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日本没有黄河
全民学鸟铳[17]
给中国人带来冲击的“祈战死”旗帜
再次回到秀吉出兵朝鲜的话题。
毕竟，明治以前，日中两国只有这一次现实的接触，所以更需要研究这场战争。
秀吉出兵一事，事前当然极为机密。据《明史》记载，为了防止与明朝通商的琉球泄露消息，琉球曾一度停止向明朝进贡。
不过，最早把秀吉出兵朝鲜的意图通报给明朝的，还是一位来往琉球的明朝商人陈申。
接着，在萨摩的明朝医生许仪后，托同乡林均旺传递密信，紧急向福建军门报信。
许仪后并非间谍，他在广东附近的海上被倭寇抓获后送往萨摩。因为是医生，他成为了藩主岛津家的侍医。通过诊病，他与藩国首脑人物关系密切，因此早早掌握了秀吉出兵的秘命。如何将这一消息告知祖国，他绞尽脑汁。因为许仪后不是职业间谍，所以进展缓慢，最后还是往来于琉球的陈申拔了头筹。
这位许仪后在《报国书》中，描述了日本的国情。关于日本人的性格，他这样写道：“以病终为耻，以战死为荣。”特别点出了日本人轻视生命的尚武精神。
这令人联想到三百年后的明治时代，亡命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看到送给出征士兵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三个字，大吃一惊。
顽固的保守派罗振玉（1866-1940）在《扶桑两月记》中，记录了同类的事情并为之感动：当时在商船学校的航海实习中船只沉没，数十名学生下落不明，但报考者反而更多了。
鸟铳传来不过百年，日本开始出口枪弹
许仪后常年居留日本，并非像《魏志·倭人传》那样仅仅记下传闻，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列举了亲眼所见的事实。
——善于攻城，鸟铳威力非凡。
——拙于水战。
——刑罚严厉。
——浮虚不实，大言壮语。
许仪后的本职是医生，对军事是外行。因此，前面所列举的，必定是外行都能看出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也就是说，在外行看来，日本人明显比中国人擅长攻城，鸟铳队更有威力，不擅长水战。
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将鸟铳传入日本，是在1543年。
请记住这一年。
日本最早使用鸟铳的战争是长篠之战（织田、德川的联合军与武田胜赖会战），爆发于1575年，即是在鸟铳传到种子岛的三十二年后。
仅过三年，据传教士的书简记载，大阪本愿寺竟已有鸟铳八千支。
光有鸟铳打不起仗来，还得要有人会使用。光是大阪本愿寺，就有一万多人会使用鸟铳。当时的日本，大概阿猫阿狗都去学开鸟枪了吧。
另一方面，葡萄牙船第一次到达中国，是在1514年，地点是广东省的屯门，这比葡萄牙人到达种子岛要早二十七年。
秀吉第一次出兵朝鲜，是在文禄元年，即1592年。
距离葡萄牙人到达，也就是鸟铳传入日本，正好是第四十九年。
而中国则是第七十八年。
日本鸟铳队的精锐，即使在军事门外汉许仪后眼里，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军的鸟铳队，是在朝鲜之战后建起的。
顺便说一句，在1635年前后的日本贸易品清单上，记载着枪弹11696发。这不是进口，而是出口。种子岛鸟铳传入还不到百年，日本就成为弹药的出口国。除武器以外，烟草也在出口清单上，日本在吸烟的习惯传入不久，就开始出口了。
真是进展飞速。
这个时代的日新月异，请大家记住。
正如鸟铳这个例子所示，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反应敏捷表现得十分明显。
明知“有用”却弃而不用的中国人
在朝鲜遭遇日本的鸟铳队之后，明朝才终于建立了鸟铳队，但完全没有投入精力对其进行培育。
明天启年间，即1620年，也就是朝鲜之役三十年后，满族频频在东北挑起军事行动，明朝终于召来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给官兵传授如何使用鸟铳。
还真是悠闲呢。
无论什么东西，日本人只要知道“有用”，就会迅速采用，十分热心于此。
明治以后的文明开化之迅速，并非突如其来，早就已有“不管阿猫阿狗都学习鸟铳”的狂热了。
中国人即使知道“有用”，也不会轻易采用。
是否适用当前情况，会有人提出异议。
鸟铳传入之时，日本正处于群雄割据、你死我活的时代，因此能够战胜敌人的利器必须马上大量采用。
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明朝处于相对稳定的时代。武宗正德皇帝在位，自命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四处出游，并热心于喇嘛教的房中妖术，将朝廷大事推给宦官刘瑾。当有人上书说刘瑾有觊觎帝位的野心时，这位皇帝竟然说：“那就把天下让给他吧。”尽管如此，明朝此后又存在了数百年。
处于这样的时代，不着急学习鸟铳也在意料之中。
那么，在清末西欧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代，中国人又如何呢？
中国比日本先尝到鸦片战争的苦头，但在采用西方近代技术上却落后于日本。从这一点看来，不得不承认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性。
胡服骑射
军服难倒国王
先离开硝烟纷飞、刀光剑影的近代，看看在更久远的年代里，中国人采用“新事物”的实例。从这些例子中无疑能看出中国人性格的原型。
回到公元前300年。
当时是中国的战国时代。
赵武灵王这位英明君主，决定采用异族胡的服装。
当时，传统的三人乘战车的战法，已经向步兵战、骑兵战转变。
对新的战法来说，带钩收紧、上下身分开的胡服，比起当时宽袍大袖、一件到底的“中华”服装，更利于骑马和步行。中华之国的赵国，采用了胡人的这种服装，组成了“胡服骑射”的机动部队。
这时已是战国末期，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宣布：“吾欲胡服。”此话一出，“群臣皆不欲”。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惜笔墨记载了赵武灵王说服重臣和公子成等反对派的经过。
公子成对着夷狄之服十分抵触，称病不参加“胡服参朝”（着胡服拜见国王），并派使者转达了自己的意见：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听了这番话，赵武灵王亲自去探望公子成，耐心地说服他：
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
赵武灵王同时对反对胡服的赵文、赵吉等重臣说：
先王不同俗……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赵武灵王逻辑井然地说服了众人。
这是公元前300年的事，武灵王的观点相当理性。不得不佩服赵武灵王的思路整然。
失去惯有的“简洁”的司马迁之笔
司马迁执笔《史记》，是在胡服骑射一百五十年后。这里还要考虑到其间秦汉更迭，发生过巨大变革。
对于胡服骑射，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和记录的人的想法，一定会有差异。
尽管如此，在读到《史记》的《赵世家》时，我不禁感到，写至胡服骑射这一段，司马迁忽然失去了惯有的简洁文风。
从“吾欲胡服”到“遂胡服招骑射”，共用了一千三百七十五个字。
战国时期最戏剧化的事件——吴越决一死战，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用了八十九个字，《越王勾践世家》中也只用了三百零五个字。
在这些短小的篇幅中，司马迁记载了越王勾践欲赦吴王夫差，但夫差却说“我已老，死后无颜见伍子胥”，然后自杀而亡的悲剧。夫差曾经破越，不听重臣伍子胥的劝谏放过了勾践。记载如此曲折的吴国灭亡史，所用文字极为简练。
如此一一列举文章的字数，或许无聊。吴的灭亡，在司马迁惜墨如金的笔下，反而显得余韵悠长：
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
越王勾践对曾帮助过自己的吴国生出同情之心，名臣范蠡如此劝诫他。越王出于仁义之心，仍不忍拒绝使者。范蠡当机立断鸣鼓进军，驱逐前来求降的使者。吴国使者悲泣而去。越王慈悲为怀，欲救吴王一命，下令让吴王去舟山列岛统治百家。但是，吴王辞谢后自杀。
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全用史实，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吴国灭亡的悲剧，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相比之下，对胡服骑射的叙述则显得十分冗长。为什么不用“十九年春正月，武灵王胡服招骑射，以报先王之仇”一句交代过去呢？只不过是把长袍大袖改成了上下两截套装这样一件小事而已。
当采用新事物时，中国人的顾虑之深、程序之烦琐，通过《史记》的这段记述风格就能看出来。
司马迁的时代，汉帝国正在与匈奴死斗，儒教正式被奉为国教。除了儒教的名分论之外，战争培养出的敌忾心所产生的“华夷有别”的思想，无疑正在高涨。因此，即使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若只用一行文字来记录采用夷狄风习这件事，恐怕不能服众吧。
同根
中国人的形式主义和说服主义同根
“胡服骑射”这件事到底说明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形式主义”。
不过是改换服装这一件小事，却颇费周折。
其次是“说服主义”。
赵武灵王如果确信胡服方便，只要果断地开始实施就行了，但他却耐心地剖析给公子成及重臣听，寻求谅解。当时的王，并非没有实权，但却为了说服众人费尽心思而“四处奔走”。
形式主义和说服主义同根。
其根源无疑正是崇尚人文的精神，用另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无神论”。
中国人无神论的渊源有很多说法，其中，自然环境的优越应该有很大影响吧。不过说到自然环境的优越，日本应该更胜一筹。
宗教性民族，特别是信奉一神教的闪族，一定是从远古时起就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例如被沙漠包围的绿洲，周围一片荒凉，刮起沙尘暴，人和骆驼都被掩埋。当人的力量无力回天时，才产生了依靠神灵的想法。
“治理黄河”才有当圣人的资格
中国也有沙漠。戈壁也好，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好，都在中国人广阔的生活圈之外，他们没必要穿越沙漠。在他们的生活圈里，最可怕的是“水”。
黄河给此流域带来了肥沃的土地，但一旦洪水泛滥，就会吞没家园与农园。
不过，面对黄河的泛滥，人们并不像对沙漠那样无计可施。人们想方设法阻止水害，用人海战术，动员百姓修建堤防，修补河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水害。
人类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制服自然，因此形成了不依赖神灵，重视自身力量的传统。在中国，不存在像基督教那样的神。中国人崇拜的是圣人，而不是神。什么是圣人？古代的圣王尧、舜等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些圣王都是人，而且主要是成功“治水”的人。
人有了力量，就可以改变一切——对人的力量的信仰，孕育了中国崇尚人文的精神。
在此根源上产生了形式主义。
中国式无神论归结为“面子”
都说中国人要面子，这正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神存在的世界，事物的表与里，会因宗教式的道德紧紧相连。不，或许已经没有表里之分了，事物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毫无空隙。
中国没有神，人则到处都是。人不像神一样能起到精神黏合剂的作用。在中国，为了方便处理生活中琐碎的人际关系，人们留出了不少的活动余地。
一切事物都有深幽之处，要想探索其奥妙将是看不到尽头的。既然如此，除了把握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外，别无他法。宗教凭借精神的力量，想深入其中一探究竟。中国人不知道有这种宗教式的探究方法。
“面子”这个词所表现出的中国的形式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式无神论理所当然的结果。
那么，同根而出的说服主义又是怎样的呢？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大规模的说服主义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得不说是中国式的东西。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里这样说。
战争时，不论有多好的时机，占有多有利的地形，都敌不过“人和”。众人齐心，其利断金。从中可以看出，完成大业的是人，而不是“天地”这种信念。
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
在这里，“和”被反复强调，因为重视人，重视群体力量。这就是说服主义产生的土壤。
凡事都有最低程度的分界线。越过了分界线，就完全成为另一事物了。
日本与中国在环境优越方面程度之差，就是这个分界线吧。
人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果有这点感触，就不能像沙漠民族那样在自然面前俯首称臣。虽说如此，若自然环境太过优越，战胜自然环境的人的力量就显现不出来了。
日本就是如此。
中国有时常泛滥的大河，伟大的人能倾尽全力控制它。在河与人的格斗中，河胜或人胜的差距只在分毫之间。在这种交战中，人胜将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
在这种意义上，黄河被称为“崇尚人文精神”之母，形式主义和说服主义则是黄河的孙子。
因为没有像黄河这样的恩惠，在日本人的性格中，似乎很缺少赞美人的力量的部分。河川泛滥、水位稍涨时，只要稍微避难就可以了。台风时，只要躲几个小时，灾难就过去了。日本的自然环境如此安全，不需要英雄或圣人。
虽说日本人不崇拜人的力量，但也没有狂热地崇拜过神灵，至少没有像基督教系的一神教那样崇拜神明。关于这点，我们亲爱的伊达亚·卞达森也曾很有自信地断言过。
既怀疑神的伟大，又不赞颂人的伟大。那么是不是还需要一些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人不是就活不下去了吗？
日本式的精神，是非神非人的延长线上的一点，或许是任意点中的一段。
很难命名。如果一定要有个名字，那就不得不想想办法。
——物哀。
——侘寂[18]。
暂且如此命名吧。
非神性，也非人性。
差别
日本文学之根：“物哀”
什么是“物哀”？
听听指出“物哀”是日本文学之根的本居宣长的说法：
所见所闻，所接触之事，心中有感而发的叹息之声（《源氏物语玉小栉》）。
这就是“物哀”。
“叹息”——这是能断绝前后联系的东西。不，不是“能”，“断绝前后联系”才是叹息的本来面貌。
有时为了留有余韵而利落地省略后面的东西，这还有点困难。不过，“叹息”的本来面貌至少和前面是干净利落一刀切断的。
例如，有一个商人，一边走路一边担心期票的期限。忽然，抬头一看，一枝梅花伸出墙外，枝上的花蕾含苞欲放——
“啊……”
商人一声叹息。这就是“物哀”。
那一瞬间，期票的期限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等他再次迈开步履，开始担心期票时，对梅花花蕾的叹息、物哀，就消失了，或者是仅仅留下摇曳的余韵。
叹息也有各种形式，突如其来的才是本来面貌。旁边的人也许会听到叹息，但叹息并不是为了让人听到才发出的。只是无意识地从口中泄露，落入自己的心湖而后消失。它是自生自灭的东西，跟他人没有关系。
中国文学的根在于“对人的信赖”
中国文学的根在哪里呢？
在于诉诸人，说服人，最后是对人的信赖。从头到尾，都与“人”紧密相连。日本文学的水源是《万叶集》，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诗经》。《诗经》是一部古代民歌集，孔子从中国各地民谣中挑选了三百余篇编撰而成，作品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这正好是希腊荷马叙事诗成长的时期。
为《诗经》的“国风”（各诸侯国民谣）作注的吉川幸次郎曾很明确地说，“国风”有一百六十篇，几乎篇篇都在向人倾诉。赞颂明君、谴责暴君，或是呼唤恋人……形式多样，都是对人的呼唤，找不到直接向神倾诉的诗篇。
——彼苍天者……
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但并非向天呼吁的表现。这是在向他人倾诉，自己现在很不幸，这是天的过错、命运的过错。
“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说服运动”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从不向命运或天哭诉，倾诉的对象总是人——必须是能治理黄河泛滥的伟大的人。要向活生生的人倾诉，即使对方是伟大的圣人，也要条理分明，一点一点详细解释，比向神祈祷麻烦得多。问题越是复杂，倾诉和解释越要周密，越花费时间。
感动日本人的“物哀”，如前所述，是瞬间性的。突如其来，直抵心灵深处。叹息不容考虑就已经发出了，前后毫无脉络可循。
扰乱中国沿海的倭寇、攻陷朝鲜的秀吉的军队，随蝴蝶阵的扇子指挥，反应敏捷，可以看作“叹息”式的反应。
如果是中国人，白扇向右指，未必所有人都会按指示行动。为什么一定要向右行？要仔细听了解释，理解之后才会执行。
如果中国人有日本人的性格，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也就是1931年（昭和六年）就正式和日本宣战了。但到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卢沟桥事变”，有六年“中间休息”的时间，在这期间，进行了“说服宣战”的工作，具体来说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示威”，有人说是“镇压”，其实本质上是大规模的“说服运动”。
熟知性情的一家人——这就是岛国日本
从我居住的神户高台，可以清晰地看见淡路岛。须磨一带海水被污染，所以夏天很多人去淡路游泳。
淡路是神话之岛。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两位大神最先生下的就是淡路岛[19]。
可是实际上，不管何时来，这座小岛一点也没有神话气息。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个岛之所以与神话相关，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岛的大小。
远古时代，海是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盘踞岛上，统治权就有了保障。那个时代不可能有大规模船队的侵略军。
不过，岛太小了，居民的生活就成问题，还是需要适当的面积。淡路岛这种岛屿，不是最适合形成国家的形态吗？
在小豆岛上，四处可见不及一人高的古老石垣。为什么修建这些石垣，什么时候修的，岛上的年长者都不知道。有人说是为了防御海盗。不论如何，小豆岛和淡路岛一样，适合诞生古代的小规模政权。
如果淡路岛和小豆岛上产生过“国家”，那一定是很小的国家。统治范围小，几乎没有外部人员进入，这个小天地就变成了“熟知性情的一家人”。岛上的长老闭一只眼做个暗示，岛民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体察入微到这个程度，自然也就不需要说服了。
如果一家人中有反对者或异端分子，就会把他扔到木筏上，驱逐到海外。这让人联想起发育不全而被放进海里的水蛭子的传说[20]。
淡路岛、小豆岛的政权，稍稍膨胀不就是大和朝廷了吗？
把日本当作岛国，并说到“岛国根性”的时候，想到淡路岛就容易理解了。
中国人重视“说服”更甚于“以心传心”
一望无边的中国，没有大海可作为保障统治权的安全屏障。因此必须时刻睁大眼睛警惕外敌，避免外来分子的进入。岛的面积有限，而在大陆上，不论你愿不愿意，一个政权所支配的地盘，总是时而扩大，时而缩小。
一旦扩大，就会产生新的状况，必须容纳外来分子。而要吸收他们，光是靠体察入微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说服的力量。
川端康成曾经在夏威夷大学的讲演中，把日本的精神描述为“以心传心”。
这个词原出自中国宋代僧人道原编写的《景德传灯录》。放弃说服，正是日本的特点。
日本聚集的是互相熟知性情的人们，号令一下，就能如整体般灵活运转，如此身世，堪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