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要求下，我们只邀请了亲近的朋友和家族成员来参加霍普的葬礼。在为克里斯塔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后，我想把这个葬礼办得私密点。跟我的女儿正式说再见将会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我希望目睹这一幕的人尽可能少点。
我给霍普举行小规模的葬礼还有一个原因。克里斯塔的自杀让别人在我面前很不自在。我觉得自己像个麻风病人，大家表现得好像靠近我就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悲惨变故。而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他们犹豫不敢靠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当身边的人死于一场悲惨的意外事故或疾病时，大多数人都知道怎样表达他们的同情，比如“一定是他大限已到”或者“医生已经尽力了”。但是对于这场自杀惨剧，每个人都在逃避我，好像他们觉得都是我的错。他们中的大多数连“非常遗憾”这句话都说不出来。没有安慰的话语，他们有的都是满心的疑问，他们自己都不敢开口提出的疑问。我从亲人和朋友的脸上都看到了这些疑问。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克里斯塔会这么做，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阻止她，想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她想要自杀。每个人都看着我，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而我却没有任何答案。
我开始有种被孤立的感觉。没有人听说过60岁以下的鳏夫。“鳏夫”这个词对我来说不仅是个晴天霹雳，甚至是一种讽刺，简直就是。而且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一个孕妇会自杀。那天深夜我搜遍网络寻找孕妇自杀案例，但是一无所获。那种无人共鸣，也没人告诉我会渡过难关的感觉更让我觉得被这个世界孤立了。
霍普的葬礼进行了10分钟都不到。主教说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能想到的全是霍普那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当她小小的粉色棺木被放进了克里斯塔那块墓穴里时，我却感受到了自从克里斯塔离开之后从未有过的愤怒。这种愤怒像泛着红光的余烬在我心里灼烧——小小的、炙热的、蓄势待发的火苗。
我回到家，混在回来吃午饭和哀悼的人群里。但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客人走后，我拿起了厨房里剩下的火腿和奶酪。我把食物放进嘴里，却不知其味。
一沓三英寸高的小册子整齐地摞在旁边。那是悲痛文学，里面有指导怎样面对丧偶、孩子早夭以及身边的人自杀等悲剧的手册。混在手册里面的是悲痛治疗顾问和心理医生的名片。
我浏览了一下大部分手册，觉得它们毫无价值——尤其是关于丧偶的文学。那些手册都是写给那些退休了的、年老了的、行将就木的或者“准备好”要成为寡妇或者鳏夫的人的。在回忆多年来两人共度的时光和提供退休之后独自生活的建议上，这些手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但是完全跟我搭不上。我和克里斯塔才结婚34个月，我才26岁，面前还有着漫长的岁月，而我无法想象这漫长的岁月里没有克里斯塔和霍普。我的未来，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显得那么的明朗和阳光，现在却被厚厚的灰色雾霾所遮掩。
我翻了翻其中一本手册，看见一些关于人们被安慰的图片。图片里面给予安慰的人把手放在正在经历悲痛的人的肩膀上。如果不是这么受伤和难过，这些图片真的可以让我大笑出来。我抄起这些手册，把它们扔进了垃圾筒。
“你干什么呢？”妈妈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盘子，里面装着吃了一半的三明治。
“丢垃圾。”
我穿上外套和靴子，径直走向门口。
“你去哪儿？”她听上去很担心。
“外面。”
“艾贝尔，你还好吧？”
“我只是想要一个人静一静。”我说。大家老是问我有没有事，他们真的以为我会说没事吗？
我发动了车，把暖气调大。我想要逃离任何会让我想起克里斯塔的东西。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奥格登是个充满回忆的雷区，克里斯塔和这个镇上的一切都息息相关。公园让我想起了我们在那里说说笑笑好几个小时的野餐约会，开车经过一个市场，让我想起了多少次我和克里斯塔在那里购物，挑选组成我们生活点点滴滴的必需和不必要的东西。我又经过一个街角，想起那次我的车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抛锚，结果那天我们俩上班都迟到了。一切都提醒着我她已经不存在我的生活中了，却毫无疑问始终在我的脑海里。
漫无目的地开了30分钟后，我来到了城南的一个商场，停车场被在黑色星期五大采购的人们占满了。我需要来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人群中，没有人知道我的悲剧，也没有人知道我是个年轻的鳏夫。这个商场好像就是这么个完美的地方，让我在陌生的人海中忘记自己。
我花了10分钟总算找到一个车位。商场里面跟外面一样人满为患。大多数人都拿着礼品盒和礼品袋。结账的队伍从收银台蜿蜒排起了长龙。每个人，哪怕是在队伍中等着结账的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圣诞季刚刚开始，那可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大家没有理由不微笑。
我进进出出各家商店，一直在跟要给克里斯塔买礼物的想法做着思想斗争。每个店里我都挑选了她会喜欢的东西，像毛衣、牛仔裤、内衣、书和首饰。
我的视线停留在了购物的情侣们身上。我看见一男一女，约莫20多岁，站在GAP店门口。女人指了指橱窗模特穿着的外套，男人点了点头，他们牵手走进了店里。另一对情侣坐在附近，喝着大杯冒着热气的精选咖啡。男人俯身凑到女人的耳边轻轻说了什么，女人也微笑着对他说了几句悄悄话。他们的亲密让我痛苦不堪又羡慕不已。不过这并没有让我停止对他们的仔细观察。痛苦如此之深，对我来说近乎是一种慰藉。我也想要有人对我说悄悄话让我露出微笑，我也想要有人爱我。我唯一爱过的人已经离开了我，而且再也无法让她回到我身边。
商场尽头，那个有14个放映厅的电影院对面，一群面带倦容的人坐在长椅上。礼品袋放在他们的脚边。有一两个人看了看手表，然后环顾商场，好像在等人过来。
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回忆又涌入了我的脑海。那是7年前一个12月中旬，天气很冷。我和克里斯塔约会有几个月了。我们一整天都一起在盐湖城看市中心的圣诞节花灯。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商场附近一家她最爱的意大利餐厅停下吃饭，老板娘极其傲慢地告诉我们还得等一个小时才能有座位。为了打发时间，我和克里斯塔决定在商场里逛逛。我们又累又饿，最后瘫坐在电影院对面的长椅上看别人买电影票。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争论，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争论的内容了，但是我记得我们越吵越凶，最后我决定离开。
我站起来瞪着克里斯塔说：“我回家了。”
“你怎么回？”克里斯塔说，“开车的可是我。”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那磬铃铃的声音激怒了我。
“我坐公交车回去。”我虚张声势。我根本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公交车能穿过整个城市把我带回家。我只是希望克里斯塔能追上我，给我个台阶下。
克里斯塔却看出来了。“好吧，那我只能再找个帅哥跟我共进晚餐了。”
我气坏了，朝出口走去。我非回家不可了，哪怕徒步穿过整个城市我也得走回去。还没走五步，我就在商场鼎沸人声中听到了克里斯塔的声音。她很大声——方圆50英尺内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她的声音充满了爱。
“艾贝尔，我爱你！原谅我好吗？”
路过的人和排队买票的人群都转过来看热闹。我感觉到血涌到了脸上，不是愤怒，而是羞赧。我回头看见克里斯塔跪在地上，朝我伸出双臂。
“对不起，别生气了。我非常爱你！”她说。
我快速扫了一遍停下看热闹的人群，大多数人脸上流露着看好戏的表情。我听到右边有人大笑，这让我的脸更红了。我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不想被关注。
我走向克里斯塔，把她扶起来。我给了她一个很大的拥抱，希望这样能让看热闹的人满意。有些人了无兴趣地拍了拍手。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说：“真是讨人喜欢的一对啊！”回忆已经模糊不清，也不准确了。而今我不是在商场拥抱克里斯塔，而是在我们的公寓里跪在她身边，眼睁睁看着她的身体无力地靠着白色包装箱，嘴巴半张，眼神凝滞，全身战栗。
在泪水崩落的边缘，我冲出了商场。我的思绪在伸出双臂的克里斯塔和拿枪指着自己脑袋的她之间来回切换，后者让我觉得陌生。开着车锁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在我怀里死去的霍普。我钻进车里，猛地关上车门。
“我恨你！我恨你！”我咆哮着。我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方向盘，直到打得手生疼。接着我放任自己大哭起来——在两个葬礼上我都没哭过。我哭泣着，一起一伏地大声抽噎，直到眼泪流干，头阵阵抽痛。然后我用袖子擦干方向盘上的眼泪鼻涕。
“我恨你！”我又重复道。说出来会让我好过一点。
怒火已经熊熊燃烧。
对克里斯塔的愤恨，是我对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过的。开车上班50英里的路上，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低声诅咒她，哪怕这样子过一个小时，也没办法真的让我熄灭怒火。它一直都潜伏着，等待爆发。克里斯塔已经成为我遇到任何困难时的替罪羊。交通拥堵时我怪她，熬夜加班赶工作时我怪她，某个星期天下午丹佛野马队[1]错失了赛点球的时候，我也想着法儿地怪她。
生气归生气，我还是非常爱她。我的愤怒更多地来自于我太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自杀——尤其是她还有着7个月的身孕。我以为知道一个理由总会让我的愤怒平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合理解释就是她那还没确诊的精神疾病。因为她家人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这种说法并不是胡乱猜测。我总觉得父母都有精神病而克里斯塔这么正常很不可思议。
我看了很多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资料。克里斯塔死前几个月的表现很符合一些症状描述。比如胡言乱语，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关注自己的外表。但这些很多也是抑郁症的症状。我们结婚以来，克里斯塔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吃百忧解[2]，但我们开始备孕之后她就停药了。通常她停药几天后我能察觉出来她情绪的波动变化。这次——起码她怀孕后前几个月——我没有注意到她的态度或者行为有任何异常。她胎象稳定之后，行为举止才开始出现变化。
但克里斯塔跟她妈妈苏珊，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却完全不一样。苏珊在我面前发病过好多次，她会咆哮出她脑子听到的声音，还说电视里的警察在看着她。她发病的时候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眼里透出一种神经质的神情——我一直想象那是连环杀手谋杀受害人之前的神情。如果我不知道苏珊有精神分裂症，我会以为她那些发病的时候是药物所致的精神错乱。苏珊每次发病都能把我吓个半死，因此每次她一发病我都很犹豫要不要去她家。然而克里斯塔每次都觉得她能帮上忙，我陪她去只是出于对她安全的考虑。苏珊发病更严重的时候会住几个星期的医院，等她重新开始药物治疗时，她就会回家，然后又停药，就这样循环往复。
克里斯塔的父亲陶德患有躁狂抑郁症。他整天坐在铺着加厚软垫的摇椅上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喝大杯的激浪轻怡[3]。我和陶德的分歧来自于陶德对待克里斯塔的方式。每天陶德都会打个电话过来要吃的，要钱，或者要她去药店拿他的某个处方。他想要克里斯塔24小时随叫随到。如果克里斯塔不同意帮忙，他就会说她没良心，说她是不孝之女，一直辱骂她，直到克里斯塔同意帮忙，或者哭着摔上电话。
陶德和苏珊是有办法自力更生的，他们的社保和州政府补助足够他们生活了。糟糕的是他们的消费习惯。刚刚收到补助的几天，他们就会把大部分钱花在烟酒上。陶德的说法是，他们存不了钱，他们烟酒上瘾，以及其他任何无法自理的事都是因为有精神病。
克里斯塔的父母也不是一直都这么不能自理，起码她是这么说的。当他们的麻烦事变得特别烦人的时候，克里斯塔就会跟我说她小时候生活是多么不同。她记得她父亲晚上下班回来还要学习考警官资格，她母亲尽最大努力操持家务，抚养克里斯塔和她弟弟斯考特长大。她跟我说这些往事时，就好像她父母可以重新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成天不停抽烟看电视。
克里斯塔说她快8岁的时候发生了些事。陶德不再工作，苏珊开始频繁出入精神病院。他们不能或者不想再照顾他们的孩子——到底是前者或后者得看你问的是谁——克里斯塔和斯考特搬去跟他们的祖母住了。克里斯塔从此就再没有跟她父母住在一起了，不过后来当情况好一点，她父母找到了一个有政府补助的房子住的时候，克里斯塔基本上周末都跟他们一起过。
逻辑上讲，精神分裂症或者其他精神疾病是有可能搅乱克里斯塔的大脑，让她自杀的。但我不完全相信。而且没有克里斯塔亲自评定，我开始怀疑她的自杀原因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知晓。
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从教堂做完礼拜后出去走了走。我需要把自己从那挥之不去的悲伤中抽离出来，那伤感似乎充斥着我父母家的每个角落。尽管我理解他们的感受，但我已经受够了。
我在我父母家旁边一个废弃的小屋前停下了。一个巨大的“待售”标牌歪歪扭扭地靠在前院。我走到侧门，使劲儿撞开门，走了进去。
我站在厨房里。一个坏了的洗碗机从机槽里掉出来一半，还能看见以前放着冰箱和烤炉的空地，咖啡豆颜色的橱柜被一层厚厚的灰覆盖着。地上落满了成千上万只椿象虫和苍蝇的尸体，它们的脚呈90度蜷曲。我每走一步脚下都传来嘎吱嘎吱踩碎虫子的声音。
每个房间的石膏板墙[4]上都至少有一个洞。破破烂烂的百叶窗从窗户上歪歪扭扭地垂下来。主卧室里放着一个破旧的水床架子。一个拆了一半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侧躺在次卧里。洗手间里的浴缸坚固如初，墙上防水的保护膜已经剥落，在墙上留下了乱七八糟的水印，马桶看上去好像多少年都没刷过了。整个房子满是灰尘味和无人问津的气息。
从小到大，这条街上就这个屋子我从来没进来过。屋子外观很丑陋，它被棕色和白色的墙板包裹着，这颜色不管放在哪个年代都不好看。屋子前面的椿树长势过猛，树枝就像颀长的手指一样伸到上面的电线上。院子里的野草通常是长得比青草茂盛。屋子一直都是租给别人住的，每个租户都住不到几个月就搬走。最后屋子还是被废弃，交给银行收抵了。不久之后就竖起了“待售”的标牌，一直竖了好多年，我都怀疑房产经纪还记不记得这里有房待售了。
我第一次踏进这屋子是在去年夏天，和克里斯塔一起。有天傍晚，我们在外面散步，经过这屋子的时候克里斯塔向我问起了它。我给她讲了这屋子租户们的故事，告诉她这里已经衰败萧条了。为了证明给她看，我带她从其中一个窗户往里面看了一眼。
“我们想个办法进去吧。”向屋里面扫了一眼后，克里斯塔说。
“我们不能私闯民宅啊。”我说，我对她的提议有些吃惊。
“我就是想看看。”
克里斯塔先尝试着从正面进，然后绕了房子一圈，试图打开窗户。我看了看四周，紧张地跟着她。
“这屋子就是个垃圾堆，你想进去干什么呢？”我说。
“我觉得它挺有潜力。”
“当然，如果你有两万美金投资它的话。”
“我觉得两万有点贵了，一万二或者一万五差不多。”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厨房。克里斯塔转了转把手，但是没有用。她推了推门，门微微开了一点，她又推了一下，门却没有动。
“门好像堵住了。”她说。
她使劲用身体撞了一下门，门忽地开了。克里斯塔尖叫着跌在了布满尘土和虫子的地板上。我把她扶起来，掸掉她衣服上的灰，把她金色头发里的死虫子捡了出来。
“既然都进来了，我们不如四处看看吧。”克里斯塔咯咯笑着说。
我们一边在每个房间逛，克里斯塔一边说着她会怎么样修整房间，会把墙刷成什么颜色，以及每个房间会用来做什么。一个办公室、一个健身房、一个宝宝房。我不说话，指望着逛这么一次就可以满足她的幻想。但是没有。每次到我父母家，她都会带着我去这个废弃的房子，跟我说着房子多么地有潜力。虽说我不想买这房子，我还是喜欢克里斯塔这种从破旧事物中看出潜力，想要变废为宝的精神。
有人打开厨房门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艾贝尔，你在这儿吗？”爸爸的声音回响在这又旧又脏的屋子里。
我从大厅走去厨房。爸爸还穿着做礼拜的衬衫和领带。几片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他站在那里，看着破旧不堪的厨房，仿佛这空荡的房间可以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一样。
“我们从教堂回来见你没在家。”
“我没事，爸爸。”
他擦掉了橱柜上的一些灰。
“你还在考虑把这里买下来吗？”
“我不知道。”
“如果你决定买，我在城里的时候会过来帮你修整它的。”
“我知道你会的。”
“你什么时候得做决定？”
“快了。”
“我觉得要是你买了这房子，我们全家都会很高兴的。”
然后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告诉过克里斯塔你对这房子出过价吗？”他问。
“她过世前两天我告诉过她。我本以为她会很兴奋的，但是她好像并不在乎。”
“她好像不是那样啊。”
“我知道。”
厨房里一片沉寂。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知道谈话会朝哪个方向进行。
爸爸的声音听上去跟这房子一样压抑。“我觉得很难过，我从来没有跟克里斯塔说过我有多爱她，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有她作为我们家的一份子我有多高兴。”
“克里斯塔知道你爱她，爸爸。”
“曾有过那么多的机会，我却从来没有跟她说……”父亲的声音慢慢变小，他看着远处，陷入了沉思。
我努力想办法换个话题。这个话题让我很难受，因为它让我想起克里斯塔在世的时候明明有那么多事我可以做得更好的，而我却再也不能。
“我应该多陪你们的。我那些工作……”父亲话没说完。他茫然地环视厨房，擦掉其中一个餐台上的一些灰。
我换了条腿支撑重心，我不想谈论过去的事、克里斯塔或者任何我已经无力改变的事。
爸爸感觉到我的不自在，终于开口说：“我要回去了。你要一起来吗？”
“现在不。我想自己再待一会儿。”
我听着父亲从屋旁走过，脚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声。等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靠着一面布满灰尘的墙，慢慢滑坐在地上。我懒得把那些死虫子清理掉。我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我觉得好像应该买下这房子。这个感觉如此强烈，它在我整个身体里回响不绝。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一种意念，一种告诉我是否应该做某件事的精神指示。所以我觉得买下这房子是对的。尽管有这股冲动，我却并不想买这个房子。首先这房子起码得装修好几个月才能住进来，其次每天上班要开车来回一百英里，而我没时间也没精力做这其中任何一件事。这是克里斯塔的房子，是她想要的。在我看来，这房子的潜力已经跟着克里斯塔一起入土了。我知道一旦我买下这房子，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会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完成克里斯塔的遗愿，而我却不想做任何事来怀念她，此时我想要的是远离任何跟她有关的东西。
我看着远处墙上那个6英寸的洞。“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克里斯塔？”我问这空房间。“这地方本可以是你的。”我猛地向地毯上捶了一拳，死虫子被掌风冲得四散。
我的记忆回到克里斯塔去世的那个早上——我独处时常常回想到那天。那天我办完事回来，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克里斯塔的车不在车道上。我马上给公寓打电话，响了一声克里斯塔就接了。
“你在干什么？”我说，“我以为我们今天是要待在你祖母家的。”
“我在拆包。”克里斯塔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她的话让我非常吃惊。自从一个星期前我们搬进公寓以后，克里斯塔就很讨厌自己待在那儿。她从来没告诉过我为什么，但是我早上离开去上班以后，克里斯塔就会开车去她祖母家，陪她过一天。
“我会帮你整理的。”我说。我从兜里掏出钥匙走向大门。
“我一个小时后就回去。”
克里斯塔的声音有一些不对。我又告诉她我已经在路上了，但她坚持让我留下。最终我妥协了。
“一会儿见。”我说。
“告诉我你爱我。”克里斯塔说。
“什么？”
“告诉我你爱我。”她重复道。
“我爱你。”我说道。
电话被挂上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有到，我又打了公寓的电话。克里斯塔说她马上就出发，然后跟前一次通话一样，她最后说：“告诉我你爱我。”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每半个小时我就打这么一个电话。每次通话快结束克里斯塔都让我说我爱她。最后一次通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言语上都有些激动了，克里斯塔坚持说她这次是真的要出发了。但整个上午她的声音都很恍惚，我知道她在撒谎。半个小时过去，我又打了电话。没人应答，连答录机都没接上。当时我的心思集中在了答录机上。我以为克里斯塔真的在过来的路上了。我打开电视开始看电影。外面有一点点响动我都朝车道看看，希望是她把车停进来。我时不时地走到厨房窗户边往下看，期待她的红色汽车出现在路上。但是克里斯塔一直没来，我再打电话到公寓还是没人接，于是我开车去了公寓。
那个上午的回忆总是带给我很多内疚感，我把克里斯塔的死怪罪在我和我的怠惰上。终于我在冰冷的地上坐累了，我站起来掸了掸裤子和外套上的灰尘和死虫子。
“我绝对不可能买这个房子。”我大声说。我的声音回荡在空空的四壁，走时我摔上了厨房门。
但最终我还是买了那房子。每次一想到买房子的事，都能感觉到那温柔的敦促，让我相信买下它是对的，是我应该要做的。圣诞节前四天，产权公司的小姐从桌子那边递过来一张表给我签字。每次我都告诉自己我在犯一个可悲的错误。站起来，我想。告诉那女的这一切都是个误会。这是感情用事，不合逻辑。想想上班的路程和汽车的耗损，想想装修房子要做的工作。别买了。
尽管这样，那女的还是继续给我文件，我还是继续签。过了30分钟，办完一批文件手续后，房子归我了。
女人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恭喜你，你是房主了。”她说。
“谢谢。”我冲她淡淡一笑。
“我这里没有那房子的钥匙。”她说。
“没关系。”我说，“我知道怎么进去。”
我精神恍惚地开回家。来到房子那里时，邮箱上系着蓝色、黄色和红色的气球，迎面的窗户上贴着一个牌子，写着“恭喜你，艾贝尔！”我妈妈拿着相机站在外面，准备记录下这对她来说值得高兴的一刻。
“你兴奋吗？”她说，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很紧张。
“我现在有点虚脱。”我说。
我还是站在那儿拍了几张照片。
妈妈走后，我拿着笔和笔记本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记录下要在五金店买的东西。我算了算克里斯塔的保险，付完霍普的医药费之后，剩下的正好够买维修房子需要的东西和雇人来帮我干活儿。剩下的就是这个我本不愿意买的房子了。
我手机响了，显示的姓名和号码是我一个住在凤凰城的好朋友，布伦特。克里斯塔去世之后，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知道怎么跟我沟通的人。除了一开始表示同情之外，他一直没有聊到过克里斯塔和霍普。相反的是，他告诉我凤凰城好玩的地方，并且邀请我飞过去跟他一起玩一段时间。他聊我们在保加利亚给我们的教会当传教士的两年生活。跟他聊天很有意思。自从那个寒冷的11月下午之后，他的好心话是仅有的能让我微笑的理由。这次的谈话也没什么不一样，在我告诉他刚买的这个房子之后，布伦特马上就聊到了重点。
“我真觉得你应该来凤凰城。”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尽管我很想接受这个邀请，来逃避一切。
“冬天待在亚利桑那最好，天气好极了。”
“我这房子还有很多活儿要做呢。”
“你不用马上就来。我在想你可以新年后第一个周末过来。”
我告诉布伦特我会考虑一下。
第二天我把卧室里的地毯都撕了，把厨房里的橱柜也都搬走了。我考虑了布伦特的邀请。我越想越觉得离开犹他州一段日子听上去很不错。那天夜里，在装修房子一整天后，我拨通了布伦特的电话。我想确定他对我的邀请是认真的。
注释：
[1]Denver Broncos，是一支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职业美式足球队。
[2]Prozac，一种抗抑郁药。
[3]diet Mountain Dew，一种低糖碳酸饮料。
[4]drywall，在国外普遍用作室内隔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