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过了很长时间才成家。他们几乎是一相识就开始“恋爱”，我母亲用的是这个词，但他们在将近三年之后才结婚。不久，从他们自己的回忆和周围人讲的故事中，我就知道，这对年轻恋人显然是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
上课的时候，我父母经常让一些学生帮忙传递便条，有些学生我后来见过。学生们把便条留了下来，但常常感到失望，因为上面不过是“嗨，今晚见”之类的话。
两位年轻老师都全力以赴地工作。母亲教英语。原来的学生还记得她教书的样子，说这个老师个子不高，但要是不听她的话可不行。她坚持要使用正确的语法。我也记得，如果有人用错了虚拟语气，她就会生气。要是有人说了“If I was”，她就会大叫：“是‘If I were’。”她是辩论队的指导教师，会让学生们参加全市范围内的“演说比赛”。她还指导学生的戏剧和音乐剧，她的努力让她在全市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但是，她最出名的学生，既不是辩论家也不是演员。母亲曾教过美国棒球传奇人物威利·梅斯，她自己缺乏运动细胞，但她知道他很特别。最近，他对我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她，说以前她曾对他说：“你会成为一名球类运动员。如果你需要早点出去练球的话，跟我说一下。”
在他们交往期间，我爸爸的工作日几乎全被运动占据了。爸爸在威斯康星大学学过运动管理，上班之后将所学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创建了一个全面的运动计划。他组建了一支女子篮球队，用男孩子的严格技术标准来要求。有一个叫多丽丝·杰克逊·布卢的学生，后来成了注册护士，她说爸爸很高兴她强壮而有攻击力，但爸爸对她说，不能总是从人家身上踩踏过去。她需要学会控球。然后他花了几个小时，教她如何控球。
父亲的球员们都觉得他那时候很严厉——要是男孩子们惹他生气了，他会骂他们“混账东西”。不过，他也很关心人。一个小伙子曾被撞成脑震荡，他还记得爸爸坐在医院里陪了一个晚上，确认他没事才放心。另一个球员说，他曾在训练的时候晕倒，我父亲陪着他做了一系列检查。结果表明，他心脏膨大，就是说再也不能打橄榄球了。但是，他说，爸爸还是把他当作球队成员，让他觉得身体上的缺陷“没什么事”。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健康保险，如果有人要付钱而他的父母又负担不起，爸爸就会帮他付。
他显然很喜欢当教练，不过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敢当教练了。我让他解释原因，他就说了一场篮球赛的事。离比赛结束只有一分钟了，他的队领先了十一分。后来发生了一连串不幸的事情，对手开始反攻，费尔菲尔德队最后输了。爸爸说，他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湿透了，是他在梦里哭湿的。他说：“那天晚上我决定，不能再让十七岁的孩子们在某场比赛里的表现，来决定我的事业成败。”后来，他离开了教练行业。
学校下班之后，父亲和母亲常常到雷伊家去吃晚饭。我外公外婆都喜欢他，尤其是外婆，因为他是牧师。外婆会准备很好的饭菜，不过我母亲偶尔也会试一试，证明她也会做饭。有一天，我父亲下班后到雷伊家来，当天晚上他还要指导一场比赛，所以晚饭要吃得快点。母亲去做饭，过了很久很久，她终于从厨房里出来了，只捧出了一盘热狗。原来她只会做两种东西，一种是法兰克福熏肠热狗，一种是香蕉布丁。在一连几个星期都要面对香蕉布丁之后，我父亲终于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借口是腰围增大，没说自己味蕾麻木。
这对年轻人在校园之外有广泛的社会交往。伯明翰的种族隔离非常严重，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大多是私下的：在家中和私人社交俱乐部里。为黑人开设的少数几个公共场所也不太好，而且位于比较混乱的街区，比如伯明翰市中心的第四大道。那个地区以酗酒、斗殴和“随便的”女人而闻名。我父亲似乎偶尔会到那儿去看电影，但我母亲还是保持距离。在那个年代，“好女孩”和“坏女孩”之间有非常清楚的界线，大家要小心保护自己的名声。
幸好还有非常私人化的社交场合。爸爸参加了阿尔法·斐·阿尔法，这是最古老的黑人兄弟会，会里的“兄弟们”会组织舞会和派对。还好爸爸是长老会牧师，不是南方浸礼会牧师，所以跳跳舞，喝点儿度数不高的酒，教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晚上最后一支舞曲总是《星星落在亚拉巴马》，只要有乐队演奏这首歌，我父亲眼里就会饱含泪水，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我父母婚前婚后的生活，还被母亲年幼的弟弟妹妹占据着。爸爸妈妈在费尔菲尔德教书的时候，阿尔托和吉是那儿的中学生。因为年龄差别较大，我的父母实际上帮助抚养了他们。吉有浅棕色的头发，长得漂亮，性格活泼，不容易对付，在几乎所有事情上，从穿什么衣服到参加什么聚会，都要挑战她的父母，尤其是她母亲。爸爸总是能为她提供慰藉，还是个头脑清晰的参谋，姨妈和外公外婆都信任他。
这一点后来尤其重要。吉突然离开了亚特兰大的斯贝尔曼学院，没有通知父母。（后来收到校方通知，他们才知道她走了。）吉好像决定去纽约，她在那儿遇到过一个名叫安迪的爱尔兰男孩，打算嫁给他。和早先阿尔伯特出走的时候一样，雷伊外公登上火车，把她带回了伯明翰。我父亲知道那时候吉不可能再住在家里，就安排她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和他父亲及姐姐一起住。吉说她以前从来没听过诺福克这个地方，突然之间被告知那儿将是她的新家。她在诺福克州立学院上学，后来也毕业了，特雷莎姑姑在这所学院教书。吉成了一所特需儿童学校的老师，后来当了校长。
爸爸和妈妈的弟弟阿尔托关系也很亲密。他没能说服阿尔托去打橄榄球。阿尔托说，输过一次，不想再输第二次了。但这两个人还是像兄弟一样。阿尔托长得非常英俊，有飘逸的黑色头发和运动员一样的身材。和吉后来一样，他也是先上了大学，中途又退学了。他参军了，在部队里发挥了号手的本领，跟着军乐队走遍了整个欧洲，他也承认，他因此避免了步兵要做的那些艰苦工作。
但是，对我外公来说，这还不够好。他一心要让每个孩子接受大学教育。阿尔托卖了一段时间的保险，就被送往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南方大学，那时候爸爸的姐姐特雷莎姑姑还在那儿教书，没有调到诺福克。阿尔托读完了大学，和雷伊家的所有人一样，也当了老师。
就这样，像种族隔离的伯明翰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一样，约翰和安吉丽娜设法生活得充实而有成就。在某些方面，种族隔离成了一个缓冲地带，他们在其中基本上可以控制自己的环境。同他们的朋友、邻居一样，父母与白人世界保持着距离，建造了一个由家庭、教会、社区和学校构成的，相对平静的小世界。
可是，一旦我的父母必须走出自己的狭小世界到外面去冒险，让人震惊的事情就来了。我舅舅说过一个故事。他在家里休假结束之后，一天晚上，我父亲开车送他回路易斯安那的南方大学。在一条漆黑的小路上，车抛锚了。那时候情况可不一样，据说路易斯安那州界上竖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跑啊，黑鬼，跑！就算你不识字，也快跑吧。”一位公路巡逻警察走上来，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解释说车抛锚了。“那好吧，”他说，“不过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两个黑鬼最好给我滚得远远的。”阿尔托是个自学成才的机械高手，他凭借父亲随身带着的火柴发出的那点儿光亮，终于想办法把车发动起来了。两个年轻黑人都很庆幸，能在警官返回之前离开。
家里还有一个常讲的故事，与我父亲决定支持共和党有关。1952年的一天，爸爸妈妈去进行选民登记。安吉丽娜肤色浅，长得漂亮，工作人员问她：“你肯定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是谁，是吧？”母亲回答：“知道啊，乔治·华盛顿。”这样母亲就顺利地通过了“选民测试”。可是，我父亲肤色较黑，等他走上前去，工作人员却指着一个大瓶子，里面装了几百颗豆子。“瓶子里有多少颗豆子？”他问我父亲。那显然没法去数。
爸爸非常沮丧，把这事告诉了教会里的前辈弗兰克·亨特先生。老人让他不要担心；他知道怎么能让他登记上。那时候，亚拉巴马是个“民主党”地区。那个年代经常使用“黄狗”这个词，比如“我情愿选条黄狗，也不投共和党的票”。“那儿有个共和党职员，正在拉人，”亨特先生告诉我父亲，“任何人只要说自己是共和党，她都给注册。”爸爸就去了，找到了那个女人，成功地注册成为选民。这事他一直记得，他一辈子都忠实地支持共和党。
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交往，我父母终于在1954年2月12日这天结婚了。当时爸爸三十一岁，妈妈三十岁，那时候算结婚很迟了。我问他们，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两个人都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1985年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父亲之前结过婚。那个女人告诉我父亲，说她怀孕了，实际上却没有怀孕。后来他们离婚了，或者是婚约被判无效——我不清楚究竟是哪一个，这对于父亲来说可能是个痛苦的经历，所以不愿意很快再次结婚。
和我妈妈结婚的时候，爸爸正全身心投入伯明翰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的教区工作。教堂是外公于1951年创立的，但到1952年，外公退了出来，和外婆一起搬到了密西西比，他们要到那儿去重振一所遇到了麻烦的教堂。威斯敏斯特的新教堂已经完工了，1954年初，在我父亲的领导下，教堂被正式纳入长老会。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应该安顿下来了。
于是，2月12日，约翰和安吉丽娜在外公外婆家的音乐室里举行了婚礼，双方父母都赞同，也都到场了，赖斯爷爷是主婚人。除了他们之外，在场的就只有特雷莎、阿尔托和吉。母亲穿着灰色套装，烟灰色的鞋子非常漂亮，上面还镶着假钻石。婚礼的时间并不充裕，因为爸爸之前有场篮球赛，随后又要参加一个演说比赛颁奖仪式，吉要在仪式上领奖学金。颁奖结束后，爸爸回到他在教堂的家，母亲晚上还住在外公外婆那儿。第二天，她和丈夫一起搬进了教堂后面的新家。
年轻的新娘成了教民们关注的中心，日子并不容易。当牧师的妻子，就肯定有很多人盯着。说句公平的话，母亲对于家庭之外的人，有时候也不是很热情。有一些人心怀嫉妒，特别是一些女儿到了婚嫁年龄的妈妈们，她们曾希望这位年轻的牧师能成为自己的女婿。
年轻夫妇住在教堂的后面，不过这一点很可能没什么好处。他们的小公寓有一间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经过一个小过道便是客厅，而客厅的隔壁就是牧师的办公室。隐私很难保证。在母亲搬进来之前，教民们总把客厅当作公共场所。他们喜欢在宗教仪式结束后聚一聚，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母亲搬进来之后，在家里布置了非常好的红木家具，是在索科尔家具店里分期付款购买的。她终止了大家的星期天聚会，或者说她试图终止。教民们不遵从母亲的决定，她就把好家具都搬进卧室，用塑料纸包起来，买来便宜的沙发放在客厅里。一个小小的流言在教会里传开来，有人斥责安吉丽娜“不想让他们坐她的家具”。现在看来，我很高兴她那样保护自己的东西，那些家具维护得非常好，而我很幸运地成了它们的主人。
时间长了，教民们和安吉丽娜就开始和解。她不再给浸礼会教堂演奏，而成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迫切需要的唱诗班指导。母亲坚持要教堂买一架风琴，在福布斯家的帮助下，他们果然买了一架。福布斯一家是白人，在市中心开了乐器店，他们喜欢我父亲。母亲组建了一个儿童唱诗班，开始指导假期的节目，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教民开始喜欢她了。不久，我父母宣布，母亲已经怀孕了，产期在11月份。我没有提前出生，真是件好事。日子刚刚好——九个月零两天，避免了喜欢打听消息的年长教民们的流言蜚语。
父母的婚姻还引起了一个麻烦。教育系统有个避免裙带关系的规定，夫妇双方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教书。爸爸离开了费尔菲尔德教育系统，在伯明翰教育区的乌尔曼中学找了一份学业辅导老师的工作。母亲留在费尔菲尔德。有一次我问爸爸，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肯定都觉得妻子应该放弃工作，而不是丈夫，他们为什么做了不一样的决定呢？他说，母亲在那儿待的时间更长，他换工作才公平。我现在还认为，在那个年代，做出那样的决定是非常开明的。
大家都说，父母当时非常期待我的出生。父亲肯定这是个男孩，他和母亲达成了协议，如果是女孩，就让她来取名字；如果是男孩，就叫约翰。
母亲开始为女儿想名字。她希望孩子的名字与众不同，而且有音乐感。她到意大利音乐词汇中找灵感，一开始觉得“安登提诺”（Andantino）这个词不错，后来她意识到，这个词翻译过来意思是“缓慢前行”，又不喜欢了。“阿莱格罗”（Allegro）就更差了，因为翻译过来意思是“快”。在1954年，没有哪个母亲希望别人觉得自己的女儿“快”。最后，她找到了“康多丝”（con dolce）和“康多丝扎”（con dolcezza）这两个音乐词汇，意思是“甜美的”。她觉得意大利语中“c”这个音很难，说英语的人肯定无法识别，会把“多丝”（dolci）读成“多契”（dolche），所以就对这个词进行改动。最后定下来是“康多莉扎”（Condoleezza）。
与此同时，我父亲也在准备着约翰的来临。他买了一只橄榄球和其他几件体育运动器材。约翰大概以后会成为全美橄榄球赛中的跑卫，也许是线卫。
父母打算继续住在教堂后面。也没有足够的钱搬家。不过，爸爸说服了教民们，把卧室和卫生间粉刷了一下，母亲买了填充玩具，还有一本婴儿记录本，以记下每一个重要时刻。
悲哀的是，赖斯爷爷突然去世了，打断了他们开心的育儿准备工作。爸爸和阿尔托会定期去密西西比看望我的爷爷奶奶。这次，爸爸看望结束，刚刚回家，他妈妈就来了电话。赖斯爷爷突发心脏病。他们又上了车，冲往密西西比。阿尔托跟我说，这次他们超过了所有速度限制，州警察如果拦住两名超速的黑人会怎么样，他们也不去管了。
赶到之后，赖斯爷爷已经去世了，但我奶奶震惊过度，不知道该拿遗体怎么办。他还躺在地板上。我父亲和舅舅做了安排，把爷爷的遗体运回伯明翰。在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爷爷创立的最后一个教堂，人们为这个了不起的人举办了盛大的葬礼。有七个月身孕的母亲拉风琴，父亲主持仪式。教堂里挤满了从路易斯安那老远赶来的人。
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在我的家族传统中，爷爷都曾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坚持不懈，让自己上了大学，也让他的孩子和很多其他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真正了不起的，是他对学识的热爱。他百折不挠，给家人提供知识环境，为自己提高知识素养。
父亲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似乎可以总结爷爷对学识的激情。一天，赖斯爷爷拿着新买的东西，兴致勃勃地回了家。那是大萧条时期，奶奶正想尽办法，用微薄的收入算计着过日子。我父亲还记得一连吃了很多天的面包三明治——面包加沙拉酱，没别的。一到星期天，奶奶就准备“周日惊喜”，但那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美食，总是红豆和米饭，再加上一点爷爷和父亲在小溪里抓到的无论什么东西。
然而，爷爷却带回了九大卷烫着金字的精装书：雨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其他人的作品。每册书前面都有一篇文章，总结作者的生平和作品。我奶奶问这些书多少钱。赖斯爷爷承认，一共要花九十美元，他说不用担心，是分期付款的。他们只要每个月付三美元一直付三年就行了。奶奶勃然大怒，但爷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把书退掉。他没有妥协，我太感激了。我动身去参加博士学位授予仪式那天，父亲把保存下来的五册书送给了我，那是我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日子之一。
赖斯爷爷是9月14日去世的，我生于11月14日，刚好晚了两个月。别人告诉我，母亲怀孕的时候，他非常激动，说家里有个孩子，那真是好极了。我深感遗憾，没能见到他本人，但我一直觉得，从精神上来说，我是了解他的。他一直是我生命中一个强有力的向导。而且我还拥有那些书——我和他之间的纽带。他在最困难的时代，排除了种种阻碍，用教育改变了自己——这也是一份礼物，他通过那些书，把这份礼物传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