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白尘从30年代开始历史剧创作，共写了十几个剧本。创作伊始，他就探索写历史剧的正确道路。当时历史剧虽有如戈壁荒漠，无路可行，但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和不息的探求中，逐步明确了历史剧的创作道路，史剧观也渐臻成熟。写于不同时期的剧作鲜明地烙下了他日趋成熟的印记。而七幕历史剧《大风歌》[1]成就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是他的史剧观和美学观的具体而集中的体现。
《大风歌》根据汉代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的有关篇章编撰。全剧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展示了汉代上流下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反映了等级制度的残酷和个人的异化。通过对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聚焦表现，显示了时代前进和历史发展的趋向，昭示了逆流而动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唐太宗曾说过这样几句聪明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诚然，当我们面对历史这面镜子重温过去教训，再睹历史兴衰是极有益处的，但是比较起来，史籍的说教有时是令人乏味的，而艺术这面镜子则以其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使读者再览历史的场面，重观古代的图景，击节兴叹，幡然猛省而三思。显然，同是镜子，艺术之比历史更有魅力，更有认识的力量。《大风歌》正是这样一面镜子。
恩格斯说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作为历史题材作品的《大风歌》就是如此。无论是剧本之荦荦大端还是剧情之区区细节，几乎都有其历史根据，显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它描写的是公元前195年到公元前180年15年间的汉初历史，作者努力掌握所有与汉初有关的细节，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剧本以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为线索，围绕扶刘灭吕还是扶吕灭刘展开了激烈复杂的斗争。从高祖死三日吕后秘不发丧起，诸吕和扶刘派就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实力较量。以吕雉为代表的吕氏集团结党营私，囚禁残害戚夫人于永巷，鸩杀赵王如意，郁死惠帝刘盈，逼死刘氏三王，阴谋篡位称帝，违背白马之盟，私封吕氏为王，终于被诛成刀下鬼；以陈平、周勃为首的扶刘诸臣，继承刘邦政策，为使江山巩固成一统，免于分裂之祸，同诸吕进行了坚决而持久的斗争。从郦商闯宫到陈平回朝奔丧；从陈平献计解甲归田到周陈将相和，从路祭高祖到鸣玉刺雉，从歃血为盟到诛杀诸吕……这一系列事件，复现了历史的一幕，显示了历史的必然性。
剧本追求真实性，给读者和观众拓展的这幅波澜壮阔、恢宏复杂的历史画卷，我们完全可以从剧本中找到它所依据的原本加以印证。当然，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史剧原是艺术，因而读者也就不能苛求作者，要求史剧与历史完全画上等号。和其他艺术一样，历史剧也需要想象虚构，但是，这要在历史真实许可的范围内。《大风歌》是历史题材而非当代故事，所写不仅基本上是历史的实事，而且即使虚构也符合会有的实情，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历史生活。独臂老人参加路祭，为历史所无，但写进剧本却很好地表现了刘邦旧部对沛公的怀念和反吕情绪，反映了扶刘派客观上代表老百姓愿望的正义性。鸣玉刺雉亦属史书上之乌有，但却为历史上常见（为主人行刺报仇屡见不鲜）。再如刘章监酒杀侯封一场，史籍记载的是一次宴饮，刘章请以军法行酒，杀一吕。《大风歌》从剧情需要和演出效果出发，大加渲染，大有鸿门宴剑拔弩张之势，很扣人心弦，加强了戏剧效果。诚如茅盾所说：“艺术虚构不等同于改写历史。”[3]《大风歌》所写故事情节有虚构，但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像独臂老人路祭，像鸣玉刺雉，像刘章监酒杀侯封，等等，虽非实有其事，但都是合理的，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具有“必然性或可然性”[4]的。历史的真实，这是历史剧的出发点和归宿，《大风歌》严格地遵循了这一点。不管是历史大事还是生活小节、语言服饰乃至些许虚构，都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高度的历史实感。作品七易其稿，作者对大量史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准确地再现历史，加强作品的真实性。陈白尘是反对史剧影射的，很强调历史真实，他说：“历史虽然每有相似之处，也仅仅相似而已。一搞影射，便失其实，是有害而无利的。既然是历史剧，就必须基本上忠实于历史；失去历史的真实，也将失去艺术的真实！”[5]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剧的写作原则，也道出了历史剧创作的要义真谛。
记得狄德罗曾对友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历史往往是一部坏小说，而你的小说却是一部好历史。[6]陈白尘运用戏剧形式再现了西汉初年的风俗画，显示了深邃的历史内容，我们完全可借用狄德罗的这句话，说陈白尘《大风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好历史”，它发人省，启人思，具有很大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恩格斯曾提出如是美学理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7]陈白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反映历史潮流所之和众望所归（人心思治、思安），使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丰富的历史内容，剧情紧张、曲折、生动，体现对真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较高层次的美学理想。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历史实感作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大风歌》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二
如前所述，历史剧是历史，但更是艺术，它允许艺术虚构，需要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欧阳予倩就认为：“历史戏只求无悖于历史，与社会科学正确的观察无甚抵触，注重的还是戏剧本身。”[8]而戏剧，作为一门文学艺术，作为现实生活或历史生活的反映，其主要对象是人，离不开典型形象的创造。《大风歌》写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单活活泼泼虎虎有生气的人物就有十几个，“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9]，个个性格鲜明生动，栩栩如生。
纵观剧情始末，提挈全剧的人物不能不是吕雉。据说作者曾拟剧名叫《吕后》就可证明这一点。吕雉这个人物性格是简单、没有弯弯绕，又是丰富复杂的，不能一言以蔽之。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0]吕雉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塑造这样的历史人物并非易事，其中也有一个历史性和真实性的处理问题。司马迁云：“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11]剧中首先写出了吕后嚣张、刚毅的一面，这在她首次亮相就有表现：吕雉闻说高祖之死泄密以后，一边大骂手下无能，一边当机立断，“即日诏告天下，为大行皇帝发丧”。并下令不准诸侯王和在外将帅来长安奔丧。又如，当吕后得知周勃率20万得胜大军即将班师回朝，她城府极深地请教陈平，并自负地说：“我还没输过！”同时又轻而易举不露声色地害死了赵王如意：“让那煞神回朝之前，先断了念头。”这里不仅见出她刚毅，更露出了其阴险毒辣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来。从剧中写她残戚夫人为“人彘”、杀刘氏三王等来看，作者显然着重写了她这后一面。对此有人非议，认为这是非历史主义的做法，理由是考之正史，吕后应肯定，她之害戚夫人不过是争风吃醋、邀宠妒忌，她害赵王如意也只是出于夺嫡之嫌的私心短见，并且《史记·吕后本纪》云“孝惠皇帝、吕后之时，……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应该说，持此论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必须指出，这样理解是肤浅的，因为这只是宫闱秘史之现象，并非历史内容之底蕴。作者正是透过了妒忌私心、争宠斗艳的假象，揭出了历史的真相，因而把握了历史的本质。其实，司马迁对吕后是有褒贬的，如《太史公自序》：“惠之早篔，诸吕不台；崇疆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反，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这应是太史公的本意所在，前段文字说惠帝、太后时天下太平，其实这功劳不能归吕后一人，当时不也有诸臣们在？倒是她封王诸吕，对于几乎形成分裂之祸应该负责引咎。从这个角度说，剧作者正是坚持了历史主义，因而使作品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立意和境界都很高，人物性格显得更加真实和合理。
“陈平是我塑造的主要人物”，刘邦死后“他是个‘两面派’，表面顺从吕后，实际上处处与吕后作斗争。他用许多计策，既能为自己除吕安刘的大计所用，又能使吕后安心不疑”。[12]这是陈白尘关于剧中人物陈平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这个人物颇有帮助。历史上的陈平曾佐刘邦出奇计，有解平城之围的功劳，是一个善于用计谋的人物。剧中写陈平未去荥阳径直回朝奔丧，他察觉吕氏要夺权，但面对当时在吕氏淫威下人人噤若寒蝉，如曹参只谈喝酒不议国事的情况，他机智地作“两面派”：当面阿谀吕后，佯作拥吕，背后却弹琴泄愤，与陆贾引为知己，一方面献计解甲归田，一方面又暗中求教于曹参，求和于周勃。可以说，他为了“除吕安刘，永固统一”是绞尽脑汁、算尽机关的。固然，陈平这个人物源诸史实、与原型一致，但剧中虚构之处也颇为不少。如秉烛独奏《大风歌》、献计解甲归田、建议迎迓周勃班师回朝、向曹参求教等。然而这又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其历史真实的合理性、人物性格的逻辑性以及剧情发展的必然性作基础的。试以陈平献计解甲归田一例略加剖析：汉初为了维护安定统一制定了一系列减轻赋税徭役、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刘邦曾下令大量士卒解甲归田即属此。这与当时社会底层百姓渴望太平安定的强烈愿望相吻合。剧中让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陈平提出这一措施很自然，符合百姓众望，又投合吕后削周实力的心理，反映了诸吕与诸臣、陈平与周勃、人民愿望与吕党逆行等矛盾冲突。这既显示了陈平的机智又刻画了吕雉和周勃，可谓一箭三雕。在陈平这个人物的塑造过程中，我们可窥作者史剧观，同时可见作者之典型塑造功力。“历史剧总是塑造典型，不是照搬历史上的真人。”[13]的确，只有遵循典型化的原则，方才有活生生的血肉丰富的众多的“这一个”呈现于舞台，印刻于观众脑际。
像吕雉、陈平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得力于作者的美学观和史剧观，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有益而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