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是不是喜欢齐白石的画，我回答是的。我当初做过一些资料剪贴，这边贴一张齐白石的画，那边贴一张裸体女人的照片。我想，什么时候能用齐白石的笔墨画裸体女人，那应该是很过瘾的事，但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命题。中国画的笔墨是在远离肉欲的、天人合一的野逸思想里面慢慢长成的。西方人则喜欢写实的、色彩强烈的，表达人的热情比较厉害。这两种我都喜欢，一种是比较野逸的笔墨，一种是比较激动的性情表达，我企图把这两种东西揉在一块。古人当初拿来表现山水的、表达出世思想的笔墨，我能不能拿来表达欲望呢？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所以，我在早期阶段还注意图式的表达、视觉上的东西，慢慢觉得它离中国画的价值好像远一点，于是希望能在笔墨上出现一些东西，来表达这个内容。有个朋友说我的作品里涂鸦的东西挺多，我也是挺喜欢涂鸦这种东西。早期的文人画其实有很多涂鸦的成分，只不过后来被神圣化了。一代一代人去研究，总结出各种方法，然后就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去画，就变得不那么涂鸦了。有一个朋友叫徐渭，有点自说自话，涂鸦的成分就更多了。所以我在画这些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涂鸦这件事做得比较多。当然这种涂鸦里也包含一些书法上的东西，就像谈油画，油画家的东西肯定离不开素描，一个画国画的肯定也离不开他的书法教养。我自己的书法是学颜真卿的楷书，把比如《颜氏家庙碑》作为骨架和基础。
我还大量地喜欢马路上“打气两分钱”、“补胎一毛五”、“辣油馄饨”那种字。我看过一个老板，用一大盆红漆和很粗的笔，在墙上写“胜利车行”，卖力得要命。这是他自己的店，他肯定不会不卖力，但他写得没有负担，他又不是书法家，所以那种字写出来精神非常饱满。所以你说我喜欢颜真卿也冤枉，我可能喜欢的是颜真卿的字被工匠刻过以后，再拓出来，不太清楚的那种。用这种笔墨来画画，就成为我现在的风格。
我更偏向于激烈的、脸红脖子粗的那种。这在我的笔墨趣味中表达得比较清楚，下笔比较狠、下手比较重。梁楷画过一张《泼墨仙人图》，后来法常画过不少，主要是一些花鸟，这种腔调传到日本，被日本夸张了。我到日本去，看到他们所谓的“南画”，主要是德川家族以后的时期。在参观德川纪念馆的时候，一个号称德川后裔的人带我参观，我看到德川的老师的像。他问我，德川的老师姓朱，是不是你们家的祖先？我说不清楚，我想他应该是明王室的后裔。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些明王室的后裔，东渡逃到日本，带着汉文化，把它们传给日本人。法常的作品全在日本，影响了日本绘画。日本人学比较端庄的东西特别难，学趣味比较强烈的反而容易，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画家和书法家，像池大雅、梁宽、富冈铁斋。这些画家下笔重，趣味被他们强调了。我觉得如果要给中国画找出路，可以将日本好的东西，作为参照系加以学习。
齐白石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的作品中天性的东西比较多。宋画中一些工笔画被我变成写意的画出来。刘二刚说我画的山水像花鸟，用笔全是花鸟的画法，不太有皴法和层次，所以我说是减笔山水。我的作品里面有齐白石和青藤的痕迹，再加上西方涂鸦，就成了这种风格。我把齐白石的《老当益壮》重新画了，把头的正面换成侧面，齐白石画的老人很好玩，他没有学过解剖，所以他的粉本很吃力，我曾经看过他的草稿，经过多次认真修改，画了好多遍。这张带有一点西画的意思，画画时能想到质感、高光。我觉得写意多少有点顺手一弄的感觉，有时乱画一下看看会有怎样的效果。几乎没有我这样画山水的，房子和树都没有根，像发大水似的，应该在房子下面画点石头之类的东西，但我都没有画。海钟看到我的一些山水画说，好，比美女有意思。
中国画这个游戏还能不能玩下去呢？这个游戏的技巧应该积累到什么程度？语言要丰富到什么程度才会更好？我的画，笔墨表达的厚度不够，这是我比较赞同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画应该向什么方向走？向传统的文脉，还是向技巧方面？虽然在本质上不矛盾，但传统的文脉是古人很鲜活的生活感受积累，所以我们才认为有价值。要继承传统的文脉（即笔墨）确实比较难。现在大多数混得耀武扬威的画家，根本就不知道有传统文脉这回事，根本不知道还有笔墨这种趣味。我把传统的文脉比作一副镣铐，知道有这副镣铐的人已经很少了，戴着这副镣铐能走几步的也已经很少了，更不用说戴着这副镣铐跳舞了。在当今画坛，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历史上的约束。我觉得不把这种约束加在自己的身上，玩中国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就像做格律诗一样。我讲一个小插曲，阿莱辛斯基邀我去巴黎，他是当代法国比较好的画家，连任几届巴黎美院的院长。他画的画与中国笔墨承传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用中国的笔墨和宣纸画画，整个是拿二胡在玩黑人的Rap。但他的趣味完全不同于东方，我觉得也很好，为什么不可以？汽油桶都能当乐器玩，二胡为什么不能玩？但如果你对笔墨的传承这条线视若无睹的话，玩中国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你既然动笔墨和宣纸，就应该有这个要求，这是对的。假如不加入这些东西，这个游戏玩下去的理由不够充分，或者没有太大的意思，还不如去玩油画、版画、木雕或者装置。
在理念上我可能更认同“新文人画”一点。“新文人画”的路在大文化上关注得不够。我作为一个画家来说已经不错了，但作为一个中国画的画家还不够，我认同这个说法。说中国画家，我认为是大的文化关照。在大的文化关照上，还有另外一条路是“实验水墨画”，他们企图在大的文化关照上做一些，但这条路也陷入另外一个困境。用绘画手段来做大的文化关照，西方人已经在这上面折腾很多年，从各种角度去试，当实验水墨再挤进来的时候，又带着另外一件行李，就是水墨，这是尴尬的事。企图在钢丝绳上打乒乓球，比较难，弄到最后既不是打乒乓球，又不是走钢丝绳。有人说这样不是更可看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在钢丝绳上最多只能勉强垫几下球，两者都没干好。西方人搞观念艺术，用各种材料作画，像塔比埃斯用水泥和马路油等各种材料作画，卖给人家，人家打电话来说，那幅画开始掉水泥。在工具材料上，可以无边无沿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中国当代实验水墨不但不创造新的工具材料，反而特别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材料中，有点硬要在钢丝绳上打乒乓球的意思，我觉得挺奇怪的。我个人以为这是一条不太宽阔的路，我认为当代实验水墨还没有把水墨固有的那种价值与魅力表现出来。
有一个人，差不多把笔墨全部抛弃，而传统上你又不能说他不继承，反而又继承得相当好，这个人叫林风眠。他用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腔调，但画的确实是中国画。你说它是西画，说它是中国画都说得过去，但是里面的中国精神是无可置疑的，而且深度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说明这种笔墨承传不能抛弃，我个人以为也很好。当代中国画家里边，我比较崇拜的是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关良。如果要我排四个，我首先排出的是他们，林风眠肯定被我排到不是第二就是第三。我觉得他把笔墨放弃得很彻底，而不是在里边乱画、硬画。
拿抽烟打个比方，因为我一直吸纸烟，我就有纸烟的瘾。朋友拿烟斗给我吸，我觉得也挺香，但是吸完之后接着又吸一根纸烟。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还吸纸烟？我说，烟瘾犯了是头痒，你给我吸烟斗以后是解了脚痒，也挺舒服的，但是我头还痒，只好再吸纸烟。玩传统的中国画笔墨，看多了，又有了很大的深度后，你是要过这个瘾，是头痒。林风眠给你弄的是脚痒，也挺搔痒的，但我的头还在痒。从一个大文化的概念来说审美价值的时候，林风眠在继续做的不是这件事，而可能是另外一件事。
林风眠造了一个复合体，就是奶油煮臭豆腐，这确实是挺难让人接受的。要么你放辣椒，放酱油，做一个臭豆腐吃。要么你就奶油加点沙拉，配点面包吃。林风眠确实把奶油和臭豆腐做在一起，还做得挺好吃，不过你要真的去查它的根源，我觉得经不起追查。查它三代，好像里面有汉奸，有贫农，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画能见到一线光明的出路之一。这种杂交文化也挺难再生出后代来，就像驴子和马生了一匹骡子，这就不错了，又能拉车，又能干别的。但让骡子再生，生不出来了，只能重新再杂交再选。林风眠肯定可以作为一个范例放在那儿，我个人还是很服林风眠的，作为一个画家来说，林风眠已经很不错了，但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他还做得不够好。林风眠画了一系列的梨花小鸟，我在美术杂志上看到一幅，很好看，我仔细在画的暗处找到一幅小款，写着“君武同志指正”。我去华老师家玩，他的墙上赫然挂着这幅画，我说这是林风眠画得最好的一幅梨花小鸟，华老师很得意。他告诉我，他去拜访林风眠，林风眠画了满墙满地的梨花小鸟，让他挑一张，他直奔那一张去。林风眠说除了这幅之外，都可以给他，但他就要这张。可见林风眠也知道那幅画好，两个人争了半天，最后还是给了他。我说华君武你真坏，人家画了一辈子就这幅最好，你拿走了。其实大家还是有共同标准的，这标准说不太清楚，只有看到原作才能说。我对那幅画印象特别深，像一块花布，有林风眠的风格，特别好看，构图又比较散，我更喜欢他这样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吴冠中在他们同代的画家里，算是思想比较活跃的一个，在艺术实践上也有一定的成就。这个成就我觉得更多地表现在他用西画材料画中国画。不太好说这是西画还是国画，因为他的西画还是有民族精神的。所以他对笔墨运作的方式，是不是有很深的感悟，我觉得值得怀疑。他提出“笔墨等于零”这句话不奇怪，如果硬说这句话是错的，也不太对，因为笔墨本身是可以等于零的。假如笔墨不存在人格精神，没有人文含量，只在玩弄技巧，肯定等于零。所以张仃先生说“守住笔墨的底线”，我也很赞同，要看他从哪个角度说。
张仃可能对笔墨有更多的感受，所以他更偏爱笔墨这种表现形式。这都没什么，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必要把任何一个年纪大一点或者社会地位高一点的艺术家的话当圣旨，不过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更重要的在于理解说法的背后。比如毛泽东说，“中国人要被开除球籍”，断章取义，会觉得这是一句很奇怪的话，但把前后文连起来一看，就知道原来是提醒中国人要警醒起来，大家要努力，否则会被开除球籍。这句话如果是一个日本人说的，那当然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郑板桥的名气在民间相对更大，传说是因为他更喜欢把情绪用文字再表述出来。所以，在扬州画派里面，郑板桥实际并不算绘画成就最高的一个人，但他的名气好像是最大的。郑板桥的一些诗文所表达的那种无可无不可的心态是很有意思的。扬州画家群体标榜的清高，和历代比如魏晋竹林七贤的清高又不太一样。竹林七贤的清高好像更疯狂、更极端一些。他们吃了五服散就在地上滚，什么都不管。据说刘伶在屋子里自己坐着不穿裤子，人家到他屋子里问他怎么不穿裤子，他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裤子，你们干吗跑到我的裤子里来？他们更标榜自己的一意孤行，与这个社会更加脱离，用这种特别怪异超群的行为，表达自己对世俗社会的抗争与不在乎。
我觉得扬州八怪可能做得更好一些，他们有自己轻视物质生活的一面，标榜自己，看不起浅薄、奢侈、物质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又刻意地跟社会对立，他们有自己的渠道去表达。所以，他们才会有“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种诗句。我与其去贪污，还不如画张画，用一用干净的钱。他们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心态与生活方式，我们在今天江南老百姓的生活里，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悠然自得，不与人相争，做好自己本分的事，然后就这么普普通通地生活。我觉得这种心态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