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牡丹亭》女读者的活动地域主要在江南。
在明清时期可知姓名的《牡丹亭》女读者中，俞二娘、冯小青、叶小鸾、内江女子、金凤钿、浦映渌、吴规臣等是江苏人，谈则、钱宜、林以宁、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吴兰徵、吴藻等人的籍贯则在浙江，安徽籍的有陈同、程琼、张襄，林陈氏是福建人，姜映清是上海籍，只有王筠是陕西人。可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五地是现知明清时期《牡丹亭》女性读者群活动的主要地域，也就是说，《牡丹亭》女读者的活动地域主要在江南。明清时期，江南较其他地区经济更为发达，文化更为繁荣，这是催促大量女性读者诞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女读者中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远离江南，即便求学或婚姻，也没有离开江南这个大的生活地域。
第二，《牡丹亭》女读者大多是青年妇女，且身份特殊。
大要言之，阅读《牡丹亭》的女读者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为人妇、为人母的贵族名媛，如黄淑素、谈则、钱宜、林以宁、冯娴、顾姒、浦映渌、程琼、吴兰徵、张襄、吴藻、吴规臣、林陈氏、姜映清等，她们占女读者总人数的一半多，是《牡丹亭》女读者的主力军；另一种类型是十几岁的妙龄女读者，她们占女读者总人数近五分之一，如俞二娘、叶小鸾、金凤钿、陈同等。
在《牡丹亭》的女读者中，多数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或书香门第。如叶小鸾是吴中望族叶绍袁（1589—1648）的季女，林以宁、冯娴、顾姒、洪之则是清初杭州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成员，张襄是苏州参将张殿华之女，姜映清则出身于上海簪缨世家。即便不是世家出生的其他女读者，如俞二娘出身在士人之家，冯小青出身于塾师家庭，金凤钿的父母虽早亡却“遗赀甚厚”，吴藻的父亲和丈夫以商为业，她们或出身于士人家庭，或家境殷实，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使女读者在女工之余有条件、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学读物。
第三，《牡丹亭》的女读者大都具有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
《牡丹亭》的女读者是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她们大多自身就是诗人、剧作家、弹词家和文学批评家，具有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比如，冯小青有诗集《焚余》，叶小鸾有诗集《返生香》，谈则有诗集《南楼集》，林以宁有诗集《墨庄诗抄》《凤箫楼集》，冯娴有诗集《湘灵集》，顾姒有诗集《静御堂集》《由拳草》《当翠园集》《未穷集》，浦映渌有诗集《绣香小集》，吴规臣有诗集《晓仙楼诗》，张襄有《支机石室诗》《锦槎轩集》《织云仙馆词》，而且叶小鸾、林以宁、冯娴、顾姒、吴规臣、张襄等在世时即已享有“诗人”之名。吴兰徵撰有传奇《绛蘅秋》，林以宁撰有传奇《芙蓉峡》，吴藻撰有杂剧《乔影》，她们是明清时期屈指可数的三位女剧作家[49]。姜映清则是清末民初弹词界的殿军人物，撰有弹词作品《玉镜台》《风流罪人》。
女读者出于对《牡丹亭》的挚爱，有的还对《牡丹亭》进行评点。张大复（1554—1630）《梅花草堂集笔谈》提到明末士人之女俞二娘曾疏注过《牡丹亭》：“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50]；吴人（1657—？）《还魂记序》记载：“宜昔闻小青者，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51]。可知明末女性俞二娘、冯小青曾评点过《牡丹亭》，但她们的评点本不知散佚何处，早已失传。现存于世的《牡丹亭》女性评点本出现在清代康熙年间，陈同、谈则、钱宜合评本《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和程琼参评本《才子牡丹亭》的出版、发行，为《牡丹亭》阅读展开了独特的女性视野。
仔细考察现存《牡丹亭》女读者的资料，可知《牡丹亭》女读者的阅读语境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与女读者的亲属有关。俞二娘阅读的《牡丹亭》是由其父亲授予的：“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父怜而授之。且读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还魂记》，凝睇良久，情色黯然。”[52]谈则阅读的《牡丹亭》由其夫吴人外购：“适夫子游苕霅间，携归一本，与阿姊评本出一板所摹。”[53]有关程琼的史料没有清楚说明她评点的《牡丹亭》由何人提供，但在她《绣牡丹》自序里透露出该书很有可能由其夫吴震生推荐：“武封夫子观其所训，始知玉茗笔端，直欲戏弄造化，往往向余道诸故老所谈说。余喜其俊妙，辄付柔毫。”[54]从吴震生在清代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及其与夫人共评《牡丹亭》之种种事迹，可以推测是他首先接触到《牡丹亭》，然后在与夫人的闲聊中向她推荐该书。不管是父亲还是丈夫，他们都是女读者最亲近的男性亲属。在出门不自由的闺阁里，男性亲属是闺媛与外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中介，因此，由他们来为女读者提供《牡丹亭》读本也就在情理之中。
另一种与女读者的闺密好友有关。冯小青是在向好友杨夫人借阅书籍时得到《牡丹亭》的：“杨与冯为亲旧，夫人雅谙文史，故相怜爱，频借书与读。”[55]黄淑素经常与闺友讨论古今文学作品，包括《牡丹亭》：“居恒与张永淑氏评订古今文字，议论番驳，两人极为莫逆。然永淑氏多好鲜丽，予多嗜幽奥，大都取舍亦不相悖。”[56]吴规臣也用诗明白描述了与女友谈论《牡丹亭》的情境：“梅花观里拜瞿云（按，当为昙），曾与诸姑半日谭。”[57]与闺密好友交流书籍、讨论阅后感受，这是女读者日常文化交往活动的内容之一。《牡丹亭》的阅读便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的。
在《牡丹亭》女读者中，林以宁、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五位女读者最为独特，她们相互间的亲属关系是她们成为闺密好友的前提。林以宁是戏曲家洪昇的表妹，洪之则是洪昇的女儿，顾姒是林以宁的表嫂，林以宁与冯娴是表姐妹，而冯娴是吴人的表弟媳，李淑是吴人的表妹，五人之间有着或亲或疏的血缘关系与亲戚关系。不仅如此，林以宁、冯娴、顾姒又同为清初著名的女性诗社“蕉园诗社”的主要成员。这五人既有血缘关系与亲戚关系，她们相同的文化修养和志趣爱好又令她们超越了宗法血缘而成为文坛的朋友。在林以宁、冯娴、李淑、顾姒、洪之则先后为“三妇评本”写序之前，《牡丹亭》在她们之间的传阅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这些闺阁女性、上层贵妇有些自身就是诗人、剧作家、弹词家，因此阅读《牡丹亭》对她们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消遣，而是能够触发审美灵感、推动文学创作的审美中介。冯小青、叶小鸾、浦映渌、吴规臣都曾分别为《牡丹亭》题诗，但因她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她们在阅读《牡丹亭》时所获得的信息和所作出的解读各有不同。“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58]——冯小青的诗描绘了她挑灯闲阅《牡丹亭》的真实画面，注重突出伤心幽闷的自我感受。“梅花观里拜瞿云（当为昙），曾与诸姑半日谭。谭到精忠丞相传，一时清泪落春衫。”[59]——吴规臣的诗叙述性色彩最浓，呈现出诸多女读者交流阅读《牡丹亭》和其他戏曲剧本的读后感的生动画面。四位女诗人中唯独叶小鸾最年轻，为《牡丹亭》所写的诗作最多，也最显其才华。叶小鸾未嫁而夭，在她诗里，杜丽娘的形象恰似她少女心境的象征，娇嗔、羞涩、情窦初开：
凌波不动怯春寒，觑久还如佩欲珊。只恐飞归广寒去，却愁不得细相看。
若使能回纸上春，何辞终日唤真真。真真有意何人省？毕竟来时花鸟嗔。
红深翠浅最芳年，闲倚晴空破绮烟。何似美人肠断处，海棠和雨晚风前。[60]
一本《牡丹亭》，经过不同的诗眼过滤，折射出绚丽多姿的光彩。与其说这些女诗人的诗是为《牡丹亭》而作，不如说是《牡丹亭》触动了她们内心最柔软、最敏感的地方，从而引发了她们的诗情。
吴兰徵是位剧作家，与《牡丹亭》触发女诗人的诗情不同，阅读《牡丹亭》激发了吴兰徵的戏曲创作灵感。《绛蘅秋》的本事源于曹雪芹的《红楼梦》，林黛玉隔墙聆听《牡丹亭》是《红楼梦》的经典情节之一，从中展现出林黛玉多愁善感的气质和脱俗超凡的品格，因该情节颇具戏剧色彩，在创作《绛蘅秋》时被吴兰徵保留了下来。但剧中《词警》一出的唱词却与曹雪芹原作无关，充分体现出吴兰徵的个人创造。这些唱词既是剧中人物林黛玉听《牡丹亭》曲时的心绪表达，也是剧作家自己的心理感触。
不管是冯小青、叶小鸾、吴规臣还是吴兰徵，她们的诗歌与剧作都从正面肯定了《牡丹亭》的价值。在她们眼里，《牡丹亭》是一部旷世之作，她们怀着学习的崇敬之情来阅读它、接受它，从而获得无可替代的情感教育，使她们觉得自己不仅是汤显祖的知音、知己，而且还是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的再生。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读者都能够理解汤显祖在《牡丹亭》里所表达的“至情”思想，如女读者兼诗人浦映渌的《题牡丹亭》诗曰：
情生情死亦寻常，最是无端杜丽娘。亏杀临川点缀好，阿翁古怪婿荒唐。[61]
她认为情生、情死是现实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是文学作品经常表现的主题，她无法理解杜丽娘为何平白无故地为情生而死、死而生，更觉得柳梦梅的行为荒唐，不合乎常理。很显然，浦映渌对《牡丹亭》的评价秉持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她否定了《牡丹亭》的艺术创新及蕴涵其中的异端思想。这种情况说明，在阅读《牡丹亭》时，并不是所有女读者都能体味到剧作内在精华的，许多女读者因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无法领略到《牡丹亭》的深刻内蕴和独特风采。浦映渌就是这类女读者的代表。
还有一类女读者，如姜映清，她以《牡丹亭》传奇为蓝本，创作了弹词开篇《牡丹亭》。与冯小青、叶小鸾、吴规臣一样，她认识到了杜丽娘的绝尘脱俗（“娇小玲珑无俗韵，姿容体格美非常”），赞扬杜柳之间的自由爱情（“媒妁休邀尘俗客，牡丹亭做小洞房”），肯定了汤显祖的伟大创造。但是她的认识仅止于此，在塑造花神形象时，她把《牡丹亭》里原有保护杜、柳爱情的花神改为粗暴地破坏杜、柳幽会的神主（“污秽名园佳胜地，司花神主怒冲冲，立拿花瓣拚孤注，迫击多姣不放松”）。这种改编表现出姜映清解读《牡丹亭》时因世界观的局限而导致的思想矛盾[62]。
同样是一部《牡丹亭》，不同女读者的阅读状况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全部接受、部分接受和全部否定，这体现出《牡丹亭》文本对女性的情感教育的复杂性。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明清时期女读者对《牡丹亭》的阅读和接受，都更多地侧重于抉发其文化内涵，体味其情感教育。
（二）《牡丹亭》与明清女观众
明清时期，女观众主要在两种场所欣赏《牡丹亭》，一为厅堂园亭，一为庙台戏馆。
所谓厅堂园亭演出，指的是明清时期文人缙绅以个人宅第、园林的厅堂或园亭作为演出场所，主要是宅第、园林主人自我娱乐或宴请宾客时所进行的一种戏曲演出模式。这种戏曲演出模式因其空间的个人化、私密性和封闭性而具有私人性特点。
依据明清时期厅堂演出的实际情况，女眷是可以参与观看戏曲演出的（参见图1、图2）。廖奔把明清时期厅堂演出的场景描述为：“大厅中间摆上地毯作为演出场地，周围设席供宾主坐赏，另有地方供女眷观看，用帘子隔开。”[63]陆萼庭对此也有明白的文字表述：“宴席间演剧有两种方式，一即是厅堂演出……眷属妇女观剧，则用帘子隔开，名叫‘垂帘观剧’。”[64]他们都明确指出厅堂演出的观众里有女性的身影。清初江西吉水人李元鼎（1595—1653）有一首诗可以证实这一情形的真实性，诗题曰：《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初春，家宗伯太虚偕夫人携小女伎过我，演〈燕子笺〉〈牡丹亭〉诸剧，因各赠一绝得八首》[65]。“太虚”是李明睿的字，李元鼎是李明睿的族侄。诗题中明确说明李明睿偕夫人一起观看《牡丹亭》。刊印于清乾隆年间的《远色编》记载：“邪戏，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恐友人有眷属窥视，故不点耳。”[66]这则从反面证实了女观众曾在厅堂现场观戏的事实。
在明清小说里，也常有描写贵族女性在厅堂观戏的场面，“红楼”系列小说里就出现女性观看《牡丹亭》演出的场面描写。如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描写到元妃省亲时元妃点演《牡丹亭》折子戏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