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威权到抗争
1949年以后，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一个半极权体制，这个体制比其他的威权体制更加严密地控制所有社会组织，并灌输民众意识形态。在社会各产业与职业，是一套细密的“党国”统合主义来控制；在地方社会，则是透过地方派系的侍从主义来控制与动员。台湾的民间社会只被鼓励去赚钱与娱乐，不可能形成任何自主的社会组织，更遑论公共领域。
到了1970年代初，由于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以及国民党当局在此时遭逢的内外危机，因而开始放松控制，社会力开始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一步步解放。一方面是新浮现的文化运动，如电影、艺术、摇滚、舞蹈等，尤其是这些文化运动开始思考现实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政治反对运动也透过办杂志和串联，逐步组织化。一个未成熟的公共领域开始诞生。但此时所有组织结社都还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民众也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一直要到1980年代，民众才起而争取被侵犯的权利：劳工争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安全的食品，草根社区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另一方面，各社会群体也开始要求挣脱当局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那是社会力的真正解放期，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校园民主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团体都起来争取权利。
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美丽岛事件的镇压，所以政治运动是以办刊物和组织选举为主，街头抗争的频率和强度不及环保或经济议题强，甚至可以说社会运动帮政治运动打开了街头空间，但政治反对运动又为社会运动一步步突破了政治禁忌。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开启了政治自由化阶段，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更为增加，那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黄金时期。
1980年代的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燃烧的“抗争性民间社会”。在此用“民间社会”，一方面这是当时对civil society的普遍翻译，而这个翻译也反映了那个时空的社会现实和想象：当时论者是借用同时期东欧如波兰团结工会反抗党国机器时所使用的论述，强调“民间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社会如何挣脱威权统治的控制、获得自主性。“民间社会”论者也强调反对阵营中应该放下“统独”的歧异，以对抗“党国体制”为优先。
2.公民社会的形成与转变
到了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所谓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期待的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预设一个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以及强调政府与社会并非二元对立。所以，在“民间社会”时期，民众是要求政府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政府重新介入社会，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都需要政府某种程度的介入。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众的自我组织，并重构社会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建立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的公共领域（参考范云：《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2008）。
这个转变主要是因为在1990年代，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逐渐建造起来，所以不太需要强调社会与政府的对抗。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不只要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而还必须要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等等，尤其在于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能有更平等的社会关系。
在这个时期，公民社会与政治部门的关系还有两大变化。
首先，原来处于激烈对立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部门的关系出现几个重大调整：社会运动更为制度化、专业化；官方的统治技术开始改变，一方面设立新的法律来承认新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也给予更多管制与限制，如1988年制定的“集会游行法”；官方开放社会运动团体的政治参与空间或者整编入既有的权力体系，不论是既有的政治决策机制纳入NGO团体的代表，还是新设立的官方组织如“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会”、“非核家园倡导委员会”邀请这些民间团体。
当然，这些改变并不代表传统的议题和抗争就从此消失了。“立法院”和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嚣与黄色的布条。不过，在1980年代获得新公民身份的人们，确实开发出不同方式去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或者政治想象。
另一种关系的转变是民间团体和政党之间。从1980年代起，由于许多社会运动抗争（如环保、人权、劳工等团体）的反抗目标都是指向当权的国民党，所以和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有比较强的结盟关系，并且都可以被视为相对于“党国体制”的“民间社会”；或者说，这个结盟关系在许多例子中其实是民进党为了建立反国民党社会联盟，而主动直接涉入、影响这些社会运动团体。也因为这个结盟政治，民进党在价值上比较愿意接受这些进步理念。
但这个“不神圣同盟”在1990年代随着民进党完全采取“选举总路线”，并在政治上影响力越来越大而逐渐变质。此时民进党不能再被视为“民间社会”的一员，而是“政治社会”中的行动者。这也使得社会运动团体成员开始出现面临与民进党结盟关系的重新调整。
政党轮替后，两者关系重新调整的需要更强烈。一方面许多社会运动人士被吸纳进新政府，或者这些团体被纳入政府部门的决策机制，因此造成许多社会运动团体更认真思考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清楚认识到民进党完全是政治逻辑主导，很难被期待。所以他们必须去走自己的路。
3.困境与出路
台湾“立法院”审理法案的品质低落是众所皆知，更遑论地方议会。台湾民主治理的质量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其原因除了政治制度的许多问题，也在于台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仍然不足，不能有效监督政治人物的政治表现，也不能更有效地实行公共参与。其原因有三。
第一，媒体的堕落。在古典意义下，媒体是公共领域的重要平台，民间在这里监督政治权力，辩论不同政策与政治价值，但是台湾的电子媒体与平面报纸不是落入八卦化、琐碎化，缺乏探讨政策的能力，就是党派化、政治化，为既有政治立场与利益关系所约制。这让台湾的公共领域面临贫血危机。
第二，威权时代的幽灵并未彻底离去，而是以不同的形体在不同社会角落隐藏着。在今日，在许多学校、企业或公务机关，会避免讨论有争议性的公共议题，会担心敏感。这代表在许多传统上跟政治体制相关的机构中，仍然有威权时期“去政治化”的阴影。
但民主政治必须从民主生活开始。没有更多社会领域的民主化，没有多重公共领域（在学校、在公司、在社区等）的建立，政治领域的民主终将是虚弱的。
第三，一般选民不把自己当作“公民”。
政治学者指出公民与政客/政党联结有三种：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型、以特定物质诱因为基础的侍从主义型，以及以政策为基础的纲领型。
台湾过去的地方政治是地方派系主导的侍从主义，亦即地方派系用经济利益来交换选民的政治支持，因此选民很少自我组织起来监督政客或进行公共参与。时至今日，虽然许多地方派系已经式微或者重组，但在许多地方政治中，选民与政客的关系仍然主要是侍从主义的交换关系，很难成为主动的公民。另一种民众与政党的联结是基于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这种强烈认同立场的联结，使得公民忽视对政治人物的监督，反之，政治人物可以透过诉诸强烈认同立场来巩固政治支持。
但在这两种选民之外，未必就是特别积极的公民。民主化至今，虽然社会有许多活跃的公民团体，但是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对公共政策的严肃讨论，大部分选民也漠然于问责政治人物的重要性，也很少捐款给专业的倡议型NGO（他们更喜欢捐款给慈善和宗教团体），而使得这些团体资源贫乏。简言之，如果侍从主义网络中的选民，或者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选民是被政治动员的，那么这两者之外的人却大多可能只是“选民”，而没有更积极的公共性。
这是台湾民主的异化：我们从威权体制下的被统治者成为民主体制下的公民，但我们作为公民的主要内涵却只是作为定期上场的“选民”，我们在许多领域自我阉割，使之欠缺公共与民主功能，而自我削弱了民主最重要内涵的公共生活。
人们把权力交给了政客，让他们把政治领域建造为一座巨大的、隐形的利益竞技场，在其中上演着各种利益交换的把戏。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自愿站在场外，等待时间到了再决定下一场看什么。问题是我们甚至不是好的观众，因为这个剧院太多朦胧外衣、太多隐秘角落，让我们连戏都看不清。
我们必须重新占领这个公共剧场，重构台湾的政治领域与我们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