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没怎么睡。第二天早上我对家人说是因为客厅的沙发睡着不舒服。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我一合上眼，就会回忆起我打开公寓的房门，听到枪响，跑回来发现克里斯塔的尸体。不去想这些画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睁开眼，想着霍普。我想着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正要被带上等候着的直升飞机。护士们用一台转运设备把她带出来，躺在里面的她看上去似乎更娇小、更无助了。她身上连接着一台大型仪器，能让她在短途飞行中维持生命。我把手按在装运她的塑料罩子上。我想把她搂入怀里，对着她粉红的小耳朵轻声说：“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很快就会再见到你。”
不知何时，我肯定是熬不住睡过去了一会儿，因为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我突然惊醒了。我走进厨房，望着窗外漆黑而宁静的街。我发现爸爸的卡车停在车道上，心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怎么不来跟我说话。
过了几分钟，我看到一辆车沿着街，朝我们家的方向开来。我仿佛看到这辆车开进车道，克里斯塔下了车，我不由得心怦怦直跳。我看到她朝我跑来，我们俩拥抱在一起，又是笑又是哭。实际上，那辆车停下来掉了个头。
我在厨房里来来回回地踱了一会儿，然后回到窗前，希望能看到另外一辆车或是克里斯塔的影子。我就这样在黑暗冰冷的厨房里耗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双腿抽筋儿，累得站不住了，我才回到了沙发上。
我盯着天花板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爸爸开车带我去初级儿童医院。车内的地板上到处扔着快餐包装纸和饮料罐，一看就知道他驱车7个小时才赶到奥格登。我能看见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下面垂着的眼袋。想到他那么累还主动提出送我去医院，我感到很意外。
我们一路无言。我以为他会问我头一天的事，但是他没问。也许是他一来妈妈就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又或许是他仍感到震惊，一时想不到该说些什么。他不说话，我倒是很庆幸。我很疲倦，心里也很难接受昨天发生的事是确有其事。
虽说那是星期天早晨，15号州际公路上几乎没什么车辆，但在去盐湖城的整个路上，爸爸都按限速行驶。我老是在看那个橙色的速度表，指针一直在时速65英里处上下浮动。我想让父亲开快点，但是又不断告诉自己这辆卡车又老又慢，父亲也累了。
医院坐落在俯瞰盐湖城市区的山麓丘陵地带，开到那里花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进去就按照指示牌到四楼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门上的标牌写着，所有人都要给护士站打电话，经许可方能进入。门边的墙上挂着一架白色电话机，我摘下了听筒。
“喂？”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仿佛她整整一宿都在工作。
“我来看我的宝宝。”我说。我以为这样说就能进去。
木门打开的时候发出沉重的咔嗒声。大厅尽头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身材健硕的女人。我们进去时她示意我们退出来。我们走过一间候诊室，里面有位父亲和两个孩子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和椅子上。他们看上去疲惫而忧伤。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那个女人问。还是我在电话另一端听到的那个疲倦的声音。
“我女儿昨晚被空运到这儿。我想去看看她。”我说。
那个女人问了我的名字、我女儿的名字，然后又要身份证明。我把驾照递给她。
“你是孩子的父亲？”她问。
“是。”
“等一下。”她说。她从驾照上抄了一些信息，然后递还给我。她喊了某个人的名字，然后就把注意力重新转向她面前的一堆文案，没再抬眼。
护士站旁边有一个白板，上面写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所有婴儿的名字和姓氏首字母。我扫了一遍名单，直到看到白板上最后一个名字。小基奥。在她的名字旁边写着昨天的日期和房间号。
“你是小基奥的父亲吗？”一名护士走过来。她的一头金发梳到脑后，扎成一个马尾。她眼睛是天蓝色的，面带微笑，让我想起克里斯塔。“我叫佩吉，是照顾您宝宝的护士。我们先清洗干净，然后我再带你们去看她。”
白板旁边有一个特大号的清洁工储物间，佩吉开了灯。储物间远处的墙上摆满了大瓶的抗菌皂液、一盒盒的塑胶手套、口罩和其它医疗用品。门边固定着一个大号不锈钢水池。
“洗一下胳膊，一直洗到胳膊肘。”她说。
我们洗净了手和胳膊，就跟着佩吉来到大厅尽头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的装饰色调是柔和的淡蓝色、粉色、黄色和绿色。我猜这些颜色为的是给了无生气的房间增色添彩，但是我怀疑有哪个父母的心情会因此而愉悦起来。室内有四个婴儿，其中三个放置在恒温箱里。第四个单独放在房间里侧的临窗处，正上方有一盏灯，使她沐浴在明亮的灯光中。我立刻就知道那是我的女儿。
霍普身上连接的静脉注射导管和监测仪器比前一天晚上的更多。她躺在几层柔软的毯子上，为免受灯光照射，眼睛上蒙着圆形的棉布眼罩，看上去像是戴着厚厚的婴幼儿用眼镜。她的头发上还别着那个粉色的蝴蝶结。
“她真是可爱呀。”爸爸说。
我看了一眼其他婴儿。“霍普怎么没放在恒温箱里？”
“她身上连接了太多的仪器，放不进恒温箱了。”佩吉说。她的话音里有一丝忧伤。
我轻轻摸了一下霍普的手，吻了吻她的额头，悄声说：“我的小宝贝怎么样啦？”
然后我做了一件头天晚上没有做的事。我端详着她的脸。看着霍普就像在看缩小版的克里斯塔，唯一不同的是她的棕色头发随我。霍普长着克里斯塔的下巴和小脸。我几乎能想象我的小女儿长大成人，长得像她妈妈的孪生妹妹一样。这时，我听到脚步声传来。我转过身，有点希望能看到克里斯塔，走来的却是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穿着蓝衬衣，系着淡黄色的领带，外面套着一件白大褂。他的衬衣和领带让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医生。他拿着一个写字板，上面夹着一英寸厚的一沓纸。他自我介绍说是格林医生——霍普的医生。
“你的小女儿很坚强。”他说，“在过去的24小时，她的身体经受了很多创伤。”他翻了翻写字板上夹的纸张。
“她能挺过来吗？”我问。我很害怕将要听到的答复。我并不乐观。
格林医生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昨晚我们对她进行了各项化验，她都反应良好。不过，她就算活下来了，也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脑损伤。”他的声音平静而专业，但我从他的表情能判断出他很担忧。
“长期的脑损伤？”我重复着医生的话，一种阴郁不祥的恐惧在我心里滋长了。
“我们不知道在你女儿……”格林医生住了口，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在出生之前，有多久没有吸进氧气。你知道他们对你妻子采取抢救措施了吗？”
“我不知道。我不在屋里。”
“如果你女儿长时间未吸入氧气，那么她极有可能很难学会走路或说话。也就是说，她长大后，智力可能会有障碍。当然，她也可能非常健康。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还不足以做出判断。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检查。”
“还要多久才能知道更多信息？”我说，感觉我的声音像是在嗓子里被拉长了，好像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该问的问题。
“要几天的时间。我会和几位专家一起做出更精确的诊断。”医生用手指拨了拨霍普的胳膊。“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摇头，脑子还是木的。我看着霍普的胸脯随着呼吸机的声音一起一伏。我需要单独呆一会儿想想。
“我的办公室就在大厅那一头。我要是不在的话，请找护士传呼我。”
我看着格林医生走向门口，他的鞋底很软，走路无声。爸爸拿出相机，开始给霍普拍照。在房间里亮了几次闪光灯后，他让我站到霍普身旁，好给我们合张影。我不想拍照，不过还是答应了。我想拍照会让爸爸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毕竟，他就是靠摄影谋生的。
“笑一笑，艾贝尔。”他说。我不知道我的脸还记不记得怎样微笑，不过我努力扬起嘴角，挤出了一个比鬼脸好一点的笑容。日后，我看着这些照片就能看出我脸上连笑容也无法隐藏的深深的忧伤。
相机又闪了一通后，胶卷回卷了，发出沙沙的响声。爸爸掏口袋去拿胶卷。“我肯定是把其余的胶卷忘家里了。”他沮丧地说。
“我们明天可以再拍更多。”我说。我希望再拍的任何照片里都不要有我。
“我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看她什么时候过来。”爸爸说。
“谢谢。”我说。谢天谢地我能有一点独处的时间。
出去时，爸爸停下来，看了看其他的婴儿。从我站着的地方能看出他们个头都比霍普大些，也更健康。离霍普最近的婴儿打了个哈欠，眼睛睁开了几秒，就又睡过去了。
我把食指放进霍普的手里。我喜欢婴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会本能地抓住你的手指。我等待着霍普抓住我的手指。她却没有动。我轻轻地把她的手环绕在我的手指上。她的手那么小，怎么都包不住。我想象着把霍普从医院带回家，一直都很健康，把她安全地放进婴儿床里。我想象着她学会爬行、走路、说话，开学第一天送她去上学。我想象着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发生，可我还是想做。
霍普身旁的电脑发出了类似小铃铛的叮当声。我抬头看了看屏幕，有一个小灯在闪。我慌乱地四处寻找护士。佩吉正柔声细语地和离门最近的那个婴儿说话。
“霍普情况不太好。”我说。
佩吉停下来，走了过来。她微笑着按了一下电脑上的静音键。铃声停了。
“怎么回事？”我说。我不喜欢佩吉如此冷静的举动。我想让她和我一样担心焦虑。
“铃声是提示她有个输液袋该换了。”她指了指灯旁边吊着的一个空袋。她把那个袋子从点滴架上取下来，走出了我的视线。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拿着一个装满液体的袋子。
“袋子里是什么？”我问。
“早餐。”
佩吉把新的输液袋挂好。不到一分钟，透明的液体又一次一滴地流向了霍普的胳膊。
“你想不想抱着她？”佩吉问。
“我可以吗？”我问。想到她身上连接着那么多输液袋和仪器，那样做似乎是不可能的。
“会有一点麻烦，不过我们可以做到。”
我从墙上取下一个高脚凳，放在霍普的床边。佩吉把呼吸机移到我的凳子旁，拿掉了霍普眼睛上蒙的棉布眼罩。
“让我再把这些线啊管子啊都检查一遍。”佩吉说，“可不能让它们掉了。”她仔细地检查了每根线管的长度。另一名护士过来帮忙，她慢慢地把霍普从床上抱起来。佩吉在霍普身下垫了一条毛毯，小心地把她裹住。两人一起把她放进我怀里。
霍普那么轻，真让我吃惊。就像是抱着一个大布娃娃，而不是一个婴儿。霍普的头靠在我的胸前。隔着衬衫，我渐渐感觉到了她小脑袋的温度。
“你不能大动，”佩吉说，“有些线相当紧。”
我坐直了一点，调整了霍普在我怀里的位置。佩吉说得对，我只要一动或一调整霍普的位置，就会把那些线管扯得更紧。
“你这个姿势还舒服吧？”佩吉问。
我点点头，佩吉便离开我去照看其他婴儿了。
我看着霍普，希望她能睁开眼，或是多少表示出她能意识到我和她所在的世界。但是霍普一动也不动。她一直闭着眼。
我抱着她，直到我的胳膊和背都亟待放松一下。
星期二早上，史密斯警探打电话问我们能不能见个面，他说有些后续问题。我说我整天都会在医院里，他就同意去那里见我。我对侦讯一点也不担心。报纸上已经有两篇关于克里斯塔的报道。第二篇是星期一早上刊登的，里面有一条来自警方的声明称克里斯塔的死亡已被官方裁定为自杀。
警探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来到医院时，我正和爸爸一起坐在候诊室里。屋里坐满了低声细语的父母和没精打采的孩子们，他们或玩玩具，或看挂在墙上的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
“有没有可以私聊的地方？”史密斯警探说。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有两间家属会面室。我不知道这两个房间有什么用处，不过我曾看到一对夫妇哭着从里面出来。我问护士有没有空房间。她轻轻敲了敲其中一扇门，缓缓地打开。“你们可以用这间。”她说。
除了安装在墙上的电视，这个房间可以当成寻常人家的客厅了。室内铺着厚厚的地毯，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乐至宝[1]牌功能沙发，还有舒适的软垫长沙发。我坐在长沙发上。警探把乐至宝沙发转了一下，让它对着我，便在沙发的边缘坐下。他翻了翻拍纸簿，在提问之前先花了点时间看自己的笔记。
“上次我们谈话后，”警探说，“我回到了你的公寓。在你的床边，我们发现了一张撕成碎片的照片。你知道克里斯塔为什么会那样做吗？”
“是谁的照片？”我问。
“我不知道。”
我想不到哪张照片克里斯塔会把它撕碎。
“不看照片，我就没法回答。”
警探点点头，在拍纸簿上写了点什么。我猜想警探是不是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但是没告诉我。
“我们在你的公寓里找到了开枪匣的第二把钥匙。上一个你找到了吗？”
“没有。我没再回公寓。”我想起上次见到我们的卧室的场景——包装盒沾满了血，克里斯塔的尸体旁边有一大滩血迹——我不寒而栗。
问下一个问题前，警探清了清嗓子：“你最后一次和你妻子谈话时，她有没有透露出想要自杀的念头？”
“没有。我是说她好像一点都不在状态，不过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自杀。”
“你说她不在状态是什么意思？”
“她好像有心事。我说什么，她都没听。”
警探做笔录时，一个问题划过我的脑海，我想现在该问问了：“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纸条？”
警探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没有。”
“一般人自杀的时候往往不是会留下纸条什么的吗？”
“这很难说。有自杀计划的人通常会留下纸条。”
“那没有计划的呢？”
片刻沉默。警探回答之前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些人往往都是疯了头。”他合上了拍纸簿。“我就这么多问题，”他说，“宝宝怎么样？”
“她还活着，不过这里的医生好像都不清楚她能不能挺过来。”
“如果她因故没能活下来，请告诉我好吗？我想在档案里记录一下。”
警探的话让我感到冷酷无情。我告诉自己，他的工作要求他办案时不能掺杂情感。
“好的。”我说，“我会告诉你的。”
那晚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让爸爸在公寓前停了车。既然警方调查已经结束，我想拿几件衣服。这三天我一直穿着从堂兄那里借来的衣服，很想穿点更舒适、更熟悉的。
我们到达时正是黄昏时分。街上很安静。公寓大楼黑洞洞的。其他三个单元一盏灯也没亮。就好像楼里有人自杀，大家都决定搬走了。门前已经没有了圈围犯罪现场的黄色警戒带。
“我需要的衣服在卧室的衣橱和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我说，“它们应该还在。我不知道警察有没有动什么。”我把房门钥匙和一张所需衣服的清单递给父亲。
“很抱歉，不过我不知道屋子里是什么状况。”我说。被血染透的盒子和地毯烙在我心头。我对他这么说，以防屋内仍旧一团糟，他好有个准备。我也是借此告诉他我不想进去。
爸爸慢慢地爬着通向公寓的楼梯，他像害怕会发现什么。他开了门，消失在黑暗中。一会儿，客厅的灯亮了，他走回卧室时，我看着他的影子在百叶窗上移动。
爸爸似乎去了很久。我等着他时，心想是不是我所有的衣服都被动了位置，或是血污太可怕，让爸爸承受不了。终于，爸爸抱着一个装满衣服的纸箱出现了——有几件衬衣的袖子耷拉在旁边。
爸爸把箱子放在卡车旁边，我翻了一遍，确保未来几天有足够的衣服穿，还要有一套西服和领带参加克里斯塔的葬礼。暮色里，我看不清哪件衣服上有血迹。我回头会再检查的。
“很抱歉去了那么久。”在我翻找衣服时，爸爸说，“接听克里斯塔在答录机上的留言费了点时间。”
我愣住了。“有克里斯塔的留言？”
“你不知道有留言吗？”看我不知道这回事，爸爸好像真的很惊讶。
“她说了什么？”我的心头生出了一种不祥的感觉。我振作精神，准备接受更坏的消息。
“她说‘无论我做什么，结果都一样。’”
我在路边坐下来，在心里反复重复那句话。结果？什么结果？
“这条留言对你有什么意义吗？”爸爸问。
“没，没有。”
不过我想的已经不再是那条留言了，我的思绪停留在那台答录机上。我记得，在我去接克里斯塔之前，我打了公寓里的电话，只听到铃声一遍遍地空响。后来，警察在努力对她进行急救时，有人打了电话，我不得不把电话线拔了。这两次答录机都没有接听。
问题是，克里斯塔是怎么在答录机上留言的呢？我们没有手机。除非是她在来公寓之前，从她奶奶家或用公共电话打的。她不可能留言的。我抱着头，慢慢地前后摇晃着。我回忆着拨打911的时候，电话就在答录机的旁边。我怎么想也记不得留言信号灯是闪着的。
“答录机上有绿灯在闪吗？”我看着爸爸问。
爸爸用左手捋了捋胡须，这是他在思考或是陷入沉思时的动作。“我觉得没有吧。”
“你怎么会想到去听答录机呢？”
“我不知道。”他又停下来，想了想，“我觉得我应该去听一听。说实话，我还不知道你们的答录机怎么用。我按了一通按键，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突然一切都明了了。克里斯塔没有打电话留言。她把先前的问候语删掉，录了一条新的。不过，在录完新留言后，她忘了打开答录机。这就是在我开车赶来前给她打电话时，她想让我听到的那条信息。我对爸爸解释了我的推测。
“我觉得这证实了克里斯塔精神不正常。”爸爸想了一会儿说，“不然，她怎么会留下这样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格林医生请我和爸爸去他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之前我们关于霍普的所有谈话都是在她的床边进行的。我猜他之所以想用办公室，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不受干扰。
格林医生的办公室不大，刚好够放一个文件柜、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和一对椅子。地上铺着厚厚的蓝色地毯。远处的墙上挂着文凭和证书。霍普的医疗档案摊开放在桌子上。医生把椅子拉到桌前，好正对着我。我们坐得很近，都快碰到彼此的膝盖了。
“为了对霍普的长期健康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有几位专家给她做了一系列检查。我们做了一些脑部扫描，也检查了她的神经系统。”他从档案里拿起一张霍普的头颅扫描图。扫描的是她的头颅顶部。我能看到她的大脑两半球。扫描图上有几个大黑点。
“这些黑点，”格林医生解释道，“是她脑部的出血点。这往往是严重脑损伤的体征。我和专家们所能确定的是，她的大脑几乎或者根本没有活动。”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很慢，说的时候直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是想确定不被误解。
这个结果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可是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心头一震。医生、爸爸和蓝色地毯成了模糊一团。我闭上眼，不让泪水流下来。
“她的损伤有没有恢复的可能？”爸爸的声音打破了黑暗。他听起来也像是在强忍眼泪。
“她的病情稍有改善的可能性极小。”格林医生说，“不过，即使是轻微的改善仍将意味着只要霍普活着，就得依靠仪器维持生命。像霍普这样靠仪器维持生命的婴儿通常活不过两年。他们的生活和霍普现在差不多。他们对自己的周围环境或是对可能在照顾他们的人几乎没有意识。”
一滴眼泪落到了蓝色地毯上，接着又是一滴。我听到医生从桌子上拿起一盒纸巾。我摸索着去抓，可是找不到。我睁开眼，抽了几张纸巾。纸巾盒是鲜绿色，印着雏菊的图案。这个盒子给我异常美丽的感觉。
爸爸用手按住我的肩头。我递给他几张纸巾。
“既然霍普自己没法说话，”医生继续说，“你就得替她做决定。你得告诉我们，假如她病情恶化，需要抢救，你想让我们采取哪种措施。你不用今天做出决定。花点时间好好想想。但是我们要很快知道。霍普的状况可能变化很快。”
我点点头，又伸手去抽纸巾。
“你有什么问题吗？”格林医生问。
我摇摇头，然后抱住了头。我的女儿进入我的生命只有4天，然而她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将我带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未真正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得知霍普活不了就像是得知我要失去自己的胳膊或腿。就像是有人失去了孩子就活不下去，没有了她，我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谢谢医生。”爸爸说，“我们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你们要是有问题，我随时都在。”格林医生说，“你们想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
医生把椅子移到桌后。我一直盯着他书架上的医学书籍，直到听到医生拖着脚走过去，关上了门。我又抓了一把纸巾，擦了擦眼泪，擤了擤鼻涕。我看着爸爸，他虽然没流眼泪，眼睛也是红红的。他捋了捋胡须，目光越过桌子，望着远处的墙。我看得出他是在思索适合的话来安慰并鼓舞我。最后他清清嗓子问：“你打算怎么办？”听他的话音，我能断定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想单独和霍普待一会儿。”我说着就走出了房间。
我坐在霍普的身旁，一直哭到头阵阵抽痛。哭完了，我便朝她床边的窗外张望。从这里能看到盐湖谷的全景——从盐湖城市中心的天际线一直到宾汉铜矿橙黄色的山丘。我看着太阳一点点地朝地平线坠落。
多年前我就得出结论，依靠仪器维持生命的人不算是真正地活着。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万不得已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然而，我所假定的那个人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幽灵。我从来没想过将维持生命的仪器从我的家人或我爱的人身上移走。而且我也肯定从未想过要为一个婴儿做出这样的决定——更不用说是我自己的孩子了。既然现在的问题涉及到了霍普，我之前所有的推论都显得空洞无意义。霍普不能对她周围的世界做出反应并不重要。每天早上我来到医院，都希望她一夜之间神奇地康复了。但是每一天都会做更多项的检查，霍普病情的真实情况变得显而易见。她从来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自己动过身体。她从来没有抓过我的手指，护士们扎她的脚抽血时，她也没有反应。我试着为她的无反应寻找合理的解释，我告诉自己，这是因为一天24小时都会有大量的镇痛剂和肌肉松弛剂注入她的体内。但是直觉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她之所以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她长时间未吸入氧气。她的健康状况永远也不会改善。只要我选择延续她的生命，她就会一直这样毫无知觉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想独自决定拿掉霍普身上维持生命的仪器。霍普一半是克里斯塔的，一半是我的。我最大的愿望是让克里斯塔陪在我身边。在我认识她的七年里，克里斯塔对各种情况总是有独到的看法，无论什么事情，她都能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此时，我迫切地想让她抱着我，告诉我怎样做才对。
我的思绪被身边其他人的谈话声打断了。离霍普最近的婴儿的父母来了。他们语速很快，很激动。宝宝呢喃微笑着做出回应。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把他带回家了，你能相信吗？”那位母亲说。她的语调中带着喜悦。她紧握着孩子父亲的手。一名护士走进来，从钩子上取下输液袋，把宝宝递给了他的母亲。她坐到一个摇椅上，和她的宝宝说话逗弄起来。
我努力不去看那对幸福的夫妇和他们的宝宝，可我老是把注意力转向他们。护士指导他们该如何照顾宝宝，但是爸爸妈妈并没有专心听。整个房间都洋溢着他们的喜悦。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出了门。
直到星期六早上——霍普出生一周后——我才决定拿掉她身上维持生命的仪器。我通常在医院呆到很晚，那天我却早早地离开了。当时我跟自己说，我得独自呆一会儿，好确定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回头想想，那时我已经开始说再见了。我担心在霍普身边呆得太久，我就会改变主意。
见我那天下午早早进了门，妈妈似乎很惊讶。我对她说我感觉不舒服，想休息一下。我走进父母在地下室为我临时准备的小房间，躺到了床上。我试着去想霍普和我的决定，但是我的思想根本集中不起来。我浑身疼痛，懒洋洋的。对我来说，锻炼身体，尤其是跑步，是日常所需。克里斯塔死后我就没跑过步了。也许慢跑会有助于我头脑清醒，思想集中。
我换上了冷天跑步的行头：短裤、运动裤、T恤、长袖T恤、运动衫和帽子。我悄悄地溜出来，走进11月寒冷的空气中。路那头半英里处有一个商业园。因为是星期六，我知道那里会很安静，空无一人，只有数英里空荡荡的街道任我奔跑。我几乎能感觉到那个僻静的地方在吸引我前往。
当我迎风跑进商业园时，冷空气刺痛了我的肺部、鼻子、耳朵和脸颊。我跑过了仓库、空旷的停车场、废弃的有轨电车和闲置的十八轮大货车。汗珠很快就顺着我的脊背和胸脯流下来。一周以来我头一次感到精力充沛。
我一直跑到双腿酸痛，肺也像要炸了一样。我停住脚，在路边跪下来。我大口喘着粗气。我把自己逼得太厉害了。我干呕了几次身体才放松下来。冷空气渗进我的衣服里。我环顾四周辨别方位，这才发现我绕着商业园整整跑了一圈——有6英里多一点。
我走了半英里，回到父母家，洗澡洗到水变凉。我穿上短裤和T恤，直接上床睡觉。我想着霍普独自躺在医院里。我意识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解我的女儿。霍普永远也不会迈出第一步，也不会说出一个字。我永远没有机会在开学第一天送她去上学。她永远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挚友、妻子或母亲。我躺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我需要确定拿掉用以维持生命的仪器是正确的做法。
渐渐地，一种温暖、平静的感觉遍布了我的全身。这种感觉始于我的胃部，然后遍及我的四肢。那时，我的心门敞开，我知道霍普该走了。我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尽管我心情平静，但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答案。我心里依然渴望奇迹。我想接女儿回家。我想让她身体健康。她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她自己造成的。让她死不公平。尽管这样想，我一直都有那种宁静的感觉。我闭上眼，让它充溢全身。不知何时我睡着了。这是一周以来我睡得最踏实、最平静的一次。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霍普身旁守了几个小时，看着她的胸脯随着呼吸机一起一伏。我寻找着任何生命的迹象，可是霍普像往常一样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
我对一名护士说我想和格林医生谈一谈。几分钟后，他顺路过来时，我对他说，我想让霍普再做最后一次脑部扫描。医生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觉得不会有什么转机。
“你想再做一次检查，有什么理由吗？”他说。
“我想确保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
“我会再安排一次。”医生拿起放在霍普床边的米色电话，拨了一个分机号，要求临时预约一个号。他挂断电话，翻了翻霍普的病历，做了点记录。
“10分钟后有个空儿。”他说，“我会让护士们准备好搬运她。”
于是来了两名护士，开始调整生命维持监护仪。其中一名护士拿掉了霍普身上的常规呼吸机，又快速把她连接到一个带轮子的呼吸机上。可移动的呼吸机老旧些，声音更大。每次压入霍普肺部的不是那种静静的嘶嘶声，而是砰砰作响，让我想到柴油机的撞击声。
我吻了吻霍普的额头，然后回到候诊室，我的家人和克里斯塔最好的朋友贝卡在那里等候着。妈妈和贝卡看上去像是哭了整整一上午。
“霍普就要做最后一次大脑扫描了。”我说，“如果结果显示没有活动，我就准备从她身上拿掉维持生命的仪器。”
大家都没出声。
“我要出去透透气。”我说。
“我和你一起去。”贝卡说。
她跟着我来到医院正门外侧的一小片花园区。花园里有若干木质长椅和一条人工小溪。大部分花几周前都已凋谢枯黄。我相信这里夏天更美。我不知道看到五颜六色的鲜花会不会给像我这样处境的人多一点慰藉。我和贝卡坐在临近溪水源头的一个长椅上。溪水流过卵石的淙淙声抚慰人心。
过了片刻，贝卡说：“你觉得新的扫描结果会有什么改善吗？”
“不会。”
“那你为什么要做呢？”
“我需要确认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沉默地坐着。我看着医院停车场的车辆进进出出。我感觉到贝卡有话要说，但是不确定怎样说最合适。我合上眼，听着溪水声。我不知道霍普在医院的哪个地方，扫描进展如何。
“我就是不明白她为什么会那么做。”贝卡轻声说。
“我觉得谁都不明白。”
“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从克里斯塔死的那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我不断回想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也许她母亲或父亲的某些精神疾病遗传给了她。克里斯塔的父亲有躁狂抑郁症，她的母亲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俩是在一家精神病院认识的，几周后就怀上了克里斯塔。从我认识克里斯塔起，她就一直和自己的祖母一起生活。我本以为她的父母去世了。直到17岁时，我才得知她的父母还在，而她大多数周末都会去看望他们。不过，尽管如此，克里斯塔好像一直都很正常。我时常纳闷，两个精神病患者的基因是以怎样的方式组合才能生出来一个不受父母疾病之苦的孩子。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不过随着克里斯塔孕期的进展，我经常深夜躺着睡不着，心想霍普会更像她的妈妈还是她的外祖父母。
一辆救护车拐了个弯，带着呼啸的警笛声，朝医院大楼另一边的急诊室入口驶去。过一会儿，警笛声戛然而止，留下令人胆战的静默。
贝卡的声音把我从幻想中惊醒。“几周前，她奶奶在教堂里对我说克里斯塔行为不正常。”
“对。她变得非常内向，仿佛对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我以为怀孕了就是这样。我以为她会很快振作起来。”
有一家三口从花园里走过。母亲看上去像是在医院呆了一整天，疲惫不堪，也许是悲不自胜。有时候，这两种状态从人的面部表情上看是一样的。父亲怀抱着一个小姑娘，她的头枕在他的肩膀上。我目送着他们，直到他们走进停车场的入口，笼罩在黑暗中。
“我应该对她的行为多一点关心。”我说，“我应该知道这不只是因为她怀孕了。”
当我对有小孩的朋友和同事们提起克里斯塔的行为时，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妻子怀孕时变了个人，他说就像是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这是对克里斯塔的最佳描述——一个陌生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不知道和我一起生活的人是谁。但是我愿意忍受到宝宝出生。我以为霍普一出生，一切都会结束。
“你觉得她想要孩子吗？”贝卡轻声问，近乎希望我听不到。听起来她很怕知道答案。
“克里斯塔对当妈妈很激动。”我说。我不得不住口，让自己镇静下来。我清楚地记得克里斯塔给我看孕检结果的情形。她把我拉进洗手间，激动不已地让我看试纸上的一小截粉色线条。她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她笑着说：“我们要有宝宝了！我们要有宝宝了！”她的蓝眼睛熠熠生辉，我看到她脸上是纯粹的欢乐。
贝卡搂住了我。“我没法相信她走了。”她说，“我应该做一个更称职的朋友。”
“你是个称职的朋友，贝卡。也许是她最好的朋友了。”
长椅上的寒气渐渐渗入我的裤子，我把手深深地插进大衣口袋里暖手。一阵风刮过停车场，吹得我的鼻子和耳朵冰冷。我看了看手表。我想说，霍普很快就该返回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了，可是我没说。接下来的话，今天我要把她用来维持生命的仪器拿掉，哽在我的喉咙，压在我的心头。
“咱们进去吧。”我说，“我冻得慌。”
医生拿着两张霍普的脑部扫描图，一手一张。他把第一张举到霍普床边的窗前。
“这是我们几天前给你看的片子。”他说，“你知道，黑色区域是她大脑里的出血点。”他把第二张片子举到第一张旁边，“这是我们刚刚扫的。你看出有什么不同吗？”
“今天扫描的片子里黑点更大。”我说。
医生点点头。“很不幸，这意味着她没有改观。很抱歉，不过这样的脑损伤，恢复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这样的结果并非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悲痛万分。我现在只想和女儿单独呆一会儿，虽然我知道我想和她相处几个年头，而不是几分钟或几个小时。
“我想和她呆几分钟。”我说。
“你想呆多长时间都可以。”格林医生说，“我们要把你家人转移到一间私室里。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在那里把一切都解决了。”
我握住霍普的小手，看着她。除了个头，她看上去就像个健康的宝宝。她的皮肤是粉红色的。一头棕色的头发柔软而浓密。她长着克里斯塔的尖下巴和心形脸，头发和耳朵随我。我内心的疑惑像浪花拍岸一样冲刷着我。我停不下来，控制不了。我望向窗外。造成雾霾的逆温层——冬季的常见现象——像一块肮脏的褐色毯子挂在盐湖谷的上方。世界仿佛丑陋不堪。我想着霍普的灵魂即将抵达的地方——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霍普再也不用依靠仪器生存。我久久地看了霍普最后一眼，寻找任何意识复苏的迹象——任何能表明医生和化验结果是错误的迹象。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表情是那么平静，仿佛梦见了天堂。
我妈妈、爸爸、三个姐妹和我的一个哥哥、贝卡都在上次警探和我谈话的同一个房间里等着我。我坐在警探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我的家人则坐在长沙发上。护士们的动作很快。她们一个个地拔掉了电极和所有的输液袋，只留下一个装有止痛剂的袋子。最后要拿掉的是呼吸机。关掉呼吸机后，四周安静下来，随后家人的哭声渐渐充满了整个房间。一名护士用白毯子裹住霍普，放进我的怀里。霍普艰难地喘息着。其中一名护士离开了。留下的那名护士坐在门边的一个凳子上，看着地板。
我亲了亲霍普的头，用手指理了理她棕色的头发。我一遍遍地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10分钟后，贝卡站起来，吻了吻霍普，轻声说了句再见。她出门时，用手背擦了擦泪。我的兄弟姐妹们也相继过来道别。最后，妈妈吻了吻霍普的额头。然后就剩下爸爸、护士、我和霍普了。她偶尔的呼吸声，如轻声叹息一般，是屋子里唯一的声音。
“艾贝尔，她很漂亮。”爸爸说。他眼里含着泪。
霍普的呼吸声间隔越来越长了。40分钟内每30秒钟呼吸一次。我把她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1小时后，她隔几分钟才呼吸一次。5分钟之后，霍普停止了呼吸，我看了看护士。
“我去找医生。”她说。
她回来时，带了一个我之前没见过的医生。他留着花白的胡子和头发。他把听诊器放在霍普的心口，认真地听了听，又移动到她胸前的其它地方。
“听不到心跳。”他最后说。他看了看手表。“死亡时间是下午6：53。”护士把时间记录在霍普的病历上。
“你想和她呆多久就呆多久。”医生说，“你要是带了要换的衣服，可以给她换上。”
我来医院带了一位邻居给霍普做的一条白裙子。原本是打算让她出生后在教堂里施洗礼时穿的，可是现在却要穿着入葬。裙子布满蕾丝，小小的，很漂亮。我没勇气给她穿上。没有什么比看着自己死去的女儿更令人难以忍受了。
“我想回家。”我说。
我把霍普递给护士。护士解开霍普身上的毯子，卸掉最后一个输液袋。她把白裙子摊开，拉开背上的拉链。我看了霍普最后一眼，然后走出门。
我们离开医院时，天已经黑了。我和爸爸默默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去奥格登。回去的路上，我记得我在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忘到医院了。我不停地摸口袋以确认我没忘拿钥匙、钱包和新手机。
我在寻找我已经失去的东西，但是永远也找不到、永远也带不回家了。
注释：
[1]La-Z-Boy，美国知名家居品牌，主营功能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