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古·诺曼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担任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行长，他赞同美国朋友的观点。在给斯特朗的信里，他表达了对重返“一战”前的金本位体系的渴望。但诺曼的风格不太像一位现代央行家，他并没有详细解释他的理由。他的公开讲话一向以含混不清著称，这使他的政治决策让人感到神秘甚至困惑。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1933年大萧条期间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未来事件》。在这本书中，诺曼成了威尔斯的攻击目标。威尔斯假设人类已经进入了未来，回头去看历史：“当时的人们还不像我们今天，对经济压力和波动有清晰认识。在各种各样的托词和误读中，奇怪的神秘男人们若隐若现。他们操控着价格和汇率。这些奇怪的神秘男人中最杰出代表就是那位蒙塔古·诺曼先生，他在1920～1935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他是所有历史中最不可信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传说车载斗量。事实上，他唯一的神秘之处就是他让人感到神秘。”
威尔斯关于很多事情的说法都对了，包括现代央行对透明度和畅通沟通的重视。[9]他唯一算错的是关于诺曼的退休年龄。事实上，那个“神秘男人”在英格兰银行行长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4年，才正式辞职。
不管他是不是故意地含糊其辞、前后不一，诺曼都可谓是央行行长所擅长的“建设性模糊”之父。艾伦·格林斯潘在“建设性模糊”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惯于借此将复杂的事情搁置起来。但是，诺曼在重返战前金本位这件事情上却一直毫不含糊、毫不动摇。要想恢复金本位，英格兰银行必须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或者充足的能够兑换为黄金的资产。如果要得到足够的可兑换黄金的外汇储备需要得到美联储的帮助，那正是斯特朗随时准备提供的。
1924年，在斯特朗的支持下，美联储实施了低利率政策，这样做的意图就是为了帮助英格兰银行得到回归金本位所需的外汇储备。美国的低利率鼓励了大量资金流入伦敦，因为伦敦的利率水平较高。这些资金大都进入了在伦敦的一些大银行，还有一些流入了“银行的银行”。换言之，它们最后进入了英格兰银行的保险柜。
如果市场力量并没能使足够的黄金流入伦敦，美英两国的央行将采取补救措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以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将美元资产收益率压低，由此鼓励更多的资金从美国流向大西洋彼岸。[10]
但是这些金融操作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英国能重返金本位。为了能够维持金本位的稳定，还必须使得美英两国的竞争地位保持再平衡。虽然在“一战”爆发后，英国物价比美国升得更高，但是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相应提高。如果英镑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一战”之前的水平，那么英镑的名义汇率就会被高估，英国就会丧失出口竞争力。这会形成长期的贸易赤字，而英格兰银行千辛万苦得到的黄金又会重新外流。要避免这个结果，就需要降低英国的价格水平或者提高美国的价格水平。根据斯特朗的估计，从“一战”爆发之时算起，英国的生产成本相对美国已经提高了10％。其他观察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凯恩斯在这一问题的专业研究上享有盛誉，他的结论是英国的生产成本相对美国的生产成本已经上升了9％。[11]
斯特朗希望，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会鼓励支出，并使得美国价格水平上升，从而有利于缩小两国的竞争力差距。[12]但事实证明，通过利率影响价格水平，要比预期的难得多。从1924年年中到1925年年中，美国的价格水平有所提高，但不足以消除两国的成本差异。当英国在1925年4月恢复金本位之后，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诺曼在之后的6年时间里一直受此问题困扰。
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并没能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反而使美国经济失去了平衡。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泡沫，泡沫很快就扩散到了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20年代后期华尔街经历的大牛市也和这一政策不无干系。
美联储的阿道夫·米勒强烈批评斯特朗要求国内金融稳定服从国际目标的做法。米勒也是美联储的创始人之一。1887年，米勒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后，他继续到剑桥、巴黎、慕尼黑求学。之后，他先是在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我们在本书中将更多地讲到这两所大学所发挥的作用）任教，之后又回到伯克利分校，建立了商学院。米勒最后搬到了华盛顿，当上了内政部部长助理。1914年，他被同样曾是大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为美联储委员会成员。
米勒总是像教授一样喜欢说教，喜欢咬文嚼字。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诺里斯曾经谈到，在美联储委员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中，米勒总是陶醉于展示自己的口才。[13]米勒用他的口才，力挺真实票据理论。这一理论要求央行提供与正常的商业活动所需的一样多的信贷，而且不应该再多。[14]这一理论出现于18世纪初期，代表人物是苏格兰货币理论家约翰·劳。约翰·劳指出，真实票据理论应该成为于1694年创立的英格兰银行创造信贷的指导原则。约翰·劳不满足于仅仅在英格兰银行中发挥作用，他又帮助法国创建了一家准央行，即通用银行。在密西西比泡沫以及随后的崩盘中，约翰·劳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最后，他在耻辱中退休。但真正重要的是，他的真实票据理论却指导了此后两个多世纪的央行政策。
这个理论对1914年的《联邦储备法》影响深远。该法案谈到了弹性通货，即货币和信贷的供给应根据商业活动的合法需求扩张或收缩。由于美国在过去提供货币或信贷的时候没有遵循这一原则，时常会导致利率飙升，经常出现金融体系的动荡。1914年成立美联储，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真实票据理论的支持者，米勒指出，像斯特朗这样的做法是用美联储的政策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而非出于商业活动需求的考虑，这是极度不负责任的。米勒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他的批评意见在美联储内部格外招摇，因为美联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和其他几家储备银行的行长大多是事务型官员，没有受过严格的货币理论训练，往往只能依靠像米勒这样的学院派。米勒长期经受理论的熏陶，更有资格对技术性问题发表专业性的批评意见。
米勒反对的声音是最大的，但他并非一人在战斗。他的批评意见得到了其他官员的支持。一位是查尔斯·哈姆林。哈姆林曾经做过财政部部长助理，在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失利后，他担任了美联储主席的职务。另一位是赫伯特·胡佛。胡佛一度曾是斯特朗的盟友，做过柯立芝总统的商务秘书，还是米勒在乔治城的邻居。胡佛和斯特朗一样都有国际主义情结，但即使对他而言，斯特朗在1924～1925年的行为也有点过头了。斯特朗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国内影响关注得太少。胡佛总结说，斯特朗已经被他的朋友诺曼诱惑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现在仅仅是“欧洲的精神附属”。[15]斯特朗的政策会刺激通货膨胀，并加剧金融泡沫。胡佛说，如果美联储想要帮助英国重回金本位，那它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提供帮助，而非通过降低美国利率，这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
米勒和胡佛对真实票据理论的发自内心的支持，证明了历史经验会对官员的观点和行动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就经常遇到利率飙升，然后导致大批企业身陷困境，甚至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导致金融危机，这已经成了美国独立之后货币和金融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因此，美联储的大部分创始人都相信，必须根据商业活动的合理需求调整货币和信贷供给，并观察利率水平的变动，判断这些需求是否已经得到满足。要是根据这一观点制止了斯特朗的做法，即人为地降低美国的利率水平以支持其他国家，那将有可能遏制美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上的泡沫。但根据这一理论，当美国的利率水平从1929年的高点跌落之后，美联储也没必要做出反应。利率水平下降，表明美国的商业活动有足够信贷，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恰好合适。
我们从这段历史能够得出的启示是，没有一种货币理论能够在所有的时期通用。这是美联储和美国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最终学到的一课。
尽管有各种批评意见，但这些批评意见对斯特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斯特朗是美联储内的强势人物。他曾是约翰·P.摩根的得力助手，在190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战斗在一线。尽管缺乏正规的学术训练，但他是金融政策的权威，他代表了实践经验。如果斯特朗更关心伦敦的事情，而不是迈阿密，那就让他这样做吧。
在货币政策对助长金融泡沫方面，即使美联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货币政策也并非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同样推波助澜的是缺乏严格监管的金融系统，而政府也在努力推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繁荣。在战争期间，房地产开工率受到压抑，到了战后，被压抑的需求终于得以释放。
雄心勃勃的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开发商最喜欢释放被压抑的需求，它们使尽浑身解数，要解放这些被压抑的需求。没人比乔治·梅里克更野心勃勃，他是公理会牧师的子孙和葡萄柚种植园园主。梅里克还是一名诗歌爱好者。1920年，为了歌颂他在佛罗里达州郊外的土地，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南部海风之歌”的诗集。
这是我熟知的海岸
它让我感受到无比温暖
裂榄郁郁葱葱
小小的蜥蜴慵懒
信风猎猎
穿越棕榈丛生的弧线
这就是比斯坎湾海岸[16]
梅里克的主要才华都用在了房地产开发上。1915年，他被任命为戴德县县长。梅里克的主要功绩就是修筑了将迈阿密与其未来郊区连接起来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这个公路网还覆盖了他自己规划的科勒尔盖布尔斯社区，那里曾是家庭农场。梅里克诗兴大发，他把科勒尔盖布尔斯描绘成具有西班牙风情的城市，在那里“你的‘西班牙城堡梦’成真了”。他开采石灰石和珊瑚岩用于建造房屋，而挖出的深坑被改造成了有亭台楼榭的威尼斯泻湖。梅里克在全国性杂志和海外报纸上做广告，大部分文案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吸引客户到他尚未完全开发的郊区，免费观看Mabel Cody飞行马戏团的空中秀。买房的客户有机会飞到空中，俯瞰他们自己所购买的地产。[17]梅里克在纽约和芝加哥开设了豪华的售楼处。他还购买了旅游大巴，组织一批批来自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特区的游客前来观光。
梅里克还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请来给自己站台。布赖恩是前总统候选人、国务卿、著名演说家。布赖恩为了让自己患有关节炎的妻子过得舒服些，把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很快，他就成了迈阿密最广为人知的市民。他在1896年竞选总统时的竞选纲领是为小人物而战，强烈反对金本位。现在梅里克付他酬劳让他支持另一种“纲领”，他的任务是赞美空中楼阁；他演讲的内容不再是金本位，而是金海岸。梅里克每年付给布赖恩10万美元的酬劳，一半以现金支付，另一半以土地支付。
科勒尔盖布尔斯社区从一开始就大获成功。1921年家庭选址的首场拍卖会上，来了5000多名客户。不到一年，梅里克又开始新购置土地，扩展他的发展愿景。在1924年11月到1925年3月这一旅游旺季，梅里克的土地销售创下400万美元的纪录。
州政府官员对地产繁荣反响热烈。这并不奇怪，有相当数量的像梅里克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为他们提供贷款的银行家，欣然同意担任公职。他们利用地产繁荣时期大幅增加的房地产税，为当地的道路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扩张进行融资，而这又创造了更大的繁荣。1923年，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佛罗里达州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打算废除州宪法中关于征收所得税和继承税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吸引来自北方的移民。[18]感激涕零的选民们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议案。他们选举了杰克逊维尔市前市长约翰·韦尔伯恩·马丁担任州长，在竞选结束时，他许诺会完成一项野心勃勃的全州公路网建设项目。想必，当庞兹在马丁故乡周边的荒凉土地上推销其虚假的开发计划的时候，也会提到马丁州长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