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籍看日本历史
互不相干的邻居
唯一一次例外是蒙元
——唇亡齿寒
没有嘴唇，牙齿就失去保护，暴露在寒风中。
——辅车相依
“辅”是颊骨，“车”是齿床，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个都不行。也有人说“辅”是固定在车辆一侧的木头，仍然是说“辅”和“车”是不可分离的搭档。
“唇齿辅车”连在一起，形容利害关系十分密切。该词出自《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常被引用。
用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绝不少见。但是，两国真的是唇齿辅车的关系吗？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关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蒙元的时候。蒙古灭了宋，又要进攻日本。失去了宋这个嘴唇，日本这个牙齿就得暴露在风中哀鸣。
这种状态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明显应该视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关系里，“唇齿辅车”仅仅是传说。
近代以前，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势力，经常从塞外（万里长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国背后的日本，对中国来说并非是抵抗敌方的防护壁，即起不了什么用。
而且，席卷中国的势力，光是在这片广阔国土的治安维持和经营上，就已经耗尽精力，因此不会再兴起渡海进攻日本的念头。蒙古人是个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异常泛滥。在以人力为主要能量的时代，从中国进攻日本，在常识上来说不可能发生。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开发海南岛或云南，更为现实和聪明。
日本位于中国以东，日本的东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越过太平洋和日本来进攻中国，长久以来更是没人想过。也就是说，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唇”。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十五世纪末，麦哲伦的世界航行是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但是，在帆船时代，新发现的航路还不能立即成为强势势力的通道，最多只是为海盗和商业冒险家提供了活跃的通道。
这些航道成为强势的军事侵略势力扩展版图的通道，要等到产业革命以后。
从相交淡如水的邻居到不幸的邻居
产业革命产生了新的能量，地球一下子变小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势力，能一下子轻易跨到玄海滩[2]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动着形迹可疑的黑船。从对岸的大陆跨过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难事。
从此，日中两国才形成“唇齿辅车”的关系，至今不过百数十年。
讽刺的是，自从成为唇齿辅车的邻国，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遗憾，但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思考两国问题的出发点。
前面说过，直到一百多年前，对日本来说，中国只是先进技术、文化的供给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日本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海岛国。双方当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实际上也没什么关系。
互不相干的邻居。
也许说得有点过分，至少双方很少强烈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幕府明治期以后，这种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文明是“掺水”的中国文明
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
这也是事出有因。互不相干的邻居，犯不着用锐利的眼睛去观察对方。
而且，对“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中国的传统。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中，被迫“开眼”之前，原则上中国并不承认外国的存在。
中华即世界。因此，“外国”这个观念无法进入当时人们的脑海。
我们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离文明的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属邦、朝贡国、没有接受文明洗礼的蛮夷之国，虽然知道这些，但如果称他们为“外国”，过去的中国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在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稀薄阶段，中国做梦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文明”。
如果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为清国公使馆书记官来日的诗人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的后记中大叹：
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确实，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写下的东西、创作的东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开国，关于中国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国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只从中国学到了“理念”的日本人
头上梳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敏锐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敏锐的一面是，没有被现实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错误的一面是，没有看到“理念”背后隐藏的“现实”。
明治开国后，中国的“现实”也对日本开放了。
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残酷的“现实”只映照出一个“理念”被污染殆尽的中国。实在可悲。
过去中国人了解日本，主要是从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权的使者等那里听来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现实，都很遥远，是朴素的传闻。
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最早记录日本的史书。
魏是《三国演义》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儿子曹丕于220年建立的王朝，存在了四十多年，为西晋所篡朝。《日本书纪》、《古事记》在五百年后才成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历史记录，还处于被称为“古坟文化”的时代。
魏景初二年（238），倭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赴魏请求朝贡。关于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一说在九州，一说在近畿。众所周知，战后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没工夫感受相互的体温……
中国人的日本人观，以《魏志·倭人传》为原本，此后的史书，多以此为根据。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为：
——聚会时无父子男女之别。
——性嗜酒。
——妇人贞节，不善嫉妒。
——少纷争。
——少盗贼。
史书上记载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弃了。特别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又是以文章简练著名。因此，《三国志》中的日本人观，是选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与中国相比，显得怪异，或是作为蛮夷之国来说不可思议。作者把自己感到吃惊的东西写了下来。
例如，写“少盗贼”时，惊叹：
中国盗贼都这么多！
或是另一种惊异：
这不是与中国一样吗（蛮夷之国本应该盗贼更多才是）？
这种惊奇感，是记录的原动力。
不论如何，明治以前，两国只通过文书和传闻来交流。皮肤与皮肤相互接触，感受对方的体温，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还很少。
蒙元时，双方刚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见，擦肩而过，杀气倒是传达到了，却没工夫互相感受对方的体温。
明治以前，仅有的一次，日中两国各派数万人，长期血肉相搏——那是丰臣秀吉对朝鲜出兵，即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
日本将士第一次遭遇中国人——不是书上的，而是活生生喘着粗气的中国人。从辽东的军营被派到这个战场的明军将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词。
暗号之扇
日本发现的“梦幻之书”《两朝平攘录》
我手头现在有本《两朝平攘录》，诸葛元声撰，刊行于明万历丙午年（1606）。当然，这种贵重资料的原本是不会落到我们这种人手里的。我手上的这本书是把原本照下来，即所谓的“影印本”，记述了明代的军事行动，其中卷四是关于日本的内容，不用说，是有关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的战争。
不过，有趣的是，只有卷四有日本式的读音顺序符号和送假名。这也是因为，用于复制的原本，是在日本得到的，肯定是来长崎的中国船只带来的。买下这本书的日本人，只在与日本有关的卷四中，边读边标上读音顺序符号和送假名。
为什么把有标注的书作为复制的底本？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别的原本了。《明史·艺文志》里也记载了这本书，但在中国已经流失。
中国出版的书，在中国已经亡佚而在日本还能找得到的例子，并非只有这本《两朝平攘录》。
中国人是目录专家，日本人是保存天才
乾隆年间，中国亡佚已久的皇侃的《论语义疏》从日本传回来，收录于《四库全书》。日本的根本逊志[3]在足利学校发现了《论语义疏》的刻印本。
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是个大新闻，读书人都很兴奋。公羊学者、著名诗人龚自珍期待着日本是否还有其他中国已亡佚的古书，曾托付贸易船去寻找。
《定庵文集补编》的《与番舶求日本佚书书》一文中，表达了龚自珍得知从日本传来佚书的喜悦：
海东礼乐之邦，文献彬蔚。天朝上自文渊著录，下至魁儒硕生，无不欢喜。翘首东望，尤见云物之鲜新……
满篇溢美之词。
龚自珍在这封信里，附上一张单子，写明中国亡佚的古书书名、亡佚年代，托付贸易船寻找。
为什么龚自珍连亡佚年代都知道？这是因为中国对制作“书目”有超乎寻常的热情。历史中正史的艺文志，几乎罗列了当时公开刊行的所有有价值的书籍名。稍有名气的藏书家，必定会列出自家藏书的书单。官民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忙于制作书目。从这些数量庞大的官民书目中循迹调查，大致就能查出某本书何时佚失。
在前述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里，关于日本保存了中国佚书一事，吟咏如下：
论语皇疏久代薪，海神呵护尚如新。
不仅是古书，正仓院[4]的收藏品也是个好例子。很多中国文物在本家早已流失，流落到日本被妥善保存。
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请先记住，日本人是保存的天才，中国人是制作目录的专家。
“以寡敌众”——日本人的兵法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两朝平攘录》上来。这本书中记录了日本人打仗的方法。
让中国人睁大了眼睛的是，日本人的伏兵战法和机动作战的巧妙：
用兵擅埋伏。每每于我军之后，两面夹攻，以寡敌众。
还有：
战前三五成群分散，一人挥扇，则伏兵四起。此谓蝴蝶阵。
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扇子是暗号，为了在夜战中也能看见，大概用的是白色扇子。扇子翩翩挥舞，就像蝴蝶飞舞，所以起了“蝴蝶阵”这么个风雅的名字吧。
这是被称作倭寇的日本海盗部队的战法。
与倭寇交过手的明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这本书里写道：“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
朱九德在《倭变事略》中写道：“（倭寇）有称二大王者，年二十余，每战辄挥扇。”不光是扇，同书中还记载有：“执白旗吹螺，整队而来。”
白旗和蝴蝶阵的白扇一样，是暗号，并非投降的标志。
说些题外话，白旗代表投降或是军使的标志，过去只是欧洲的习惯，中国人理所当然不知道。鸦片战争时，广州附近发生了清军炮击挂着白旗的英国军使船的事件。英国以此谴责：“中国人野蛮。”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白旗的用法只有欧洲才有，欧洲人却认为到哪里都通用，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错误。毋庸置疑，这种误解还以其他的形式存在着。
“这种做法对方能理解吗？”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扇和旗是诉诸视觉的号令，视觉有限度。远距离的联络，当时似乎是以吹螺为号。
“绝对服从精神”的古老传说
“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
根据《倭变事略》的描写，日本部队的活跃跃然眼前。
除了蝴蝶阵，还有种名号恐怖的“长蛇阵”。
这种阵法是这样的：排成蛇一样的长队行军，先头遭遇敌人，后尾迅速迂回，从背后夹击敌人。
与日本战国时代的“车悬战阵”、“鹤翼阵”，大概是类似的阵法。
总之，日本人号令一下，行动整然，而且相当敏捷。整个部队像一个生物，在扇子、旗子、螺号的指挥下，随心所欲地行动，这是操练的结果：
绝对服从命令。
这种精神也必不可少。
扇子向右边挥，就不能往左边跳。违反的人不仅自己性命堪忧，而且也会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安危。
不许随便行动。
互相争执，行动就无法一致。因此在《魏志·倭人传》里，才有“少纷争”一说。原文为“诉讼少”，指诉讼、摩擦很少。
从身边的战友口袋中摸东西，很明显是扰乱团结的行为，所以“少盗贼”也是理所当然。
总之，《魏志·倭人传》里记述的日本人的特征，在一千三百年后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什么变化；在四百多年后的现代，也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中国的战争理论，以掌握大军，驱使他们像小部队一样灵活行动为理想，因此，强调暗号之旗和阵鼓的重要性。
《孙子》的《兵势第五》中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注释中说，“形”指旗，“名”指金鼓。对“众”（大部队），要像“寡”（小部队）一样轻松自如地操纵，需要旗和鼓。
尽管如此，日本军队的蝴蝶阵让中国军队睁大了眼睛，这说明他们集体行动的迅速敏捷，并非中国军队所擅长。
痛感这样下去不行，明朝名将戚继光创立了名为“鸳鸯阵”的阵法。其名之优雅可与日本的蝴蝶阵匹敌，但从他的著作《纪效新书》来看，鸳鸯阵只是练兵用的阵形。荻生徂徕[5]不知为何，对此书十分推崇，甚至在日本翻刻此书。
戚继光在追悼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谭纶的祭文里说，这种战法连胜八十余战。就像结婚仪式的祝词中夸奖“新郎是秀才，新娘是才女”一样，在悼词里夸耀故人功勋，听者应该打个折。
引以为豪的鸳鸯阵，也是在日本人的蝴蝶阵、长蛇阵的刺激下创出来的。这种整体统一作战的巧与拙，也正反映了日本人和中国人性格的差别。这和《魏志·倭人传》里，中国人了解日本的情况后感到“吃惊”是一样的。
唯锦旗是瞻
民族关系深处的和人与满人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未能掌握制海权，所以无法取得成功。虽然海守卫着日本，但在进攻对手时，海又成为一种阻碍，至少在蒸汽船出现以前是这样。
如果没有海，秀吉的军团将会更深入中国，跨过鸭绿江直至威胁北京，也不是没有可能。弄不好（从日本方面来说，是一切顺利的话），还可能征服明朝，实现太阁[6]的梦想。
夺取大明四百余州，是太阁的“夸大妄想”。确实不太现实，但也不能断定就是妄想。
明朝在半世纪之后，为满族所代。据推测，当时满族的人口不过数十万。同时代的日本人口，据说约有两千万。不是一个重量级别。
不过，在太阁的时代，时机还未成熟。明王朝真正腐败堕落是稍后的事。满族抓住了这个机会，再加上邻接中原，长期与汉民族接触使其掌握了与汉民族打交道的要领，同时还拥有杰出的指挥者，便如秋风卷落叶一般席卷了中国。
前面说到了暗号之扇，从打暗号这个功能来说，扇也可以换成旗。例如说“唯锦旗是瞻”，就是按旗的暗号行动，发誓绝对服从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头脑中一定会浮现日本的武士近卫兵团“旗本”。
从“旗本”再产生飞跃联想，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满族的“八旗”。满族和日本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按照近年来风头正劲的“骑马民族说”，和满两族的关系更是深了。
那么，满族八旗又是什么呢？
汉族有所谓本籍，如江苏省某县，台湾省某市出身。但游牧的满族人没有籍贯这种固定出生地，取而代之的是以“旗”为自己的籍。
“旗”就是军团，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属于某旗。无所属则被弃于荒野，只能等死；有所属，意味着能活下去。
一开始只有黄、红、白、蓝四旗，后来加上镶边的四旗，成为八旗。黄旗是主阵；蓝旗在狩猎时寻找猎物，在战争时引出敌人；红旗和白旗负责包围，把对方逼进黄旗翻舞的主阵。
平时的狩猎，就是一种军事训练。旗人原则上过的是游牧生活，所以家族也会和军团一起行动。
在集合或转移的紧急时刻，如果还讲究男女有别，就十分不便。另外，孩子坐在父母下座、不并排坐的礼仪，在这种场合也显得过于烦琐。
在战争中，男人的数量不断减少，要维持氏族延续必须留下子孙。因此，自然形成了一夫多妻制。但是，在集体生活中若发生女人嫉妒、歇斯底里的事情可不行，所以要多加教养、训练。
我并非要一一列举和人与满人的类似点。古今中外军事集团的集体生活，大多都有以上特性。这是我想说的。
辫子和月代[7]异曲同工
满族的风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辫子。征服明朝后，清王朝强迫汉族也蓄辫，甚至用死刑强制推行。剃去前额的头发，留长后脑的头发，编成辫子。
日本的月代也要剃头。据说是因为戴头盔闷热，所以剃去头发。这样看来，剃头风俗产生于要经常戴头盔的军事民族。北亚的民族经常“露顶”，有剃头的习惯，他们也是出名的勇敢战士。
日本的丁髻是向上梳起，如果留长垂下来，不就变成辫子了吗？
提到了满洲，就顺便说一句，作为地名，它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不愉快的名词。
满洲——这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有很多说法。
他们是通古斯系的女真族，接受了佛教的教化，特别是从很早就开始崇拜文殊菩萨。族长中也有很多人就名叫文殊，用汉字也写作“满住”或“满珠”，后来统一为“满洲”。
这是最有权威的一种说法，还有其他好几种说法。
据说满洲王朝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长白山，而内藤湖南[8]考证的结果是朝鲜咸镜北道会宁。总之，满人几经迁徙是毋庸置疑的。前面提到过，清朝开国时满族只有数十万（一说是十万）人。最近的统计为二百四十万，清朝灭亡时人口应该不满二百万吧。而且，禁旅八旗、驻防八旗等大部分满族人，都迁往关内了。
对“满洲”一词有所感触的中国人
日本人通常称为“满洲”的地方，从清朝始祖努尔哈赤开始，就有汉民族在那里从事农耕。后来，不断有移民从山东迁来，现在已有四千多万人口，其中满族人口能有十万就不少了。
用“满洲”来称呼中国的东北，因为它本是民族的名称，所以听起来，就觉得是在说“满族的地盘”。
正如阿富汗族居住的地方就叫阿富汗，人们常用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他们居住的地方。但是，满洲的情况并非如此。这里汉族占压倒性优势，就连蒙古族和朝鲜族的人口都比满族多。
历史上，这里也不光是满族的地盘。明代，这里设置了军事基地“建州卫”，有记载显示，清太祖将其改名为“满洲”。一定要用“满洲”做地名，那应该只是指旧建州，即沈阳（奉天）一带。
满族人自己也不把日本人叫作“满洲”的地方叫“满洲”，他们分别称之为奉天、黑龙江、吉林，或者总称为“东三省”。
日本人扶植傀儡国“满洲国”，中国的抗议游行队伍却举着“收复东三省”的横幅，绝不用使用“满洲”这一名称。
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称其为“东三省”了，而是使用“东北”这个称呼。举个例子来说，日本的奥羽地方被叫作“阿伊努”，这一叫法就和“满洲”相似。何况，满洲又和受压迫的阿伊努族不一样，是曾经领有中国的民族的名字，更容易唤起人们的记忆。
有人大概认为，不用管别的国家的内部情况，我们按自己的习惯来称呼就好了。但是，“满洲”这个名字带来的不快，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人所扶植的傀儡“满洲国”。这点不得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