的原则上都无法达成一致，这个弊端削弱了经济学家提供政策建议的能力。
事实上，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凯恩斯主义都未能大行其道。魏玛共和国时期失控的预算以及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德国经济学家们对赤字财政抱有极大的怀疑。他们强调的是政府应该监督契约的实施以及鼓励竞争。[7]这一观点要比“淡水学派”所鼓吹的“私人部门好，政府部门不好”更加复杂。但这种观点毕竟难与财政刺激兼容，并导致了紧缩政策提早到来。
如果说从理论上讲，政府干预与危机和复苏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那么在经验研究中，有关证据也是模棱两可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声称，当公共债务达到GDP的90％之后，增长会放缓。[8]沉重的债务负担当然会拖累经济增长，但警戒线是不是90％还存疑。即便如此，当美国和英国的公共债务接近这一比例，而欧元区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这一比例时，支持紧缩的人们非常喜欢引用这一观点为自己辩护。例如，当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欧盟专员奥利·雷恩为欧盟的政策寻求合理性时，就引用了这一被曲解的“90％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