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人翻译的《抽象绘画》一书中，该书作者阿尔森·波里布尼在开篇就写道：“抽象艺术真可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典型的艺术样式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断言它属于通俗的艺术样式。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它仍然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太高、太远，无从探测，不可理解。”内森·卡伯特·黑尔的《艺术与自然中的抽象》一书的第一句话也是：“对二十世纪的艺术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了解艺术的抽象语言。”的确，抽象艺术是塞尚开创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最终目的，也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史最伟大的成果。但是，即使是对于生活在同一文化土壤的西方普通观众来说，抽象艺术也不是容易看懂的，正如阿尔森·波里布尼补充的，“尽管抽象绘画的价值不可低估，但它仍然没有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西方现代抽象派艺术更是一部难以破译的天书。
一、抽象绘画究竟描绘的是什么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抽象一词的解释是：“从许多事物中，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叫抽象，是形成概念的必要手段。”在绘画艺术中，抽象（abstraction）是相对具象（representation）而言的，这两个词往往以形容词形式出现，并且分别与绘画一词结合，组成两个概念即抽象绘画（Abstract Painting）和具象绘画（Representational Painting）。具象绘画指的是再现了人物、风景和静物等自然物象的绘画，抽象绘画所描绘的形象则与我们看到的世界中的形象没有联系，正如抽象主义者保罗·克利所说，“艺术并不仿造可见的东西，而是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不可见的东西正是抽象绘画描绘的对象，然而，不可见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抽象绘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西方现代艺术逐步发展演变的结果。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抽象绘画出现之前的现代主义艺术史。
塞尚是“现代艺术之父”，西方现代艺术史就是从他写起的。虽然塞尚的绘画还是具象的，他还没有抛弃人物、静物和风景等传统绘画题材，但他无意描摹对象的外在形貌，也不表现人物的精神和思想感情，他的目的在于揭示出对象内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结构，即他所说的圆柱体、锥体和球体。在塞尚之后的野兽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中，再现性因素进一步退到次要地位，它们注重的是通过简化的形象和强烈的色彩表现画家强烈的或快乐或痛苦的激情。立体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地肢解了自然的形象，它们的画面是支离破碎的自然外在形象的“零件”的重新拼合。就这样，通过将自然物象简化、分解和重构，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具象因素越来越少，终于在1910年左右，一种完全独立于自然之外的抽象主义（Abstractionism）艺术瓜熟蒂落，宣告诞生。
康定斯基是抽象艺术杰出的先驱，他不仅创作出大量抽象绘画作品，而且长期致力于抽象艺术理论的研究，出版了《论艺术中的精神点线面》、《关于形式问题》和《论具体艺术》等著作和论文。康定斯基运用同代人沃林格尔的移情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成果，把点、线、面、色、形的造型元素与视觉、心理效应之间的联系作为抽象艺术的依据。他说：“只有当符号成为象征时，现代艺术才能产生。”为此，他根据心理学原理赋予各种形式元素以相应的象征含义。点是静止，线产生于运动；水平线是女性的，垂直线是男性的；黄色是大地的颜色，象征世俗，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象征高贵。康定斯基创作了许多自由挥洒的抽象绘画，与此同时，他还绘制出大量由直线、圆形、三角形等几何形构成的抽象作品。康定斯基宣称“数是一切抽象表现的终结”，因此他在他的几何抽象作品中以一种数学的精确严密手法，仔细计算弧线的曲率和两条直线间夹角的数值，他要努力赋予各种造型因素以“秩序”，建立一种可以测定的配置各要素的数学性的“和谐结构”。尽管康定斯基告诉我们“数学的数学和艺术的数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他的抽象绘画理论著作《点线面》仍然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几何学教科书。
由于是从野兽主义和表现主义演变而来，并且强调抽象形式的移情作用，康定斯基被称为抒情抽象派（Lyrical Abstractionism）。与之对应，另一类从立体主义过渡而来，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几何抽象派（Geometrical Abstractionism），则更带有纯粹的数学研究性质。蒙德里安写道：“在千变万化的自然形态的背后，存在着亘古不变的纯粹真实。因此，人们必须把自然的形态改变成为它的纯粹和恒定的状态。”他还相信，宇宙万物的结构都是按照数学的原则建立的。经过长期的探索，蒙德里安最终找到了一种非常精确的由水平线、垂直线、三种彩色（红黄蓝）和三种非彩色（黑白灰）共八种基本元素组成的绘画公式，即格状结构。通过结构比例和色彩搭配的变化，他使这一绘画公式产生了无数和谐的变体。通过这些作品，蒙德里安只打算表达一种东西，即宇宙永恒的纯粹真实。而在创作中，当蒙德里安仔细推敲他的彩色方块及其布局的时候，他是在演算一道道数学方程式。
俄罗斯人马列维奇也是抽象主义的开拓者，他将立体主义的几何结构、未来主义的动力感和俄罗斯人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创立了一种自称为“至上主义”的极度简化的几何抽象风格。马列维奇写道：“与这种文化（至上主义）相适应的环境是由技术，特别是由航空技术上的最新成就创造的，因此人们也可以把至上主义称为‘航空学上的至上主义’。”他还告诉我们，一幅至上主义作品的基础首先是“重力、速度和运动方向”。通过这类作品，马列维奇力图“表现飞翔的感觉、金属声音的感觉、无线电报的感觉”。
西方艺术史家指出：“这是一个科学和机器的时代，而抽象艺术正是这个时代的艺术表达。”确定无疑的是，抽象艺术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抽象艺术充分体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特有精神。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不仅使物质世界和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将艺术带到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除了上述表现自然物体内在的数学和几何结构之外，许多抽象艺术家宣称他们描绘的是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宇宙的宏观和微观世界。我们凭肉眼看不见宇宙星际间的结构，也看不见细菌、病毒、细胞、分子、电子和原子的形态，但这些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想都未想的东西，都被现代科学技术证明是客观的真实存在，正是这些科学新发现给抽象艺术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表现内容。由于它们并不为我们的眼睛所习见，令我们感到陌生，所以它们也被我们排除在具象世界之外。
对于西方人来说，理性主义已经是一种融入血液中的永难改变的遗传基因，探索未知是一种本能的“内在需要”。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是无限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宇宙的宏观与微观世界将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景象，抽象绘画也将创造出新的成果。
二、我们为什么看不懂抽象绘画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全人类共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但在世界各民族中，理性思维能力的强弱却互有差别。我们知道，人本主义世界观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是古希腊人建立的西方文化的传统基因。古希腊人在征服自然的经验中逐渐认识了自然的规律，并在混沌的自然现象中看到了宇宙秩序的表现形式。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数学法则，从而建立了完整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并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调。
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自然科学，而且将数理科学知识运用到文化的各个领域，数理科学更是在艺术中得到了突出表现。盛行于原始艺术中的直观的自然主义，在古希腊艺术中变成了理性的写实主义。古希腊艺术家根据数学规律赋予艺术作品以比例、大小、结构和节奏等要素。换句话说，他们通过这些要素来创作一切艺术作品，无论是抽象的庙宇，还是具象的人像。在古希腊人看来，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而“美”就来源于比例的和谐。这种几何学标准成为西方形式主义美学的基石。
古希腊人建立的理性主义艺术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那里则体现为对透视学、人体解剖学等科学原理和写实技法的钻研和运用。由此，经过数百年中无数艺术家的不断探索，西方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写实主义绘画体系。这种绘画能在二维的平面上再现出三维空间中的立体形象，造成一种逼肖客观自然的“幻象”。看这种绘画如同面对实物实景，画中的一切栩栩如生。正如我国清代画家邹一桂看到西方写实绘画后说的，“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
有人将西方现代抽象艺术看成是传统写实艺术的对立面，认为抽象艺术是对写实艺术的背叛。我们应该知道，尽管抽象艺术与写实艺术是那样面貌迥异，但两者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从本质上看，西方写实艺术和抽象艺术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两者的区别只是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的区别。抽象艺术代表了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人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探索宇宙及其奥秘的新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说，抽象艺术像写实艺术一样，它并不是艺术家主观的臆造，而也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呈现。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无论是希腊语、拉丁语，还是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西方人自古至今使用的都是抽象的拼音文字语言，这种语言通过语态、时态、性数和主宾区别使说话人时时刻刻将事物关系划分得清清楚楚。这种语言的使用使得西方人天生具有异乎寻常的抽象思维能力，西方人也因此特别擅长科学的探索、发明和创造。
中国人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与此相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感性主义特点。100多年来，我国全盘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所有成果。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到工业、农业、医学、军事、航空和信息工程等各领域的科学技术，我们无不学习借鉴利用。但是对于这些科学技术成果，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要做到正确利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真正实现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更需期待于未来。
很多中国人把中国书法看成是抽象艺术，这种看法本身就来自感性主义思维方式。中国书法与西方现代抽象绘画无论有多少外在表象上的相似，我们都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本质差别。如同汉字与拉丁文字风马牛不相及一样，中国书法与抽象绘画也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许多当代中国画家也热衷于抽象绘画的试验和创作，甚至这其中还出现了像赵无极、朱德群和吴冠中这样享誉世界的著名抽象画家，但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纯粹的几何抽象艺术。中国画家所倾心的抒情抽象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仍然不是以理性和科学为主旨的西方抽象主义绘画的精粹。换句话说，中国画家至今尚未真正吃透抽象绘画的科学本质。由于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感性主义的格格不入，中国许多艺术家至今仍在对科学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抛弃“明劝鉴，著升沉”和“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功能观，对于中国画家来说已是无比艰难，再要他们放弃抒情，无异于要他们放弃生命。于是，在中国画家创作的抽象绘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山水画式的画面结构，还能体会到与中国传统绘画和老庄思想息息相通的情感、气韵和意境。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贬低中国抽象绘画的价值，而是要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抽象绘画与西方抽象绘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长期以来，“中西融合”一直是许多中国画家追求的方向。在我看来，“中西融合”与其说是主观的追求，不如说是客观的必然。由于先天素质的不同，即使我们的艺术家想要做到“完全西化”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迄今为止，任何西方文化成果进入中国，经由中国人固有的“中庸之道”和感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过滤，其理性主义品质都会大打折扣。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无论是好还是不好，“中国特色”几乎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可改变的宿命。
理性主义和抽象思维对于西方人是一种先天的禀赋，对于中国人则是一种后天的知识。就抽象绘画的理解力而言，对西方人来说只是强弱之别，而对中国人则是有无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看不懂抽象绘画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巨大隔阂。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国人看不懂抽象绘画，中国就难以在科学领域有所作为；而当我们真正能看懂并能创作出纯理性的抽象绘画的时候，我们就离科学发达、法制健全的社会不太遥远了。
（原载《艺术评论》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