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佩亚克的天空现出最早的寥落星辰，日本蓝墨水般的夜色降临在圣母大教堂的钟塔上，在广场上的照相摊摊主和他们印有瓜达卢佩圣母像的背景布上，在卖气球的摊贩和他们套着纸帽的气球上，在擦鞋摊擎着红色华盖的宝座上，在用油缸炸午餐的女人们的木棚上，在密斯特洛伊斯街和五月五大街转角处的五金店上时；当照相摊摊主收起他们的三脚架和大个头盒式相机，将木马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时；当卖气球的气球卖完，赶着仅剩的几只最难看没卖掉的气球回家时；当擦鞋的在他们的小木箱上蹲得不耐烦了，卖油炸午餐的女人将盘子、罐子和桌布都装进了来时的草编筐时；爷爷便对长着浅灰色头发的男孩说阿图罗，打烊了。穿着歪不拉叽的鞋子、紫肘的阿图罗用拉杆将卷帘门拉了下来——先是面朝密斯特洛伊斯街的，然后是面朝五月五大街的——像阖上的眼皮，然后爷爷告诉他他可以走了。
我就是这会儿到的，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踏上洼陷的阶前石——它中间的部分已经磨得相当光滑了，被各种各样的鞋，来买粘胶的，磨剪刀的，要蜡烛、鞋油、一斤一袋的钉子、松节油、带蓝点的调羹、油漆刷、相纸、一卷挂画铁丝、灯油或是绳子的。
爷爷在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下，在脏兮兮、苍蝇乱舞的天花板下，抽着雪茄，数着像用过的纸巾一样软塌塌、皱巴巴的钱，其中有广场上用浅口锡盘端上油炸午餐的女人挣的，有照相摊主和他们的瓜达卢佩圣母的背景布挣的，有擦鞋匠在他们华盖高擎的王国里挣的，有卖圣卡、念珠、无袖圣服、塑料小圣坛的小摊贩挣的，有街对面的修道院里好心的修女们挣的，他小声地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将它们装进一个纸袋带回家。
我拉着爷爷胖乎乎、肉嘟嘟的手，像情人一样。我们走过大教堂——每个礼拜日奶奶都在里面为爷爷点着蜡烛祈祷。经过当年胡安·迪亚戈将圣迹从山上带下来的地方，当时所有人都俯身下拜，只有我爷爷没有。走过古兹曼先生的裁缝店，店里灯光通明，古兹曼先生还在缝纫机前忙碌着。经过我买牛奶葡萄干果子冻的糖果店。经过普罗维登西亚玉米煎饼店，每天下午我和鲁兹·玛丽亚都被差去送还装中午的煎饼的篮子。经过玛奎芝寡妇的房子，她丈夫去年冬天死于一个她雪白的小拳头般大小的肿瘤。经过穆内卡的妈妈身边，她正用粉红色的橡胶软管射出细长的水柱给她远近闻名的大丽花浇水，去弗图纳街12号的房子，我们一直住的房子。绿色的铁门，花草的图案、盘曲如我名字首字母的线条，熟悉的吱呀声和叮当声，被熟悉的常青藤爬满，仅剩一小块空隙容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邮递员伸手进去，二十二级台阶，我们一边上一边大声地数——一、二、三——晚饭吃煮面和炖肉——四、五、六——喝一杯牛奶咖啡——七、八、九——将奶奶唠叨没完的声音关在门外——十、十一、十二——像往常一样睡着，任由电视机开在那嗡嗡地响——十三、十四、十五——爷爷的呼噜——十六、十七、十八——这个孙子，即将离开去那个借来的国度的那个——十九、二十、二十一——他不会记得的那个，最不熟悉的那个——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许多年后，当弗图纳街12号的房子被卖掉，当密斯特洛伊斯街和五月五大街转角处的五金店换了主人，当饰有花草和盘曲线条的院门的铰链脱落，换上了卷帘门，当玛奎芝寡妇和穆内卡的妈妈都搬走了，当爷爷最后一次睡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许多年后，当我再回来时，密斯特洛伊斯街和五月五大街转角处的店面被重新粉刷装修，做了药店；大教堂已经颓废，大门紧闭；广场上照相摊、卖气球的摊位和擦鞋的宝座还在，但木棚里为我端上午餐的都是些我不认识的面孔；弗图纳街12号比我们住的时候更小更暗了，房间被隔板隔开，租给了陌生人，街道上汽车的轰鸣声和柴油的气味，令人不知所措，房子的前面破败，后院荒芜，曾经在这里踢球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搬走了。
谁想得到呢，过了这么久，当其他事都被忘却，我还会记起你，你带入坟墓的某样东西，无可追回，无以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