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由西域的陆路，还有一条是经由南海的海路。关于传入年代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一般说来，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期。
6世纪的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前文已谈论过。关于白马寺塔前种植石榴和葡萄一段，即出自这部书。在同一段中，有如下记述：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
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这是一段著名的传说。汉明帝梦见光彩熠熠的金神，于是派遣使节前往西域，求得佛经和佛像。经文由白马背负而来，因此把寺院命名为白马寺。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前往西域的使者是郎中（顾问官）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两位使者陪伴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佛教东传的最初路线就应当是经由西域的陆路。
佛教正式传入之前，已有西域商人到洛阳来做买卖。当时的西域诸国，几乎都信奉佛教。他们来到洛阳，意味着包容他们精神世界的佛教也一同到来。他们一定在洛阳某处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场所，我想很可能就是白马寺。
西域人的佛教信仰展示在洛阳人面前。当地人起初一定是以好奇的眼光看待他们，但并未接受这种信仰。语言不通，自然也无法理解教义，并且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也还没有想要理解的期求。直到三国时代的乱世来临，人们才开始有了人生究竟为何之类的烦恼，西域人的信仰因此日渐受到关注。
如果汉明帝确实曾向西域或天竺派遣使者的话，多半也是出于他的异国趣味以及管理西域人的实际需要。祭拜金光灿烂的佛像，在当时一定是件荣耀的事。
据说东汉时期，是将佛像置于宫廷之中祭拜。宫廷贵族以此来确认自身的优越，并借以向周围夸示这种优越感。与前文提及的白马寺种植的巨大葡萄和石榴被宫廷贵族独占的状况相同，佛像以及沉浸于佛像庄严氛围之中的行为本身对于庶民来说，也是高高在上，或者应当说是近在眼前的别样世界。
中国人在引进佛教之前，对佛教的预备知识虽说止于表面，但已有相当水平的认识。
白马寺内虽有西域僧侣，但他们大概忙于指导当地西域人的信仰，对于向中国人传播佛教并不积极。
待到三国时代的战乱时期，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苦恼原是人间共有，发现原来西域人也与自己是同样的人。直到这时，佛教之门才开始面向中国敞开。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在中国未曾超出异国趣味的领域。
东汉明帝时期，天竺沙门来到洛阳。相关记载见于《魏书·释老志》。
《魏书》完成于554年，编纂者是北齐的魏收。容易混淆的是，《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个部分。为避免同名异书的不便，世人把《三国志》的“魏书”称为《魏志》。近来在日本议论频发的《魏志·倭人传》就来自《三国志》中的“魏书”。就成书先后而言，《三国志》早于《魏书》，却被以别名代之。
以魏为国号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出现，难免容易混淆不清。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东汉之后正式建立魏国是在220年，而北魏道武帝以386年为登国元年，通常把这一年看做北魏建国元年。北魏这个称呼其实也是后世采用的代称，北魏人所用的只是“魏”这个国号。
《释老志》是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的最末一卷，是有关释（佛教）与老（道教）的记述。其中谈到东汉明帝时期佛教的情况，但成书当时距东汉已有五百年，很难断定其记述是否准确。
关键是《后汉书》的明帝本纪里不但没有记载天竺沙门来朝一事，连派遣使者前往西域一事也没有提及。
关于佛教传入初期的情况，中国历史上的记述非常模糊。
此前在中国人看来，佛教是西域人的信仰，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他们渐渐感觉到，佛教似乎具有使灵魂得到救赎的某种力量。这时候，向中国人传授佛教基础的，应该是西域的僧侣们。
《三国志》中有倭人传却无西域传，大概是因为那条名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因战乱而阻塞。住在中国的西域人被断绝了回乡之路，其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不由己地受到汉化。而身为佛教徒的西域人的汉化，同时也意味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渗透。
在三国以后群雄割据的时代，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愈加广泛。各路英雄之中，有的人为祈愿胜利而把佛僧当作法师并让其与军队同行。
随着佛教的推广，对于西域僧人教授的有关佛教的初浅知识，有人开始感到不满足。各式各样的疑问随之产生，却无人能够解答。
——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解明佛法的奥妙。
出现这样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从中国到印度的路途遥远且艰险。为探求佛法，一些不畏险阻的勇者毅然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
他们是求法僧。
唐代的义净（635-713）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共收录有五十六位求法僧的传记，名列其中的这五十六人只是当时求法僧中的一部分。
说到求法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三藏法师玄奘。这大概要归功于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西游记》，加之玄奘的著述留存至今，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途中见闻。
写下游记的求法僧不在少数，留存下来的却少之又少。有的书名记录在别的书中，实物却早已佚失，这样的事例极多。应该说得以留存的是得天独厚的著作，而其作者也是得天独厚的。玄奘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
自著游记有幸留存的求法僧，玄奘之前有法显，之后有义净。
法显常常被拿来与玄奘作比较。同是历尽艰险到达天竺，居住多年后回到中国，但两者相反之处其实更明显。两人都从长安出发，法显出发的时间是399年，玄奘是629年，其间相隔整整230年。出发时法显六十四岁，玄奘二十七岁（关于两者的出生年代有各种说法，但诸说相差不过两三年）。对我来说，两人出发时的年龄差距最值得关注。
玄奘于太宗贞观三年（620）踏上旅途，时值初唐兴盛时期。自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时间刚过去四十年，正是天下太平之时。繁花似锦的时局之下，不，应当说就像被生机勃勃的时代潮流推动之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玄奘从长安启程了。
法显上路的时候，正当五胡十六国大分裂的时代。长安城中几易其主，从前秦到西燕再到后秦，时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这些政权分别是由氐人、匈奴、羌人等非汉族建立的。遍地是弱肉强食的景象，绝非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条件下，年届六十四岁的法显拖着年迈的身躯踏上了旅途。
玄奘于十六年后，法显于十三年后回到中国。即便时间过去了十六年，玄奘也才四十多岁，正当身强力壮的时候。与之相比，法显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
法显的天竺之行给我们带来的是无比的勇气。他以六十四岁高龄穿过西域大沙漠，翻越酷寒的大雪山前往天竺，这果敢的行为绝不是懦弱之徒能够做到的。法显的事迹尤其能激励那些已届老年或将届老年的人。
敦煌位于前往西域的入口处，但法显从长安出发后没有径直前往那里。身在乱世，不得不回避纷争之地，路费也只能依靠布施筹措。他的前进路线因此变得迂回曲折。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战乱无止无休。法显出发的第二年，正是“好太王碑”所记的十年庚子，即高句丽派遣五万军队救援新罗的那一年。
法显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个伙伴，他们从长安出发起就与法显一路同行。在张掖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从于阗开始，又有慧达加入他们的行列。连法显在内一共十一人，他们有的途中返回，有的滞留某地，还有的客死他乡，遂行初志的只有法显一人。
法显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行路中，无居民。涉行（沙漠中的行进）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
法显这样写道。他不是超人，肉体上只是个普通的老年人，也是一个曾在小雪山为衰竭而逝的慧景抚尸痛哭的人。
同行者中智严抵达克什米尔后返回长安，之后又从海路前往天竺，据说他后来在克什米尔终享天年。宝云抵达北印度后遂回国从事译经的事业，道整滞留天竺再也没有回国。
法显并不是最早的求法僧。在他之前约一百四十年，魏人朱士行以及与法显大致同时期的庐山慧远弟子法净、法领，也曾为求法前往西域。
比法显早一百多年前往西域的朱士行不但是最初的求法僧，也是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
东汉的王公贵族在宫殿里供奉金光灿烂的佛像，不过是为了欣赏其中的异国情调，尚不能被称为信仰，更不用说从中出现一两个出家者。
就现有记载来看，3世纪三国时代的魏国人朱士行是正式受戒出家的天字第一号。朱士行是颍川（河南省）人，出家后曾在洛阳讲授《道行般若经》，他感觉经文有译理不通之处，为探求梵文原本，于甘露五年（260）离开长安。朱士行去到于阗，求得期望的原典，由弟子将原典带回，他自己却停留原地，最后在那里去世。
第一个出家人也是第一个求法僧，这难道是中国佛教的宿命吗？
大致与法显处于同一时期的庐山慧远的弟子——法净、法领等人，也到达于阗，并在那里取得佛典，但他们从此滞留当地，不曾前往天竺。
于阗位于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距离印度仍有着遥远的路途。
或许还有在中途倒下的人、去到天竺不再返回的人、不曾留下记录的人，等等，但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抵达天竺的第一人是法显。在踏上北天竺的土地之前，他在西域旅行了约三年时间。那时他已六十七岁了。
法显的游记通常被叫做《法显传》，别名也叫《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等等。据书中记载，法显出敦煌后，历时十七日到达鄯善国。
所谓鄯善，就是位于罗布泊湖畔的楼兰古国。如众所周知，楼兰遗址如今已半掩于沙土之中。
据法显所见，该国地势崎岖，土地贫瘠。自此向西北行十五日抵达<亻乌>夷国，这就是《大唐西域记》在开头部分提到的阿耆尼国，位于现在的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当时夷国人似不通礼仪，对法显一行态度冷淡。
离开那里之后又耗时三十五天，终于抵达于阗国。
这里生活丰乐，人民富裕。经过土地贫瘠的鄯善、居民无礼的夷，终于来到国泰民安的于阗，法显一行一定大大松了一口气。这里有僧侣数万，他们的饮食都由国王供给，被称为“众食”。普通人家都在门前立一座小塔，岁名曰小塔，但最小的也有两丈多高。当时的丈比现在稍短，约二点五米。即使如此，塔高仍达五米以上。各家在门前立塔，并在塔周围建造四方形的僧房，专供行游僧侣居住。
真可谓僧人的乐土。
在此之前，以朱士行为始，求法僧的先驱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不再前行也是情有可原。
来路之艰险，用言语难以形容，而前方的旅程只会更加困难重重。历经贫瘠的土地和非礼的待遇之后，来到这片僧人的乐土。
——就是这里了。
大概谁都会这么想吧。
然而法显选择的是继续前行。他在于阗停留了三个月，不过是想参观“行像”的仪式，而并非要把于阗当作旅途的终点。
所谓行像，是把佛像置于装饰华美的宝车之上，在城中四处巡游的仪式。
从这段解释，我们自然联想到日本神社祭礼中的巡行仪式。于阗的行像宝车高三丈余，饰以七宝，覆盖着绘幡盖，整体形状类似于袛园祭[1]的彩车。
承载行像的宝车在城外建造，寺中本尊置于其上，胁侍的菩萨及诸神紧随其后。法显描述其“金银雕莹”，也许本尊以外的菩萨神像的座驾都是临时建造的。
宝车行至城门附近，国王摘冠整装，赤足来到城门外迎接佛像的到来，并散花烧香。王妃和宫女们则从门楼上往下播撒鲜花，五颜六色的花瓣飘落在金碧辉煌的宝车之上，那景象一定分外华美。
于阗拥有数万僧侣，寺院的数量当然也不少，其中大型寺院共有十四座。行像每日一寺，依次巡行，共持续十四天。法显在于阗停留期间居住的瞿摩帝寺是十四大寺中最大的一座，行像巡游的第一天就在这里举行仪式。
据《法显传》记载，行像仪式于四月十六日（旧历）至二十九日举行。这项仪式原本于四月八日的佛诞节举行，但在于阗，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特意把日期作了调整。或是因为佛诞节要举行灌佛会，为了避免两者时间冲突，所以特意把时间错开。在西域的其他国家，也有在秋分之日举行行像巡游的例子。东南亚的行像巡游则是在维萨卡（Vesakha）月的满月之日举行。
佛诞节在日本被称为“花祭”，虽举行灌佛仪式，却不曾听说有行像巡游。传说释迦牟尼诞生于沙罗树的花下，日本的风俗是当天搭建花堂，往佛像上浇灌甘茶。据说释迦牟尼诞生的时候，天龙把香汤洒在他的身上。根据这个传说，印度和中国的习俗都是使用香水灌佛。日本在江户时代把香水换成了甘茶，不知当初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香水，或许因为香水不符合日本人的喜好吧。
为什么在日本见不到行像巡游的仪式呢？
宗教仪式中的游行可说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基督教有圣体游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泰尔则叶仪式更是广为人知，仪式表现殉教者侯赛因的受难场面，还要在街头举行骑马游行，参加者往往陷入狂热状态，导致事故频发，因此伊朗甚至禁止了这项仪式。
长崎有“送菩萨”的游行仪式。江户时代，在长崎港停泊的中国船都要把船内供奉的诸神（即所谓的船菩萨）送入长崎的唐人寺院中寄放。游行仪式极富异国情调。待到船出海的时候，又有“乘菩萨”的游行。在严禁信仰基督教的时代里，唐人或许是为了向周围显示自己并非基督教徒，所以才特意举办这么张扬的仪式。中国船上安放的诸神主要是保佑海上平安的妈祖（也称天后圣母）以及关帝，等等，并非纯粹的佛像。
日本的佛寺之所以没有行像的仪式，也许是为了避免与神社的游行仪式发生冲突，或是由于佛教行像这种古老的惯例在日本被应用到神社的仪式中。虽不似前述的船菩萨那般明显，但日本的神道与佛教的习俗也互有通融。
就像延历寺与日吉神社的关系一样，两者进行仪式活动的内部分工似乎是为了更加便于行事。比睿山的僧兵只要有皇室的邀请，就会合力扛起日吉神社的花车，加入到热闹的游行行列中去。
玄奘西行经由北路前往天竺，所以没有路过于阗，但归途曾在这里做过停留。玄奘在于阗小住期间，写了一篇上表文，委托队商交给长安的唐太宗皇帝。
玄奘的天竺之行其实是非法出境。他曾多次请求准许，却总是遭受拒绝。虽然中原统一，时局稳定，但边境之地的治安尚不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还没有全面建立。唐朝不准许国人出境，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年轻的玄奘满怀雄心要到西方取经求法，他等不及得到正式许可，就离开长安，向着西方的天竺出发了。纵然求法这个目的情有可原，但并不能改变非法出境的事实。
玄奘离开长安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627年，另一说是629年。他抵达于阗是在644年，其间经过十多年，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高昌国已被纳入了唐朝版图。玄奘在印度的留学成果丰硕，成功带回了大量经文，唐朝佛教界对他的归来一定满怀着期待。皇帝想必也是龙颜大悦，十多年前的非法出境已不成其为问题了，但玄奘觉得对当年违反国法的行为仍需表示一番歉意。
玄奘的上表文先从西行的动机说起，话说佛教传到东方，虽有优秀的佛典，但仍有诸多欠缺，于是决心前往佛教的源流之地取经。他写道：
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
唐太宗回信对玄奘表示了由衷的欢迎：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欢迎玄奘的不只是皇帝，听到传闻的长安市民也热情洋溢地迎接他。玄奘乘船顺运河进入长安，却因人群拥挤而无法上岸，不得不在船上度过一夜。
直到次日，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初七，玄奘才终于踏上长安的土地。他把带回的经典和佛像展示于朱雀门之南。
唐太宗为督战高丽远征军，此时身在洛阳，留守长安的是房玄龄。不久后，玄奘赶往洛阳拜见唐太宗。唐太宗在仪鸾殿迎接玄奘，开口便问：
——师去，何不以相报？
意思是说，十多年前你离开长安的时候为何不说一声？其实，当年一个年轻僧侣的出国请求应不至于惊动皇帝。玄奘解释说，上表多次，却不曾得到许可。并赔罪道：
——专擅之罪，唯深惭惧。
唐太宗不但不怪罪，反而宽慰玄奘——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跟俗人相提并论？我不但不能怪罪你非法出国，还要嘉奖你冒着生命危险探求佛法惠及苍生的业绩。
唐太宗甚至看中了玄奘在艰难求法过程中显示的毅力和胆识，要求他还俗从政来辅佐自己。当然，玄奘毅然推辞了。
这是一场多么风光的凯旋。
于阗是旅行者们稍作休息的地方。不论往路还是返程，这片丰饶的绿洲一定曾抚慰求法僧的心。来到这里，玄奘想到的是，还差一步就到家了。而法显则为接下来即将面对的艰险蓄足了精神。
在瞿摩帝寺的经藏内，年近古稀的法显一定看见了许多部长安尚未收藏的佛典。无需去到天竺，在这里打道回长安也不是不可以。得到这些佛典已是相当的成果——法显内心里，一定也听到过诱惑的声音。求法僧的前辈们，比如在这里定居的朱士行，还有在这里回了头的法净、法领等人的身影也一定曾在他的脑海里掠过吧。
“谁都不愿去天竺求法，所以，我必须去……”
法显这样对自己说。
唯有前行。法显告别了于阗，行走二十五天来到子合国。子合国在现在新疆的叶城县。我曾以相反的方向，乘吉普车耗时八个小时从叶城赶到和田（于阗）。途中十分劳累，但比起步行了二十五天的老僧法显，我的旅程简直轻松如极乐世界。
法显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北印度。千仞谷底流淌着的是新头河（印度河）。悬崖峭壁上，只能靠傍梯前行。所谓傍梯，就是在岩石上凿洞，插横木于洞中制成的脚手架。还要经过危险的吊桥，稍往下看一眼都叫人头晕目眩。这时法显年届六十七岁，这样的旅途对他来说会是多么的艰难。
——汉之甘英、张骞皆不至此！
法显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法显在印度停留了六年，其间主要搜寻关于戒律的经典。当时中国最欠缺的佛教典籍正是律藏。在正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各地的僧侣数量异常增多，许多人出家只是为了逃脱兵役、劳役以及税赋，急剧扩大的僧侣集团因缺乏规范组织的戒律而混乱不堪。这与三百五十年后的日本佛教界情况相似，这时的日本向中国请求戒律之师，年老失明的鉴真为此来到日本。
而在中国，年老的法显却亲自前往印度。
法显从狮子国（锡兰）经海路回国。船到耶婆提国后，他又在那里停留了五个月。耶婆提国应指爪哇岛。停留五个月之久的原因，估计不是没有船，就是旅费不足而不得不在当地寻求施主。
说是经由西域的陆路危险，其实海路也不太平。法显从锡兰到爪哇途中竟耗费了九十天。船在暴风中飘摇了十三个昼夜，最后不得不在途中一座岛上靠岸，待把破损的船修好后才得以继续航行。
后来法显终于坐上从爪哇前往广州的船，这船又被冲到青州长广郡才得以停泊下来，地点大致在现在的山东省胶州湾东南一带。
三藏法师玄奘回国时，享受的是如凯旋将军一般的豪华礼遇。对玄奘而言，那样的排场一定让他无所适从吧。与玄奘相比，法显的归国可谓冷清之至。去时同行的十个立志求法的僧人，竟无人一同归来。
真正是形单影只。幸好以律藏为主的经典和佛像都平安无事。暴风雨中船行海上，这些经典和佛像很可能会被丢弃到海里，法显向着观世音念佛，向着汉地众僧祈祷，终于保住了经典和佛像。
法显年过六十才踏上从西域前往天竺的漫长路途，在喜寿（七十七岁）之年经海路回到中国。
据《梁高僧传》记载，法显卒于荆州（湖北省）辛寺。享年八十有六。自归国后从事译经事业近十年，他终于没有再踏上长安的土地。
出长安往西，通常要经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因为战乱，法显绕过了武威，这里称得上是他的命运分歧点。
当时入主长安的是前秦的苻坚，他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打败，到法显出发的时候，后秦的姚兴已经控制了长安。苻坚在与东晋大决战之前，为巩固西方，把将军吕光派遣到西域。吕光攻下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却接到先秦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的消息。吕光认为事到如今只有独立。
龟兹是一片富饶的绿洲。在主君苻坚没落的局势之下，吕光成为一城之主也是顺理成章。这片土地已归入我手，在这里作一国一城之主的愿望自然是油然而生。吕光这么打算着，却有人表示反对。
——留此地为凶，向东行为吉。
说这话的，是当世首屈一指的名僧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贵族，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他自少时就有神童之誉，后来又在克什米尔和喀什等地兼修大乘、小乘佛法。苻坚派遣吕光前往西域时曾对他说：
——你一定要把龟兹的鸠摩罗什带回来。
在当时的佛教界，天才鸠摩罗什之名已尽人皆知。
鸠摩罗什自己也有顺便到东方布教的意愿。乱世中的中国，正如饥似渴地寻求佛教的救赎，可惜佛法正统还未能普及。此时的鸠摩罗什对传播佛教一定抱着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吕光攻下龟兹，也为鸠摩罗什创造了前往东方传教的机遇。跟随吕光往东，一定有更光明的前途。可惜事与愿违，吕光似乎打算就此在龟兹落脚，于是鸠摩罗什假借凶吉之说奉劝吕光回归东部。
吕光带着鸠摩罗什东归，在武威一带建立了政权，这就是五胡十六国中的后凉。法显途经河西往西去，是此后十五年的事。为了躲避战乱，法显没有经过武威。假如他当初路过武威的话，就没有必要继续往西去了。关于佛法的种种疑问，天才的鸠摩罗什一定能够解答。鸠摩罗什从龟兹带来大量经书，其中应该有不少与戒律相关，实际上他也翻译了《梵网经》、《佛藏经》等律藏经典。
法显出发两年后，鸠摩罗什受后秦的姚兴之邀来到长安。如果当初法显出发的时间推迟两年的话，他前往天竺的整个计划都可能被取消。
法显去到天竺才得以解明的疑问，以及在那里入手的律藏经典等，这些问题在他出发两年后，在长安也得到了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有人会认为法显的大旅行不过徒劳一场。
然而较之实际的收获，法显的天竺之行得以完成这个事实具有更大意义。第一个从中国到达天竺的求法僧竟是法显这样一位平凡而诚实的老人，这个事例对世人产生的激励是不可估量的。
但有一个疑问。法显前往天竺之前，难道不知道名僧鸠摩罗什就在武威吗？鸠摩罗什不是自早年起就扬名佛教界了吗？或许当时的信息传递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准确。
这只是我的推测。建立后凉的吕光以及他的后继者们，一定是把鸠摩罗什当作国宝一般秘藏起来，所以外人难得与之接触。据《晋书·鸠摩罗什传》记载，鸠摩罗什专擅占卜吉凶，而且料事如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够预言将来的名僧比宰相更为重要。
前秦的苻坚曾动员十万大军攻陷东晋重镇襄阳，并在那里获得了名僧道安和名儒习凿齿二人。这时苻坚对宰相说：“我用兵十万攻下襄阳，得到的是一个半人。”也就是说道安算一人，习凿齿算半人。苻坚表达的并不是得不偿失之意，而是想说名僧价值之高非同小可。
正是这位道安向苻坚建议邀请身在龟兹的鸠摩罗什。可见道安也认为，鸠摩罗什是比自己更有价值的名僧。于是苻坚命令出征西域的将军吕光一定要把鸠摩罗什请回来。
既是如此可贵的名僧，吕光父子要把鸠摩罗什秘藏起来的心理也可以理解。
并且，可以想见，在前往长安之前的十七年间，鸠摩罗什停止了公开的宗教活动。
要想把佛法的正确内容传播到东方，重要经典的翻译最为关键。鸠摩罗什由此应当认识到掌握中国文字的必要性，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一定在学习汉语和阅读古典。
西域当时属于波斯系国家，而并非突厥系，龟兹使用的语言也属印欧语系，所以鸠摩罗什的母语是与汉语截然不同的语言。吕光攻陷龟兹的时候，鸠摩罗什三十五岁（也有四十一岁一说）。如果他早有打算到东方传教，也可能预先学习了汉语。不过，正式学习的开始，应该是在迁移至武威之后的事。在这段蛰伏期内，鸠摩罗什的存在很可能被世人遗忘。长达十数年的沉默，一定使鸠摩罗什成为传说中的人物。而法显在取经求法的热烈愿望下，更不可能把传说当真。
说到求法僧，通常是指从中土历经险途，前往西域以及天竺寻求佛法的僧人。但是从广义上来说，像鸠摩罗什这样，自西向东传播佛法的人也应该包括在内。因为传授佛祖的教诲，普度众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寻求佛法的真髓。
鸠摩罗什被邀请至长安后，在直到离世的短短八年时间里，他翻译了三十五部共二百九十四卷佛经，可说是完成了一项超人的伟业。后来玄奘所翻译的佛经属于逐字逐句的严谨的学术翻译，而鸠摩罗什的译经则以意译为主，把握经典的主旨，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佛法的核心内容。应当算是一种文学性的翻译，这或许与鸠摩罗什中年以后学习汉语的经历有关。
如今在日本广为传诵的《法华经》就是这位西域出身的鸠摩罗什的汉译之作，这是一篇令众多佛教徒为之心动的优美译文。我想，因为这部汉译《法华经》，日本与西域之间暗自拥有了一股联系。
也许有读者会觉得我为求法僧费了太多笔墨。但在人们习惯性地把西域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的今天，我认为需要在此特别强调的是，丝绸之路并不只是为通商而存在的通道。所以，关于求法僧的历史，我还要多说几句。
在鸠摩罗什之前约一百年，还有一位名叫佛图澄的西域僧人不能被人忘记。据《晋书》记载，此人是天竺人，本姓帛。帛或白是龟兹国王的姓氏，国人多随国王姓，就像疏勒（喀什）人姓裴，于阗人姓迟尉一样。《晋书》的执笔者似乎觉得天竺和龟兹都差不多。明确可知是龟兹人的鸠摩罗什在这部史书中也被记载为天竺人。
佛图澄与鸠摩罗什虽同为龟兹人，人生却大不相同。后者翻译过大量佛经，并留存下来，至今仍触及着现代人的心灵；而前者却连一卷译经都不曾留下。
在立志把佛法传播到东方这一点上，两者是共通的。佛图澄于310年来到洛阳，当时正是匈奴频繁侵扰晋国的时代。次年即311年洛阳陷落。洛阳城被烧毁，一时间城中奸淫掳掠，呈现一片人间地狱的惨状。七万五千人遭到残杀，有的自高楼被抛下，有的惨遭活埋。一切可能的残虐罪行都在这里发生了，甚至人肉与畜肉同煮的宴会也如家常便饭一般四处可见。
面对残酷的现实，佛图澄必定会想，除了埋头翻译佛经，应有更需要自己去做的事情。面对实施暴行的匈奴头领们，佛图澄阻止道：
——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不能？
面对那些认为世界的原理就是弱肉强食的匈奴将军，要想向他们说明野蛮行径为何不可，是一件超乎现代人想象的难事。佛图澄一定光为了挽救眼前一两个生命就费尽了心力。在佛图澄眼中，能够从事译经的求法僧都是幸运儿。
杀人是恶的道理，要如何解释才能使匈奴的蛮将们明白呢？首先，要怎样做，才能使他们愿意倾听自己的劝说呢？
在众人眼前创造奇迹是最有效的，他们是只相信亲眼所见的一群。要想获得信任，只有这个办法。佛图澄的传记里记载着他创造过各式各样的奇迹。
——善诵神咒，能使役鬼神。
据传说后赵国主石虎的儿子死后，是佛图澄使之死而复生。
估计佛图澄精通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时被称为名僧的人，大都有这类本领。权宜之计，被套上了奇迹的外衣，只因获取信任是一切开端的先决条件。
以不语怪力乱神为信条的儒家派系的人们，不可能表演奇迹。正因如此，他们连向匈奴施以教化的机会都不曾有过。
佛图澄死时一百一十七岁，或许他真的具有超人的素质。匈奴的君主们对他言听计从，建立了众多寺院。
佛图澄本身不曾留下一个字的译经著作，但据说他有门弟一万之多，道安便是他的高弟之一。如前文所述，进言前秦君主，邀请龟兹名僧鸠摩罗什来朝的正是这位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