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台湾正处于黎明前夕的暧昧与躁动。
从1980年代初开始，各种社会抗议、冲突层层累积，威权体制的镇压能力和蒋经国的意志则逐渐弱化。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宣布废除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令。台湾开启民主化的大门。
那也是一个思想沸腾的年代。左翼作家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用黑白的影像挖掘着岛屿的悲伤与苦难，集结一批学运世代青年的《南方》杂志深思着反抗的理论与实践，复刊的《文星》仍然高举着思想火炬。而1986年5月，一个知识分子气味浓厚的新杂志创刊了：《当代》。
往后十年，《当代》的封面不断影响了台湾知识青年们对西方思潮的认识……
二十多年来，1980年代的那些启蒙刊物一一阵亡，1990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岛屿边缘》也已经退场。《当代》经过中间一次停刊，却一路挺到2008年，但至今性质和重心已经大为改变。2010年夏天，《当代》重新复刊，但已经从一个思想性杂志转为一个政治立场鲜明的政论杂志，并且在当今台湾政治光谱上站到比较边缘的位置。
这个转变，不只是《当代》这本杂志的转型，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台湾知识/政治版图的巨大转型。
回到1986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金恒炜因为受到报社许多政治限制，所以想要自己出来办一份刊物。由于他过去在美国以及在“中时人间”的人脉，得以邀请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如余英时、杜维明、金耀基、李欧梵、张忠栋等数十位加入编辑委员会。事实上，《当代》杂志上并没有总编辑这个职称，只有“编辑委员会”，因为金恒炜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而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工作。当时有很多学者出钱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黄道琳、钱永祥、石守谦等一起策划题目。但实际上主要是金恒炜自己一个人在家担任编辑工作。
1980年代后期的台湾，人们正在寻找反抗的思想资源来对抗濒临崩解的旧威权秩序，所以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后殖民等思潮，都不断震撼当时的知识文化界。《当代》的创刊号封面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当时在台湾思想界已经有不少人关注福柯，只是尚未流行起来。金恒炜他们本来是想要在创刊时做1960年代和海外保钓运动专题，但在戒严时期下这些议题比较敏感，要到第二、三期，他们才终于用两期做了“六十年代”专题；第四期封面则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
创刊号的发刊词“是当代也是反当代”表明，《当代》介绍福柯不是偶然的：“福柯强调我们的当代文化强调专业训练……专业训练容易使我们现代人陷入专业的条条框框而自我异化，成为单向的技术人。所以专业训练有双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训练，也是牢笼式的管教。这正是我们强调的pro and con。”
这段宣言式发刊词，清楚展现出他们当时对知识作为一种批判武器而非专业主义禁脔的信念。
显然，《当代》是承接起之前《文星》引进西方思潮的角色，以把台湾的思想水平拉高。他们前十年是以介绍法国思潮为主，第二个十年则更着重于德国思想，但也逐渐把关怀重心放在台湾，因为西方的思潮越来越容易取得，也有许多年轻学者回到台湾传递新的知识。
与此同时，台湾的知识界，特别是在1980年代共同反国民党体制的批判知识界，在1990年代随着统独/省籍意识的激化而逐渐分裂。重要的知识分子团体“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识刊物《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岛屿边缘》，都因为这个问题出现分化或内部紧张。
金恒炜自己也在媒体上发表越来越被视为具有鲜明绿色色彩的言论，虽然他并不同意这个颜色标签，而强调他坚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权。
2010年复刊的《当代》，以对台湾的政治评论为主，而不再是西方思潮引进。这一方面是金恒炜个人关注重心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或许反映了这个社会不再对西方知识的引进感到饥渴。
台湾当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论述刊物，一份关于价值澄清、政策辩论的刊物。长久以来，主流政治力量早已出现“哲学的贫困”，而媒体的浅薄化也不容许深刻有思想的文章呈现。政治论述的长期贫乏，已经使得政治行动空洞化。新的《当代》可以作为一份好的政论杂志，而不只是特定立场的宣扬吗？
二十年前，我们需要反抗的哲学，不论老左、新左还是后殖民理论。二十年来，台湾彼此抗衡的蓝绿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却也日益空洞化。我们当然期待政治场域中的辩论可以更坚实而深刻，但当主流政治早已僵固而腐朽，二十年前《当代》所追求的“反的哲学”或许还是这个时代的必要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