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知道多少？
“中国人是做生意的天才”
——某贸易商的感想
已退居二线的某贸易商社重要人物这样说——
中国人太会做生意了，简直是天生的商业民族，连犹太人都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凭我长年的经验可以这样断言。我战前在上海六年，天津两年，广州四年，亲眼所见，绝无虚言。和我打交道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做生意的天才。您不觉得吗？
我来回答——
您受公司派遣，去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工作，到过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见识过中国相当多的地区，您有“了解中国”的自信，这点不必质疑。但是，您所接触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生意人吧。所到的城市也都是开港城市。
开港城市的中国商人在不利条件（外国人拥有各种特权）下，不勤勉工作就无法生存下去。体力、脑力总动员，才能出头，这绝非易事。也就是说，成为商人的都是有商业才能的人。
那些想在开港城市成为商人却最终没能成功的人，最后都怎么样了呢？他们要么去更小的城市做些小生意，要么改行，要么靠卖力气吃饭，当车夫或苦力；或者回乡下种田，打散工。
本来，立志去开港城市做生意的，是极少数人。这一小撮人，说多了，也就是一万人中有五百人吧。其中，能站住脚的就算有十分之一，也只有五十人。
您说接触过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做生意的天才。事实是，只有做生意的天才才会出现在您面前。请别忘记，在您接触到的五十个中国人背后，有九千九百五十个不会做生意的中国人。那些人连接触您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手头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在您活跃于中国开港城市的时候，全中国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八十是农民。
这些农民没有商业才能。被地主欺骗而束手无策，被重税压得喘不过气，除了辛勤劳作直至被榨干最后一滴汗水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不会打算盘的人。如果他们都有商业天才，也不会长久处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吧。
中国人等于有商业天才的人——这个等式是个极大的误解，明白了吧。
在东南亚各地，华侨掌握商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也只是西至缅甸为止。再往西，印度、巴基斯坦本土不用说，中东，一直到非洲，都是印侨（准确地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出身的商人）的地盘。华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跟印度人做生意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一马虎就会被骗得晕头转向……
在神户做贸易的时候，听一个日本商人这样说，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所在的公司跟印度公司几乎没有来往。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我在外语学校的专业就是印度语，当时教我的印度人威鲁马老师，是个近乎佛祖神明的人。
当时正值战争，学生也都自暴自弃，荒废学业，经常逃课，还搞恶作剧，但我从没见威鲁马老师生气过。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是宽容、诚实和献身精神的化身。
我以为印度人都像威鲁马老师这样。听说印度人既狡猾又吝啬，觉得很不可思议。
虽说如此，让日本商人皱起眉头的印度商人，也不能说就是印度人的代表。
印度是个阶级制度森严的国家，职业也是世袭的。做了几百年生意的家庭，培养出来的理所当然都是生意人中的生意人。但是，从全国人口来看，印度商人阶级的人数所占比例是微乎其微的。
光凭自己接触的人来判断那个国家的国民，很要不得。
日本人现在被称为“经济动物”，风评很差，这也是外国人看到一部分商社派驻人员不分昼夜埋头工作而起的外号吧。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
从香港来日本时，一个中国历史学家这样说——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寻求日本本质的东西，不过是牵强附会。过世的津田左右吉博士曾经说：“法隆寺的建筑、三月堂的佛像，都已不能传达古代日本人的情怀。我们眼中所见，都只是没有温度的技巧，或者说是考古学的素材。至少到奈良朝为止的艺术，都是六朝至唐代的中国艺术的标本、模仿，不是我们民族的艺术……”（《文学中所见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
先生十分博学。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什么也没留下。从一无所有中能产生什么呢？日本不就是巧妙地模仿中国文化，抓住机会，换上欧洲的模子吗？还有就是会做表面功夫。此外，日本还有什么长处吗？
我来回答——
您也算是位学者。不知道具体专业是什么，似乎是历史方面的。作为历史学家，有这种认识可要不得。不过，关于日本，中国只有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戴季陶[9]的《日本论》（1928）等屈指可数的专著，也算情有可原。
您的想法和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一段很相似：
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统统取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著人差不多……
前面那段话本是戴季陶对日本人常把“日本式”三字刻在脑中、宣扬日本独特文明的揶揄，《日本论》中始终都透露着这种揶揄的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还说“文明是人类公有的”，承认自尊心是民族的立脚点。
伊达亚·卞达森[10]近来多次提到“日本教”，让日本人十分佩服。戴季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到日本人的“日本迷信”。
戴氏并非全盘否定，但指出，“日本迷信”已经完成了其使命，变得不合时宜了。
关于您像随脚踢开路边一块石头一样做出的判断，如“巧妙模仿”、“抓住机会换模子”、“会做表面功夫”等，希望您能往深处想一些。
这么说老师您有点失礼……
戴季陶与日本女人恋爱，还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当了名家望族的养子）。因此，对他来说，日本并非毫无渊源的异国他乡。
卞达森也在日本长大（按他的简历所说），对日本应该也很有感情。
您与日本毫无渊源，因此才能如此武断地贬低日本吧。
我并非强迫您喜欢日本。因为毫无渊源，才无法产生感情。
怎么办呢？今晚带您去先斗町[11]吧……几个月后，您的说法大概就不一样了吧。
“日本人什么都听”——卡特里克神父的比较论
法国籍的卡特里克神父透露了以下感想——
我来日本之前曾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从事传道工作。调到日本后，跟以前相比，工作是容易了还是困难了，自己都说不清。说容易是因为日本人基本上说什么都听，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把儒教、佛教，甚至道教巧妙糅合在一起，那种奇妙的生活体系，他们绝不愿丢弃。在这方面，日本就好办多了，简直让人吃惊，几乎没什么抵抗就接受了传教……自己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触动了对方内心，有时自己也会心存疑问。中国人不轻易打开心扉，一旦打开心扉，就能感觉到自己触到了对方的内心……
我来回答——
神父先生学富五车，应该知道犹太文明在抵抗希腊文明的攻势时，出现了两种抵抗方式。
一种是保守派的抵抗，紧闭在自己的壳里，墨守传统，坚守自己的文明。
一种是洋务派的抵抗，利用对方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简单地说，中国人是保守派，日本人则是洋务派。
毕竟日本人已经习惯借用别人的东西，这是他们常做的事。
中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接触了近代西欧，在此以前，没有碰到过更有优势，或旗鼓相当的“文明”。因此，成为保守派也是顺理成章。
于是，日本人对外来的东西不加选择、毫不抵抗地吸收，中国人则疑虑重重，这也是理所当然。
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断言中国厚重，日本浅薄。反之，也不能断言中国顽迷，日本开明。
双方的立场各不相同。
同样引入了佛教，中国僧侣严格禁酒，而在日本，手甩酒壶进山门毫不稀罕。
习惯了接受外来事物，即使稍微走样也觉得没关系。不习惯就会无法通融。
神父感到自己触到了对方的内心而放心，大概就是因为自己的传教没有被对方任意变形吧，像一根竿子撑到了底，实实在在。
外来事物的中国变形
信天主教的日本学生在一旁听着，边记笔记边提出疑问——
您说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相比之下，日本人更擅长对原形加以变形后为己所用，僧侣饮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在中国，太平天国（1851-1864）时，洪秀全（1814-1864）就以基督教为旗号，那也远不是原本的基督教了。
我对政治问题缺少研究，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
我来回答——
因为有用，才会引入。水是用来解渴的，至于它的分子结构H?O，对喝水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是作为推翻旧礼教体制（无数人在其重压下艰难喘息）的指导原理，被洪秀全们引入的。
太平天国是“反儒运动”的第一波
据说，可以把中国人分为官僚和非官僚两种。当然，在官僚中，还包括产生官僚的母体资产阶级。不用说，国家就是官僚组织，守卫这个组织的是儒教的观念体系。
太平天国最热衷于破坏孔庙，其中原因就不用多解释了吧。
在重压下喘息的人，出于本能，像口渴的人伸手拿水一样，寻求破坏使自己陷入悲惨境地的儒教体制的武器。
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1811-1872）在讨伐檄文中，并未宣扬忠君爱国，他大声控诉，中华数千年的礼教为太平天国的暴徒们所破坏。痛恨礼教体制的人虽多，想要维持礼教体制的阵营更为强大，他们掌握着权力和财力。
太平天国失败了。
但是，打破旧体制的渴望并未熄灭。改良主义者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应该推翻的是“伪儒教”，以不够决绝的姿态，开始向独裁帝国的立宪化奋斗。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以驳斥“伪儒教”为名，引开众人的不满，在缝隙之中以图儒教的国教化。
五四运动是“反儒运动”的第二波
五四运动是继太平天国之后，第二波的“反儒运动”，也可以说是反体制运动。
“打倒孔家店！”成为五四运动的口号，也是理所当然。
五四运动中，胡适[12]等人又选择了另一条路。
——中国并非只有儒教。
他们想寻求儒教以外的中国思想。
除了“打倒”，别无他径。然而这条路却没能走下去，也许胡适嫌“打倒”这个词不够君子吧。
鲁迅（1881-1936）写《狂人日记》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主题就是——礼教（儒教体制）吃人。
日本没有产生儒教
这个学生又问道——
有点理解了。那么，日本又怎样呢？为了推翻儒教体制，中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如太平天国、五四运动。日本有过吗？还是日本没有值得打倒的东西——也就是说，重重地压在人们身上的儒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点想不明白……
我来回答——
儒教是产生于中国的思想体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生活规范体系。在中国，儒教当然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生活。它不只是生活规范，还可以说就是生活本身。
相比之下，儒教在日本是进口的，不是本国原产的东西。虽然作为理念被引入，但很难说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
儒教在日本的普及，据说是在德川中后期各地建立藩校之后。虽说是普及，但也有程度问题，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日本为什么没有采用“宦官”和“科举”
在中国作为制度被广泛采用而在日本却没有如此的有两种：“宦官”和“科举”。
关于日本为什么没有采用宦官制度，有很多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没有产生足够大的权力，去建造一个需要宦官管理的禁宫。日本最多只产生了由一族之中能干的年长妇人一人主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大奥”[13]。
中国北部和西部有游牧民族，屠宰动物是极为普通的事，为动物去势也很常见。对阉割习以为常，对人的去势也没有抵触感。西亚多宦官，也是同样道理。
也有人说在日本的人口构成中，没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不习惯对动物动刀，因此没有产生宦官。而且去势这种生猛的行为，不符合日本人讲究适可而止的性格。
宦官先不说，为什么日本没有采用科举呢？科举和宦官不同，不沾血腥，专事诗文，属于风雅之事。
大概是因为，日本害怕采用科举制度之后会造成身份制度、世袭制度的混乱吧。
采用了科举制度，岂不是普通的农家子，也有可能一跃成为家老？
总之，要不要科举是个大问题。
科举制度没能在日本生根，是因为由儒者组成的官僚组织没有建立起来。
近世日本，具有官僚性质的就是武士，他们以武术为首务。虽然藩校也教授儒学，但只是“武士的业余爱好”，并非主业。武家时代的儒学，只是一种教养，不像中国那样成为政治的血肉，流淌在生活的血管里。
日本也有儒官，但只是秘书和文书管理员。儒官能出人头地的，只有新井白石[14]（1657-1725）是个例外，其他人最多也只能奔走于庶务、杂务。
几百年来都在同一个地方，世世代代当差，这是日本武家政治的常态。换一个藩国，属于极少的特例。
这种事在官僚制度下不可能发生。中国自古以来，高级官僚都避免在出生地任职，也忌讳同族的人在一起供职。鸦片战争时的大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礼部担任主客司主事（相当于课长级别），在叔父龚子正就任礼部尚书之后，他便依惯例辞官。但在日本，一族在同一主人手下或在同一部署任职很常见。
也就是说，日本在明治以前，不存在官僚制度，所以，科举是无用之物。明治以后，有了官僚制度，高等文官考试之类的科举才逐渐生根。
官僚组织在中国是政治的中枢，是掌握人民的权力机关。儒教是它的主心骨，所以近世中国人要与儒教决一死战。
但是，在日本，儒教与权力分离。儒教并不可怕，只是纸老虎、装饰品。
因此，日本的现代化，没有经历“反儒运动”。
日本没有太平天国、五四运动之类的运动，也不可能发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些斗争的敌人在日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十分脆弱。
为什么日本的房屋没有烟囱？
在一次聚会中，一位从美国来的中国画家说——
在日本，每次在火车上从车窗看农村的景色，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才想出来……你猜是什么？是烟囱。在欧美的田园风光里，一般每家屋顶上都竖着一个大烟囱。但在日本的农村，仔细一看，烟囱有是有，悄悄藏在房屋墙壁角落里，好像觉得不好意思似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回答——
确实如您所言，一位在日本旅行的西班牙哲学家，在他的游记中也叙述了同样的印象。
日本似乎认为人的生活不应该暴露在外。取暖做饭，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事情，日本人想把它藏起来。取暖和做饭用的烟囱，也尽量不引人注意，悄悄安在角落里。
在欧洲田园风光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赫然挺立的红砖大烟囱，有种一家之主的气势，或者成为这家的标志。似乎在大声宣告，这里有人生活，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好意思、应该隐藏的事。
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抹去“生活”痕迹
但是，日本人想把美编织进生活里。因此，对暴露在外的东西——也许这么说很不敬——有一种“动物性”的印象。
茶道、插花、小笠原流的礼仪[15]，都是生活的艺术化。因为有了符合审美意识的一套套路，生活才变得恰到好处，变成了美。美化之前的原生态生活痕迹，最好隐藏起来。
日本独特的榻榻米生活，很适合日本人的审美生活——把被褥叠起来放进壁橱，就没有人睡过觉的痕迹。中国和西欧，原则上就寝之处是固定不动的。大家起床以后，床还在房间里，“人睡过”的生活气息并未消失。椅子也是如此，人会坐在椅子上，暴露在外的“动物性”动作的气息，会经由椅子传达出来。在榻榻米房间里，只要把被褥收起来，就能抹去动作的痕迹。
日本人和他们独特的审美意识的关系，很遗憾，在短期旅行中是无法穷尽其奥妙的。
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在场的一位新加坡华侨采购商插嘴道——
昨天生意伙伴请我去了料亭[16]，那到底是不是吃东西的地方啊？……至少我就没吃好，漂亮的盘子里盛着少得可怜的食物……这也就算了，那里的氛围根本不像是吃东西的地方。让人一直紧张，太干净了，我老担心洒一滴汤、滴一滴酒。日本人是不是很难放松？做生意也是这样，一直绷着神经，我也感觉到了。我老担心会不会把神经绷断了。您不这样认为吗？
我来回答——
日本人的紧张癖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也半自嘲半自豪地称自己是紧张民族。
当然，日本人要是老绷着神经，也会受不了。所以，他们有时会瞎闹，以此来补偿，这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这叫作“不讲礼仪”，在中国的词汇里，找不到相对应的词，只好边说明边翻译。
也就是说，“不讲礼仪”是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中的一种，是显示日中两国国民性格差异的一个关键词。中国没有这个词，大概是因为不用专门造这么一个词，中国人平时就很放松。在日本以前的高中里，就有一个瞎闹的风俗，叫作“风暴”，这在中国学生宿舍是看不到的。
日本的料亭，中国人确实受不了。不光是榻榻米坐不惯，如你所说，有种紧张的气氛，让人时刻担心会洒汤滴酒。是啊，在中国吃饭，最后肯定是汤酒洒了，饭桌乱了，一幅捧着肚子心满意足的景象。
动物性的行动是可耻的吗？
在日本，似乎嚼东西嚼得喀喀作声也被看作是动物性的行为。所以，在正式的宴席上，会下工夫尽量把“吃”这个动作隐藏起来。
日本人吃东西的时候，不想被人看见；相反，中国人喜欢在被人看得见的地方吃东西。散步在香港的小巷里，经常会看见一家老小坐在门口吃饭。
——最近我家日子过得挺滋润。你看，有鱼有肉。
似乎在向大家炫耀，至少他们没想到吃饭是应该藏起来的事，做梦也没想过。
前面那位画家说——
明白了。长久以来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原来是因为他们觉得动物性的动作可耻啊。还有，日本人走在路上也很小心。明白了……因为觉得走路这个动作很可耻，所以给车让路。在美国，只要行人踏上人行道，即使是绿灯，车也会马上停下来。日本的行人，即使在绿灯时过街，也会用谦恭的态度，像说“对不起”一样，小跑着过去。我以前不明白，现在听了您的解释，总算理解了。坐车就是走路的美化，就像茶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