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社会的历史。
1950年代与1960年代是不能自由呼吸的黑暗时代，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威权统治者无情地镇压。他们试图点起烛光，却一再被强制熄灭。还好，这些微弱的火光在漆黑的密道中传递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到了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转换时刻，台湾开始从高度窒息中缓慢解放出来，市民社会开始胎动，旧的政治地壳开始松动，知识分子也开始扮演新的历史角色。
1.智者与权者的结合
1960年代末，白色恐怖进入尾声。1969年，国民党政府进行来台之后首次“中央民意代表”补选，决定性地影响了日后台湾政治的巨大变动。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及保钓运动两大事件，刺激了台湾社会，也危及威权体制的威信与正当性，再加上蒋经国准备接任“行政院长”，更积极拔擢年轻知识分子，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跃上政治舞台。
当时最主要的集结点是《大学杂志》。这份创刊于1968年的杂志，原本只是知识青年办的艺文与思想性刊物，但1970年改组后加入许多新生代知识分子。用当时主要参与者张俊宏的话说，这份杂志代表“智者和权者的结合”。回望历史，这也是战后成长于台湾的新世代知识分子首次汇聚力量，并且是外省和本省知识分子的首次合作。
之所以是智者与权者的结合，是因为1970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森在蒋经国鼓励下举办了一场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后来这群人开始筹划杂志，并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志》，因此《大学杂志》隐然成为一份和国民党改革力量结合的刊物，并在1970年代初期成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声音。
1971年10月，《大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引起舆论界相当瞩目的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由许信良和张俊宏（两人当时都是国民党成员，后来投入党外运动）撰写。另有由杨国枢等十五人联合署名发表的《国是诤言》，分别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提出建言，再次引起震撼。1972年，《大学杂志》庆祝四周年纪念，推出《国是九论》，尖锐的批判挑战官方的容忍程度。文章之外，他们也进入校园，如在1971年与台大学生会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座谈会等，结合当时从保钓运动开始的校园运动。
这些尖锐意见与行动一方面引起内部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更让国民党高层担心失控，毕竟这个杂志是在国民党支持下发展，可以说是蒋经国利用他们在探测社会舆论，所以一旦高层发现事态逐渐不可控制，就试图降温，《大学杂志》因而在1973年1月分裂。
《大学杂志》的知识分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分子加入联合报系办的《中国论坛》杂志，左翼知识分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宁祥、黄信介与张俊宏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第一个完全是本土政治力量集结的刊物，是“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志》时期的知识分子间的桥梁”（康宁祥语）。
到了此时，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与反对运动逐渐组织化，迫使威权体制缓慢地打开空间。1979年创办的《美丽岛》杂志，是1970年代逐渐形成的党外政治力量的最大汇集，但刊物本身仍然有浓厚的知识气息。不过，与之前刊物不一样的是，《美丽岛》杂志不只是论政，而是开始动员与组织群众。这也使得他们在1979年12月遭到镇压与逮捕。
2.知识分子的启蒙高峰
从1980年代解严前的冲撞期到后解严时期的19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确实在推动台湾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以更多元的角色介入在各个领域爆发的社会力，不论是政治反对运动，还是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运动上有几个特色：一，他们以温和的中产阶级专业者姿态建立新的NGO，如消费者保护文教基金会、妇女新知等团体。二，他们与草根群众建立起有机的结合，例如当时环保运动的主体是草根民众的“自力救济”，知识分子则提供专业知识，对抗官方的话语。三，在1987年的民主化启动前，民众部门比较受到当局压制，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成为许多议题的重要发言人；但在解严后，由于政治自由化有所进展，社会运动更猛烈爆发，知识分子的角色相对减弱。
在政治领域，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直接投入反对运动，或是担任政治工作，或是参与“党外杂志”的编辑工作，为政治反对运动提供进一步的理念与论述，尤其相对于1970年代的早期党外政治人物，这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更能与当时勃兴的社会运动结合。
此外，在政治反对运动和国民党之外，几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佛、李鸿禧等台大教授鼓吹当局施政应回归“宪法”，废除不合“宪政”精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他们的高度社会声望使其成为国民党与党外运动的中间传话者；例如当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正式挑战法律成立时，这几位学者扮演关键角色，力劝蒋经国不应镇压。
也是在解严前后，台湾出现几份重要刊物，如思想性杂志《当代》、以报道文学和摄影为主的《人间》杂志（作家陈映真创办），以及较小众的以学运知识分子为主的《南方》杂志。知识界开始引介许多新的西方批判性思潮如新马克思主义，这又影响了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1988年、1989年分别成立了两个知识分子团体，《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澄社”，可以说是在民主转型的门槛期知识分子的重要集结阵地。前者是社会批判性强烈的学术刊物，后者则先是以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论政团体，后来加入许多新生代学者，两者在1990年代前期人员颇多重叠，但后来渐行渐远，并各自代表1990年代中期至今台湾知识界的不同立场。
3.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
后解严期的最初几年，由于媒体管制放松，出现许多新杂志和新报纸，提供了一个广大的言论空间，让台湾的论述领域十分热闹。许多学者从岛外带回来许多新的批判观念，为刚从戒严体制下解放出来的台湾提供许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改革议程：性别、社区、族群、媒体批判，等等。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但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人感叹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陨落，两年前，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教授也在《南方周末》为文指出这个现象在这两三年特别明显。
一般对此现象的解读，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过去十年台湾学院中学术评鉴的专业化与数量化，让许多学院知识分子没有多余心力去参与公共事务，只能被捆绑在学院中；第二，台湾媒体日益商业化与轻盈化，评论版面日益缩小，不愿刊登深度与严肃的论述性文章，这也使得知识分子难有发表与讨论的空间；第三，台湾政治的蓝绿分裂和“统独问题”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严重，原先在1980年代一度团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1990年代走向分裂，如上述“澄社”和“台社”，或是在1990年代初成立以“后现代激进政治”为特色的思想刊物《岛屿边缘》，甚至更长命的思想刊物《当代》杂志，都经历与此有关的分化。这种分裂又进一步削弱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
当前台湾的知识分子在引领社会进步上，确实没有十年前的影响力大。但是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从公共领域退出。报纸上仍然可见学院内知识分子的发言与社会批判，许多人仍然积极介入各种NGO，不论环保、性别、司法改革，还是人权团体。
尤其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当年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参与学生运动而被称为“学运世代”的一群人，许多人如今都是学术界、媒体界或文化界的中坚分子，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也以不同角色介入社会。2009年初，以这个世代为主的学者、媒体人和NGO工作者正式成立了“守护台湾民主平台”的组织，可谓这几年比较重要的知识分子集结的组织。
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的战场，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民主化前后期那样的启蒙之光，而是在公共领域中提供专业的分析或者思想与论述的深化。或许，这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状况。
但无论角色巨大或微小，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验是作为“智者”，如何面对掌握巨大权力的“权者”，如何维持知识的自主与尊严，去抵抗权力的压迫或者诱惑，建立一个独立丰盛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