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逗留期间，看到了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身份平等。我很快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进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它给予舆论一定的方向，赋予法律一定的方针，提供给执政者新的箴言，赋予被治者特有的习惯。
没过多久，我又发现这件大事所产生的影响远甚于政治措施与法律，而且它对政府的限制作用绝不逊于对公民社会的限制作用。它既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破旧立新，又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
所以，研究美国社会越深入，我就越觉得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一切个别事物似乎都是由它产生的，因此我一直将它看作我整个考察的集中点。
当我将目光转向法国所在的半球时，我觉得这里的情况和我在新大陆看到的情况差不多。我发现，在法国所在的半球，尽管身份平等未达到美国那样的程度，但是却在不断接近它，而且，主导美国社会的民主，似乎也正在欧洲迅速发展。
从这时开始，我就有了撰写此书的念头。
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开展。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它，但观点却各不相同。一些人觉得，它属于一种新现象，出自偶然，有希望将其遏制；而另外一些人则断言，这是一场无法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古老、最频繁、最持久的现象。
在此，我回顾一下七百年前的法国。那时，法国被一小部分拥有土地、统治居民的家族所占据，统治权随着遗产的继承而代代相传，权力成为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而地产则成为强权唯一的源泉。
然而在法国，僧侣阶级的政治权力开始建立，并且迅速扩大。僧侣阶级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穷人与富人，属民与领主，都能加入僧侣阶级的行列。通过教会这一渠道，平等渐渐渗入政治领域。原先那些被终身奴役的农奴，现在能以神甫的身份和贵族平起平坐，而且常常是国王的座上客。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社会变得越来越文明、安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人们开始渴望一种能调整这种关系的民法。于是，法学家便应运而生。他们从阴森肃穆的法庭大堂走出来，离开狭小的、布满灰尘的办公室，出没于王公大人的宅邸，坐在穿貂披甲的封建男爵身边。
当国王们由于好高骛远而破产，贵族们由于勾心斗角而倾尽家产时，平民们却由于经商而变得富有起来。金钱的影响开始波及到国务。商业成为迈进权力大门的新阶梯，金融家们结成一个既受人鄙视又被人奉承的政治权力集团。
民智慢慢开化，人们对文学与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这样一来，知识便成为事业成功的必备要素，科学变成了为政的手段，智慧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文人涉足政界。
随着通向权力大门的途径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不看重家庭出身。十一世纪时，贵族这一头衔还是无价之宝，但到了十三世纪，这一头衔用钱就能买到了。1270年，贵族头衔开始允许出售，结果，平等也被贵族阶级带进政府。
这七百年来，贵族有时会反对王权，有时则为了和对手夺权，而将政治大权交给人民。
更为多见的是，为了贬低和压制贵族，国王让国内的下层阶级也加入了政府。
法国国王总是以最积极、最彻底的平等主义者自居。当他们野心满满、力量强大时，会想方设法将民众提升到贵族的水平；当他们庸碌无能时，则容许民众提高到比他们自身还要高的地位。有些国王凭借自己的才能促进了民主，而另外一些国王则因无道而促进了民主。路易十一与路易十四，一直要求全体臣民在他们的王位之下保持平等，而路易十五则最终让自己与王室一起走向毁灭。
当公民们不再依赖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有土地，动产已被看作财富以及可以产生影响、制造权势时，工艺的每一次发现，工商业的每一个改进，都迅速在人们中间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平等因素。此后，所有新发现的工艺手段，所有新产生的需求，所有满足新需求的想法，都是在走向普遍平等。奢靡、好斗、赶时髦，以及人们最肤浅的情欲、最高尚的激情，似乎都在让富人变穷、穷人变富。
自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与财富的源泉后，每一个科学发明，每一种新知识，每一种新思想，都应当被看作是人民即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诗才、口才、记忆力、内心美、想象力、思考力——所有这些上天随意降下来的资质，都在促进民主的发展；即便它们落到民主的敌人手里，也会因为显示了人类伟大的天性，而能继续为民主服务。所以，被民主征服的领域，将随着被文明与教育征服的领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而文学则成为对所有人都开放的武库，弱者与穷人每天都能从里面取用武器。
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可以说在过去的七百年里，法国每一件大事都在推动着平等。
十字军东征以及数次对英战争，毁灭了十分之一的贵族，分散了他们的土地。地方自治制度，将民主的自由带进封建的君主政体中。枪炮的问世，让平民与贵族在战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印刷术平等地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邮政不仅将知识送到穷人的茅舍门口，而且将它送到王宫的大门。基督教新教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同等地找到通向天堂的道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开辟出很多条致富的新路，让一些不知名的冒险家致富得势。
倘若从十一世纪开始研究法国每五十年的变化，我们将发现在每五十年末，法国的社会体制都会发生一次双重革命；在社会这一阶梯上，贵族在下降，平民在上升。一个从上面降下来，一个从下面升上来。如此一来，每过半个世纪，他们相互间的距离就会缩短一些，最终将汇聚在一起。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法国特有的。不管面向哪个地方，我们都能目睹相同的革命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
人民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类事件，都在促进民主的发展。所有人，不论他是自愿帮助民主取得成功，还是在无意中推动了民主；不论他们是主动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视民主为敌人，他们都为民主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所有人都汇聚在一起，在同一道路上为共同的目标而行动。有的人不由自主，有的人不知不觉，但他们都成为上帝的驯服工具。
所以，身份平等的逐步发展，是天意所定，必然的事情。这一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普遍的、持久的，它随时能摆脱人力的阻挠，一切事和人都在帮它前进。
有些人认为一代人的努力能阻止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运动，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有些人认为已推翻封建制度、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富人面前退缩，这种观点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在民主已然发展得这么强大，而它的敌对者已变得非常软弱的今天，民主不可能停滞不前！
那么，我们目前正在往哪个地方走呢？没有人能回答得了，因为已无法用对比的方法来回答。也就是说，如今在基督徒中，身份平等已扩大到过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曾达到的程度，因此那些已经完成的庞大工作让我们难以预测还有什么工作可做。
我在写这本书时，一直怀着一种生怕上帝惩罚的心情。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心情，是因为我知道这场无法抗拒的革命已冲破所有障碍进行了很多个世纪，而且现在仍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
无需上帝亲口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意志的某些征兆。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自然界一年又一年的正常运行以及事件持续发展的趋势就可以了。我未听到创世主的启示，就已清楚天上的星辰是按照其画出的轨道运行的。
倘若说今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以及深入的思考，发现平等的逐步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那么，单是这一发现本身，就会让这种发展具有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所以，阻挠民主就意味着抗拒上帝的意志，各民族只有顺应上天为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
依我看，在我们这一代，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出现了可怕的局面。席卷它们的革命运动已强大到不可遏止，但其速度并未快到难以引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命运仍掌控在自己手中，但也很快会失去控制。
管理社会的人在我们这代所担负的首要任务是：引导民主；若有机会，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净化民主的风尚；规范民主的行动；逐渐用治世的科学来取代民情的经验，用对民主真正利益的认识来替代其盲目的本能；让民主的政策符合时间与地点，并按照环境与人事修正政策。
一个面貌全新的社会，要拥有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
但是，我们却极少这么想。我们被抛于一条大江的急流处，伸着头望向岸上隐约可见的断壁残垣，但巨浪又将我们卷了进去，推至深渊。
我刚才讲述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更猛烈激进。而且在法国，这一革命往往都是任意进行的。
国家的首领从未考虑过为革命事先做些准备工作，革命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或者在他们不知不觉间进行的。国内最有势力、最富有知识、最有道德的阶级，压根没有去寻找控制革命以便对它进行领导的办法。所以，任民主被其狂野的本能领导，让民主像一个没有父母照顾、流浪街头、只看到社会的弊端与悲惨、自力更生的孩子那样，独自成长壮大起来。在它忽然掌权之前，人们貌似还未感觉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它掌权之后，人们对其每一个要求都千随百顺、言听计从，将其视为力量的象征。然而到后来，当它因为举止过分而削弱时，立法者便制定出轻率的法案去消灭它，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引导、纠正它；立法者不想让它学会治国的方法，因而处心积虑地要将它排挤出政府。
这样一来，尽管民主革命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以及道德方面，却未发生让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必不可少的相应变化。所以，尽管我们有了民主，但却缺少能减轻其弊端以及发扬其固有优势的东西；我们仅看到了它带来的坏处，却没有获得它可能提供的益处。
当王权在贵族阶级的扶持下安然无事地统治欧洲各国时，人们在不幸之中还能感受到一些我们这代人难以想象与理解的幸福。
某些臣子享有的权力，为皇亲国戚的暴政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在国王方面，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民众面前就像神一般，所以当民众如待神般尊敬他时，他绝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
在人民之上的贵族对待人民的命运，就如牧人对待自己的牲口一样，仅有同情却关心不足。他们并不觉得穷人和他们平等，他们关心穷人的际遇，就相当于关心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任务。
人民从来没有奢想拥有非分的社会地位，也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和首领平等，他们认为自己直接受首领的恩惠，压根没想过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当首领宽宏公正时，他们爱戴首领，并且毫无怨言地服从首领的严苛统治，不觉得卑微，似乎是在承受来自上帝的不可违抗的惩罚。另外，习惯与民情也给暴政划定了界限，给暴力的行使做了某些限制。
因为贵族压根未想过谁会剥夺他们自以为合法的特权，而奴隶又觉得他们卑微的地位是无法更改的自然秩序，所以人们觉得在命运这么悬殊的两个阶级之间，可以形成某种彼此照顾的关系。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不平等与苦难，但是双方的灵魂都未堕落。
人们之所以会变坏，绝不是因为当政者行使权力或者被治者习惯于顺从，而是因为当政者行使了被视为非法的暴力以及被治者被迫服从于他们认为是侵夺、压迫的强权。
一方面，是一些人集财富、权势以及闲适于一身，因而可以奢华地生活，追求享乐，讲究高雅，品味艺术；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人终生劳作、粗俗、野蛮、无知。
然而，在这群粗蛮、无知的民众中，你也可能发现炽烈的激情、高尚的情操、笃定的信仰以及淳朴的德行。
如此组建起来的社会，可能具备稳定性与强大性，还可能有其光荣之处。
然而就在此，各阶级开始混合起来，一些隔离人们的屏障不断倒塌，财产渐渐分散，归多数人所有，权力也慢慢由多数人来分享，教育日趋普及，智力逐渐相等，社会情况也越来越民主。最终，民主平稳地实现了它对法治与民情的控制。
于是，我想象出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将法律看作是自己的创造，他们爱护法律，并且心甘情愿地服从法律；人们尊敬政府的权威，是由于必要，而不是由于它神圣不可侵犯；人们对国家首长的爱戴尽管不是很浓烈，但确实是源自内心真实的情感。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而且他们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所以在人们之间，将形成牢固的信赖关系以及一种不卑不亢的彼此尊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