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过去了，特拉吉尔没有回来接我，不过那时我正玩得高兴，而且可以总和老爸呆在一起，因此一点儿也不担心。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才意识到特拉吉尔根本不会来了。一开始我还不愿相信，可是当我在脑子里一天一天地算过时间，想到这么多天过去，她都没有来时，最终只得出一个结论：她不会来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她根本没有打算带我去看电影，出于某种原因，她决定用这种方式骗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真正明白姐姐的用意。她快到上中学的年纪了，必须得为自己的安全以及今后如何谋生作打算。那些年一直是她在照顾我，现在她得考虑自己了。
多年以后，特拉吉尔告诉我，那天从小巷子里离开对她而言是多么艰难的决定。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在此之前她已经把想法告诉了老爸，告诉他必须接过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担负起照顾儿子的责任。更让她骄傲的是，老爸同意了。姐姐说，她的计划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妈妈给她上过最重要的一课：要坚决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记住总有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种方式可以用来达到目的。那就是她为什么能说服老爸的原因，但具体细节她却没有向我多作解释。
姐姐回忆起那一段时说：“那时我看到你在打球，玩得正开心，我真想痛哭一场，但我不想让你看到，所以只好快点离开。”
我们的妈妈将信心寄托在姐姐身上，希望她做出最无私的决定，让我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去实现那些和她们在一起可能无法实现的梦想。特拉吉尔这么做也是为老爸着想。他后来在各个方面都积极地加强我们之间的父子感情，有时候做起来并不容易。老爸的努力也为我后来构建与儿子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特拉吉尔这么做首先是为了妈妈，只有这样，妈妈才能有勇气克服面前的障碍——成就她今日的奇迹。
回首往事，我深深感激姐姐为我、为所有人做的一切。但当年在离家——当时我所知道的仅有的一个家——最初的几天、几个星期之中，我确实感到失落和孤独。在姐姐匆匆离开之后，我的世界突然变了样，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无比压抑。
内心深处，我深深明白，是特拉吉尔挽救了我的人生。
回忆往事让我重新有了力量，让我在这个周五的下午可以重新审视吉姆带来的关于监护权归属的消息。我强迫自己不断呼气，释放长久以来不断堆积的巨大压力。
除了最亲近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了解这对我而言有多么艰难。我的前妻竟然向媒体捏造了许多关于我的虚假消息。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公众——包括忠实的篮球迷们——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些指控早就被证明纯属伪造而被撤销了。鉴于它们对我造成的伤害，我随即以诽谤罪起诉她。其中造成了最严重后果的虚假指控就是她声称我将性病传染给她，这项指控很快就被查证不实，于是她只得撤诉，但由此造成的伤害却无法弥补。由于法庭记录证明这项指控不实，毫无根据，因此最终被监护权案法官取信，视为她极力离间我们父子的做法之一。接着她又指控我曾经对她施行家庭暴力，法庭记录依然证明这纯属捏造。这些年我在NBA打球的经历让我明白，在这个圈子里有时免不了要遭人攻击非议——慢慢地我也练就了一张厚脸皮。但如果这些荒谬无聊的指控针对我姐姐特拉吉尔、针对我女朋友加布里埃拉·尤尼恩、针对我的家人和朋友的话，那就是对我底线的触犯。如果谁要指控他们有罪，那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爱着我，希望看到我有机会与孩子们在一起。
谣言也具备同样的杀伤力。媒体的一篇报道把我描绘成一个穷困失落的小孩，在中学时多亏前妻和她母亲收留，如果不是她俩背后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功。接着这篇文章笔锋一转，称我一朝成名就翻脸不认人。这种事情平时听多了难免容易让人相信——哪怕没有事实根据。更离谱的是，当我前妻代表儿子起诉加布里埃拉伤害他们时，媒体大肆渲染，说加布里埃拉破坏别人家庭。当然，法庭压根不受理那项起诉，加布里埃拉和我也没有被这些纷扰击垮，反而更加患难与共。
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可怕可悲。而最让人揪心的还是前妻执意要疏远我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法庭将之视为父母中一方数次企图破坏孩子与另一方建立健康关系的行为。2008年我申请离婚时，曾提出共同监护，西奥沃恩却起诉要单独监护，从此开始了库克县家庭法院历史上历时最久的监护权官司。
从前我相信——现在我依然相信——孩子们在成长道路上需要父母双方的共同呵护，所以我从来没有要求完全监护权。西奥沃恩是一个非常疼爱孩子的母亲，孩子们都爱她、崇拜她，就像对我一样。可是渐渐我清楚地发现，尽管她应该遵照法庭的探视安排，允许儿子们一个月两次从芝加哥到迈阿密来与我相聚——一般由我姐姐去接他们——但她开始无视法庭命令，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止我与儿子见面。我必须采取行动了。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此事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对方的律师团成员不住地更换，不断设置新的障碍，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情况十分糟糕。到后来，为了能和儿子在电话里说上几句话，我竟不得不每次去法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提出申请。更让人着急的是，等到真的听到他们在电话里的声音时，我才发现孩子们讲话完全言不由衷。而且西奥沃恩动用最后权利的频率越来越高——要么称萨伊尔和锡安生病了，不能去见我；要么找别的借口，或者干脆没有任何理由。最离谱的那一刻发生在2010年初，我竟然哪儿都找不到儿子和他们的母亲，那是我这辈子感到最恐慌的一刻。
最终这也成为一个转折点——让我下定决心要求完全监护权。如果这注定是一场战斗，那么，苍天可鉴，我是为我的儿子们去打这场仗。
如今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的经历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就在这样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刚结束一场艰苦的训练，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打算休息个把小时。我早就准备好迎接一个对我不利的判决。法官是女性，她表示这个案子最有可能在六周内进行判决。我知道迄今为止监护权案一般都倾向于把孩子判给母亲。西奥沃恩的律师言之凿凿地称：我要打NBA，经常飞来飞去，还有商业活动，根本没有时间尽心尽责地当好一名全职单身父亲。但事实却是，我已经规划了一张时刻表，可以让我有比许多朝九晚五的父亲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们。当然我也明白，NBA球星中能当好全职单身父亲的例子并不多见。
接着又是一个不利消息。法庭委任的庭外专家在庭讯过程中曾表示十分担心西奥沃恩疏远我和儿子关系的做法会极大地伤害孩子们的感情，于是我们都希望她能建议法官将完全监护权判给我——但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支持对方。
这一切都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而且，这周五是探视时间，按计划，特拉吉尔要去芝加哥接孩子们，然后一起飞来迈阿密与我团聚。可是，不到他们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我是无法松口气的。尽管忧虑重重，但一想到这两个小家伙蹦蹦跳跳来到门口的样子，我忍不住微笑起来——萨伊尔一定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爽朗的笑声富有感染力；锡安呢，擅于观察，幽默感别具一格——当然，我们三个见了面一定是抱作一团，幸福满溢。
就在快要睡着之前，我拿起黑莓手机看看孩子们有没有什么事，姐姐有没有发来新消息。就在几秒钟之后，吉姆邮件到达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点开邮件，僵坐在床上，全部反应就只是几声难以置信的“什么？”最终我跳了起来，又看了一遍这封九个字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