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花鼓戏《屠夫状元》（刘安、井制、正庆、福堂编剧）根据泗州戏《三卷寒桥》改编。改编后的作品，剔除了原作中宿命与因果报应的消极观念，塑造了一个热情、善良、勤劳的屠夫胡三的形象。由于这部作品创作排演于新时期初期，没有得到广泛道，没有参加过戏剧评奖，所以，这朵艳丽的戏曲之花并不被近年来的观众所了解。尽管如此，这出戏创作演山后，得到了当时广大观众的一致认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上下，从省、市到地、县的许多剧团都排演了这出戏，可以说《屠夫状元》的改编和演出，为八十年代的在困惑中徘徊的中国戏曲舞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光彩。
另外，秦腔《商鞅变法》的编剧以历史关照现实，讴歌商鞅变法九死不辞的精神；秦腔《蔡伦》表现了蔡伦在造纸过程中的艰难与不易；《莫高圣土》写北宋后期知识分子赵行德赴西北边塞，以苦为乐，报国赴难的感人事迹；秦腔《白花曲》以北魏太后胡承华与杨白花将军之间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封建宗法礼教对爱情的扼杀；秦腔《少帝轶事》既写出了民族矛盾又写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陇剧《异域知音》反映了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还有秦腔《柳书传奇》、陇剧《黑白人生》、豫剧《日月图》以及将“花儿”提炼为戏剧形式的《花海雪冤》、歌颂雪山赤子的英雄形象的《格萨尔王》等，在题材开掘、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审美视角等不同方面都有出新。另外，在导演处理、音乐、舞美、表演方面也有各自的特点，既是对传统剧目艺术形式的继承，同时又有洋溢着新编剧目的崭新气息。
现代戏的创作
西北部地区的戏剧创作对现实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剧作家在尽力寻求社会转型期现代戏的探索。用戏曲艺术的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时，他们既继承了戏曲艺术的传统，又继承了延安革命文艺的传统，剧作家们把社会、民族、国家的兴亡与变化作为一种社会职责，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历史主题，将跳动的时代脉搏描绘出来。剧作家感受到西北部地区人民在迈进新时期以后前行的脚步，感受到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到他们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转变的渐进过程，使西北部地区的现代戏创作向时代提供了一份特别的答卷。
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陈正庆、田井制编剧）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写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有像南大婶这样的贫困人家，为了帮助南大婶一家人脱贫，发生了一系列喜剧性的情节。比如，为了把南大婶卖掉的良种鸡赎回来，县长牛六斤背着老婆去“偷鸡”；为了不给外甥开后门找工作，大冷天被老婆关在门外还说外面好，外面凉快；县长、社长和队长抬着南有余过河等。这些喜剧性的情节使一个原本沉重的扶贫题材在轻松愉快中得到展现。剧中还使观众看到南大婶一家尽管贫穷，可他们“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的深情感动了牛六斤县长，他沉重的说是自己县长没有当好。剧中为牛县长设计的一段唱，充分表达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另外，这个戏的表演，充分调动了商洛花鼓载歌载舞的剧种特点，使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代戏创作遇到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戏曲化”的问题，还有如何突破旧有思维模式的桎梏，以开放的戏剧理念，真实而又艺术的描写人性、社会、命运等。
秦腔《喜狗娃烂漫曲》（严森林编剧）中的喜狗娃是新时期初期出现在舞台上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这个人物的出现，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可以说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多少触摸到了近些年来戏曲观念转变的律动。改革开放后，新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许多人走上了经商之路，喜狗娃就是较早下海搏击风浪的农民。经济的富裕，生活的改善，使他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誉。生活的富裕并没有改变他的世俗观念，总想要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儿子。于是，他在南方来的钉鞋姑娘南玉萍身上打起了主意，拿钱去买南玉萍的身子，无辜的少女和无奈的妻子都得到了喜狗娃的伤害。经过痛苦的磨难和自责后，他想到了造福于人，造福于社会，人生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把这样一个人物立在舞台上，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剧作者大胆的突破禁区，拓展视野，将改革带来的富裕这一经济问题，提升到精神的层面去表现，表达了物质的富有不等于精神的健康，只有物质与精神共同的富有才是真正的时代主人。从喜狗娃“借身子”到喜狗娃为乡村造福，反映出中国农民身上既有勤劳创业、善良朴实的思想品格，也存在着自私狭隘、愚昧落后的劣根性；正因为这个人物的缺陷使我们对中国农民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正是对这个人物多侧面的描写，使他的形象更真实、生动。
陇剧《天下第一鼓》（崔栋梁编剧）将响彻云霄的太平鼓敲出兰州，敲进北京，这是该剧故事的主要事件。剧中描写太平鼓队为了进京，两位鼓王消除了多年的宿怨，将太平鼓的技艺和绝活融合在一起，使太平鼓艺进一步精湛、新颖。创新后的太平鼓气冲霄汉，威震八方，使乡亲们感到振奋。他们还破除“孝子三年不动乐”的传统规矩，用鼓声祭奠老人，用鼓声安慰老人的在天之灵，使太平鼓声响彻大地。用太平鼓结构剧作，安排情节推进，塑造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太平鼓声中展现新一代农民像太平鼓般阳刚热烈的性格、天地般宽阔的胸怀和几代人的坎坷经历；在鼓声中消除由于贫穷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吹进了乡村，使这里的人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看到了外部世界，也使得人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杨大顺和常万发等人身上，体现出时代的变化使得人的精神境界升华的深刻内涵。这部作品有着强烈的地域风格，悲壮的人物形象和巧妙的艺术构思，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着西部的浩荡气概和苍凉气氛。
根据小说改编是戏曲创作主要的题材来源之一，在改编的过程中，既要按照戏曲创作的原则和规律，把小说的素材提炼为戏曲所需要的材料，又要忠实于原著的基本精神，使原著不脱离原作者的创作初衷，京剧《骆驼祥子》就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
京剧《骆驼祥子》（钟文农编剧）是根据老舍先生的小说改编而来的。作者对原著的情节做了巧妙的剪裁，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洋车工祥子的拉车、买车、丢车等三起三落的悲惨遭遇，使人们看到了旧社会穷苦人的艰难生活。剧中还描写了祥子与虎妞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与小福子从小在贫苦中萌发的纯真、美好、真挚的爱情，最后小福子的离去，使祥子的精神彻底绝望，对人生的期盼彻底失望。在对祥子的塑造中，作者一步一步地展现了祥子从老实、忠厚、勤快走向颓废、沉沦的悲剧人生。这个题材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以往，也有同名话剧和电影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以过人的艺术胆识，重新选择了这个题材，创作中充分运用了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段，使唱、念、舞等形体表演与人物命运走向与内心情感紧紧相连，使原著精神在戏曲表现形式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剧中所创造的“洋车舞”以及富有韵味的语言、唱词，使得该剧成为一部风格鲜明的京味作品。同时，该剧的创作上演，表明京剧同样可以创作出具有时代意蕴和生动表现形式的现代戏。
善良、克己、奉献等美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女性的立身之本。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颠覆，个人至上，唯我独尊，一切以一己为中心，许多人在这样的价值观面前丧失了人生方向。而《迟开的玫瑰》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故事，为人们重新审视传统道德观和人生观提供了新的思考。
眉户剧《迟开的玫瑰》（陈彦编剧）是一部非常动情的作品，描写一个五姊妹的家庭，父亲身患残疾终年在轮椅上生活，大姐雪梅在母亲去世后，抚养弟妹的责任落到了她的肩上。她爱这个残缺的家，爱自己的父亲，爱自己的弟妹，为了他们，雪梅失去了爱情，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担负起了“长姐为母”的重担，还要尽力照看残疾的父亲。在大姐雪梅的爱抚和养育下，弟妹们个个都有出息，他们有的出了国，有的成为军官、博士、企业家等，雪梅自己不仅圆了大学梦，还得到了美好的爱情，办起了一个养老院。这是一个琐碎的生活题材，也是一个沉重的生活话题。作者在处理这样一个题材时，紧紧地抓住了一个“情”字，竭力营造了姊妹情、父女情以及自己与弟妹之间所特有的“母子”情。在抒发亲情的同时，作者还通过雪梅的爱情，通过朋友之情使整部作品在“情”的强烈冲击下，引领观众得到审美愉悦、情感陶冶与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确立。
商洛花鼓《月亮光光》（冯国喜编剧）这出戏是陕西省商洛市剧团迈进新时期以后为我们奉献的又一台现代戏。在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的北京舞台上演出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原因在于这出戏以深深的情感，抒发描写了乡情、亲情、人情，将一个流落到大山里的城市姑娘，为结绳记事的山乡带来明月一样的星光。
西北部地区的现代戏创作还有很多，如在80年代初期，创作出的一大批描写改革开放初期实行联产责任制中乡村生活的就有以解冤和好，儿女成亲，鳏寡结合共同走富裕之路的陇剧《冤家亲》；讲述复员军人在带领乡亲们致富中与女青年相爱的秦腔《爱情从这里开始》；呼唤真情和批判拜金主义的秦腔《金子·月亮·梦》；在情与理的艰难选择中演绎戏剧纠葛的秦腔《飘来的媳妇》；用三斗米起家而后建立起家庭砖瓦厂率先富起来的陇剧《卧牛奔月》；以办酒厂遇到困难挫折反映改革的艰难和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酒醉杏花村》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创作题材的视点投向了较为深入的生活层面，写出了改革的艰难曲折和人们不断进取、艰苦创业的奋进历程。这样的作品有秦腔《黄土情》、《市井民风》。还有描写勤劳致富，成为专业户的女主人感情纠葛的眉户剧《留下真情》；描写“文革”中，日本女人与关中汉子命运的秦腔《日本女人关中汉》；抒发母子、夫妻、父母、家乡情为主而感人泪下，具有鲜明青海地域风情的秦腔《湟水情》；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一心为群众、一心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的秦腔《郭秀明》；刻画了天山脚下优秀民警赵新民英勇而又平凡形象的《天山民警赵新民》，等等。这些都是跃动着时代脉搏的优秀作品。
花儿剧《花海雪冤》、《曼苏尔与东海公主》、《金鸡姑娘》，漫瀚剧《契丹女》，蒙古剧《安代传奇》、《沙格德尔》、《银碗》、《满都海斯琴》，维吾尔剧《艾力甫与赛乃姆》等作品不仅丰富了新时期的剧目创作，丰富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对于本地的剧种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本书其他章节中，对少数民族的戏曲创作做了专门的论述，所以，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