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着医院的妇产科会是一片热闹的景象，挤满了面带自豪、泪眼朦胧的爸爸、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他们为新生儿准备了毛绒玩具，给妈妈带来了鲜花。但当电梯门一打开，走廊却空荡荡的。我随着警官穿过走道，经过的每个房间都一片漆黑、空无一人。
护士站有六名护士挤作一团窃窃私语，当我们走近时交谈戛然而止。六个人齐刷刷地转身看着我。我从那些面孔上看到了似悲似怒的神情。顿时我恍然大悟，她们刚才是在谈论我，或者至少是在说着有关克里斯塔和孩子的事。警官和一位穿着紫色护士服的护士说了些什么，然后那位护士便打开一间产后病房的门，示意我进去。我能感觉到自己走过时，其余护士们紧盯我的目光。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沙发，还有几把塑料椅。病床正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台电视机和三张裱在相框里的照片。其中一张是点缀着明黄色花朵的绿色田野，另外两张是蜿蜒在山谷中的河流和白雪皑皑的山峦之巅。
我坐在沙发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走廊。警官正与一位着白衫仔裤的女士交谈。她戴着一副窄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线圈本。他们说了几分钟，两个人还时不时朝我这边瞧瞧。之后那位女士结束了和警官的谈话，便走进我的房间。
“你就是艾贝尔吗？”她问道。
我点头。
女士自我介绍是这家医院的社工。她问可否坐在我旁边。于是我往沙发边上挪了挪，腾出地方让她坐。
“我听说了你今天下午的遭遇，很糟糕。”她说，声音听上去充满了关爱。和一个听起来像是在乎你的人待在一起会格外安心。
“你冷吗？”她问。
“不冷。”我答，不太明白她为什么这么问。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发抖吗？”
我看了看我的手，然后又看了看身子和腿。我的确在发抖——直到她提醒我才意识到，可我并不觉得冷。
“不知道为什么抖。”我说。
“想来条毯子吗？”
“嗯。”
社工走到门口，跟一个我看不见的人说了什么。不一会儿，穿着紫色护士服的护士便递给她一条毯子。社工回到沙发前，将毯子披在我的肩上，盖住了腿。那是条医院专用的加热过的毯子，我拉了拉裹紧自己的身体，希望能够帮我抵挡住今天一切可怕的事情。社工拉过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她的手温暖又光滑。我们就那么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慢慢地，颤抖平息了下来。
“有人通知你的家人了吗？”她问。
“没有吧。”
“有住在附近的亲戚吗？我们给他打个电话。”
我妈妈住在奥格登，沿15号州际公路开车15分钟就到了。我父亲则住在怀俄明州的卡斯帕——离这儿四百多英里。我父母从8月份就开始这样分居两地了。为了照料她母亲，我妈妈不得不搬去了奥格登，而父亲在一所社区学院教摄影，放假的时候会来看我们。这样的分别本以为是暂时的，不过看样子要持续个几年。
我不希望妈妈一个人来医院，因为知道她应付不来这样的坏消息，我怕她开车来的路上会出点儿什么事。我应该第一个通知父亲，他会把其他一切都安排好的。我努力回忆他的电话号码，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连怀俄明州的区号都想不起来了。我试着回忆克里斯塔的祖母、朋友或是邻居——任何一个能载我母亲来医院的人的电话号码，可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看着自己黑蓝相间的运动鞋说：“我一个人也想不起来。”
有人敲门，随后一位身着绿色手术服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自我介绍说是给我女儿接生的大夫。他把手伸了过来。我没跟他握，等着他亲口告诉我孩子已经死了。
“你女儿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他说。
“她会死吗？”我问。
医生凝视了地板片刻，好像在尽力寻找一个向我宣布坏消息的最佳方式。“我不知道。”他最终开口说道。他引用了一些像我女儿这么大的早产儿存活几率的数据。我努力听着他所说的，但是他讲得太快了，那些脱口而出的数字只会让我一头雾水。等他说完了，问我还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能看看她吗？”我说。
“你很快就能看到她了。待会儿有护士过来带你去看她。”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抱歉，真希望我能告诉你更多。”
他出去了，没关门。我看到走廊里警官在和一位护士聊着天。
“他为什么还在这儿？”我问道。
“谁？”社工说。
“那位警官。他为什么还在这儿？”
“我不知道。”但从社工的声音里能够听出她在撒谎。我还想问她一个问题，但是精力无法集中在构思问题上。我的思绪从克里斯塔快速切换到不知身在医院何处的我的孩子，再到我的家人。一连串的想法闪过，突然一个家族朋友的名字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告诉社工他的名字，在电话簿里应该可以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他会联系我妈妈的，然后带她来医院。社工记下了他的姓名，交给了警官。一个我看不到的人递给社工一个插着吸管的一次性口杯。
社工回到房间。“喝点儿水吧。”她说。
杯子挺沉的，里面有很多冰块。我抿了一小口，然后把杯子放在脚边的地板上。我不太渴。
社工又问了我许多之前发生的事。我试着尽力回答，不过精神还是很难集中起来。真想把手伸进脑袋找一找我丧失掉的语言能力，然而我连手都控制不了了。我们就那么默默地坐在沙发上。
一位护士走进了房间。她看上去年纪要大些，有几缕白发，让我想起了某人的祖母，总是高高兴兴地给她的孙子孙女一些好东西。“想见见你的女儿吗？”她问。
我跟着她走过护士站。其他护士像是商量好了不与我有目光接触。
我们来到两扇木质大门前。护士扫了一下她的胸卡，然后伴随着咔哒的金属声，门开了。她把我领到一个不锈钢水槽前。
“见她之前你要先洗手。”她说。我用抗菌肥皂在手和胳膊上打泡，用温水冲净。然后我随护士来到房间远处的角落，我女儿就躺在那儿。一看到她，我心便碎了。以前见过的早产儿都是在电视上。我从未意识到真实的他们是这么弱小和无助。
她身上到处都是管子和电极，人工呼吸器连接着她的肺，帮助她呼吸。她发量多得惊人，厚厚的巧克力色头发上别着一个小小的粉红色蝴蝶结。我数了数她的手指和脚趾，各十个。
“她多重？”我问。
护士看了看表格：“两磅六盎司。”
“她太小了。”
“就她这个月份，大小还好。”
我伸手想摸摸女儿，又马上撤了回来，担心轻微的触碰也会伤害到她。
护士仿佛读懂了我的想法，说：“没关系，你可以摸摸她。”
我用食指拨了拨她的胳膊。她的皮肤软软的，还有温度。我又摸了摸她的脚底，把我的脸贴近她的，然后亲吻了她的头顶。她闻上去就是新生儿的味道。我的嘴唇能感觉到她的头发也很柔软。
“她的皮肤粉粉嫩嫩的。”我说。
“粉嫩很好。”护士说。
“她很漂亮。”
“你给她起名字了吗？”
名字。克里斯塔和我还没商量好呢。我使劲回想所有我喜欢的名字，但是一个也想不起来。唯一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克里斯塔最喜欢的那个名字：霍普。
“也不必现在就起名字。”护士说，“你可以花时间好好想想。”
“她有名字。”我说，“霍普。霍普·克里斯塔。”
我想多待一会儿，不过护士说他们计划用直升机将霍普送到位于盐湖城的初级儿童医院去，还要为孩子的飞行做准备。于是她把我领回了房间。当我们经过护士站时，我注意到警官仍在和那位护士聊着天。他说了什么，把护士逗笑了。我记得那天有些人还是很开心的。
社工正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回来。我坐在了她旁边。
“我们联系上你家人了。”她说，“他们应该很快就到。”
又是敲门声。我抬起头，希望看到的是我妈妈。可惜，一位穿着浅蓝色衬衫、深色休闲裤和运动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腋下还夹着一本黄色的拍纸簿。
“你就是艾贝尔？”他说。
“嗯。”我说，有点困惑，能看出他不是医生。还有谁会想要见我呢？
“我是雷顿警察局的史密斯警探。”他说，“我正在调查你太太的死因。”他给我看了他的警员证，银色的徽章在强光下闪烁着。
我不太明白。我妻子是持枪自杀。有什么好调查的呢？警探从房间另一侧拉过来一把塑料椅，径直坐在了我对面，翻开拍纸簿的空白页，从衬衫口袋里取出笔，然后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
“艾贝尔，咱们开门见山吧。”他说，“因为出了人命，所以我必须要以命案来处理，直到能够证实这是自杀为止。明白吗？”
刹那间，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位警官一直在门外盯梢，为什么我整个下午都被监视着：我妻子死了，而我是首要疑犯。于是我对警探点头默许。
“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他继续道，“有些是非常私人的问题。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必须要向你提问。能理解吗？”
我又点点头，突然胃里翻涌上来一阵想要呕吐的感觉。之前我都是在电视或者电影里才看到过警方对案件进行调查。到目前为止，现实跟那些一点儿都不一样。警探看了看他的手表，然后在本子上记录下时间。他询问了克里斯塔和我的社保号码跟出生日期。
接下来，审问正式开始。
“跟我说说今天下午都发生了什么。”
我向警探描述说，我用钥匙开公寓门，喊着克里斯塔的名字，还听到了枪声。我不确定他想知道多少细节，所以我的话都很简练。
“见到你太太的尸体后，你有没有碰过或者移动过她，哪怕一丁点儿？”
“没有。”
“为什么没有？”
这个问题使我心里黯然。我当时居然慌乱到没能救她，没能顺着911的操作指示去做。如果我当时能够保持镇定，说不定克里斯塔还有救。
“我不知道怎么救她。”我说。
“你和你太太多久吵一次架？”
这个问题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一周两次。”我说。如果平均下来，差不多是这样。然而最近吵架的次数已经增长到一天一次甚至更多，而且我们的争吵也越来越凶，时间也越来越长。每天我们都会恶言相向，早就记不起上一次安然度过一天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今天你和她打架了吗？”
“我们争论了一下。”我说，着重强调了争论这个字眼儿。对于我来说，打架是会伴随着肢体上的捶打和推搡；而争论仅是口头上的。我希望让警探知道，那天早上——或是任何一天，都没有肢体冲撞发生。
“都争论了什么？”
我停顿了一下，很难想起我到达公寓之前都发生过什么。
“我们前一天晚上住在她祖母家——”
“为什么要在那儿过夜？”警探说。他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思路。我琢磨了一会儿才答上来。
“是克里斯塔想住的，包括今天她也想待在那儿。”
“所以你们就在她祖母家住了一晚？”
“是的。”
“你上一次见到克里斯塔是什么时候？”
“今天一早。我要出去办点儿事。离开时，克里斯塔还在睡着。等我回去时，她已经不在了。”
当时克里斯塔的样子深深地烙印在我脑海里。她被被子紧紧裹着，不知怎的，她的肚子被布那么一裹，显得比平时还要大。她的眼睛闭着，脸上是一副祥和的表情，仿佛正在做着美梦呢。直到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她了。
“你办事花了多长时间？”警探说。
“不清楚。”
“你不知道自己出去多长时间？”警探的声调充满了怀疑。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那天早上的情形：去了一趟杂货店、捷飞络汽车快修，然后去了家得宝。“大概两小时吧。”我说，“在捷飞络等了很久。”
警探等我说完继续做着笔录。我想象着他正在拍纸簿上写下大大的加粗的谋杀字样。警探翻开新的一页，然后停了下来，好像在思考下一个问题。
“这么说，当你回到克里斯塔祖母家时，她已经走了。”
我点头。
“克里斯塔为什么要回你们自己家呢？”
“不知道。”
“她告诉你要回家了吗？”
“没有。”
“你知道她自己回家了，担心吗？”
“也没什么。”
“为什么不担心？”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她会自杀。”我的回答很大声，带着愤怒。警探停止了记录。他看着我的眼睛，盯了许久，再次开始审问。
“当你知道克里斯塔不在祖母家时，你都做了什么？”
“我给自己家打了电话。刚响第一声，克里斯塔就接了。我问她在家做什么，她说正在收拾行李，很快就回来。”她的声音听上去遥远、冷淡，就好像我在和一个被催眠了或是做白日梦的人讲话，似乎她没有在听我说话。
“你们就说了这么多？”
“是的。”
“她回祖母家了吗？”
我摇摇头。
“她没回来，你担心了吗？”
“嗯，有一点儿。我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她说还在弄行李，很快就好了。”
“那是几点？”
我停下来想了想。“不知道。十一点。也可能十一点一刻。”
“你几点回的家？”
“大概差十分两点。”
“在十一点到你回家之前这段时间你都做了什么？”
“每隔三四十分钟我就和克里斯塔通次话。每次她都说在回祖母家的路上。”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对克里斯塔的行为很恼火，在楼下客厅走来走去，一直等她。她本来说一整天都想跟我待在一起，结果早上却自己回家了。那时电视上正在播电影《断箭》。我还记得是因为当时太恼火了，也担心着克里斯塔，所以就一直在抱怨影片中蹩脚的对话和约翰·特拉沃尔塔的演技，好让自己平静下来。
“是什么让你决定回公寓的？”
“我打电话，她没接。”
“你觉得她在路上吗？”
“是啊，可她一直没出现，我便继续打电话。然后她没接，我就开始担心了，赶紧开车回公寓。”
“你几点离开的？”
“大概一点半。”
警探停止了审问。我能看出他在计算从奥格登开车回公寓需要多长时间。
“你有没有打过你太太？”
我告诉自己，警探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没有。从来没有。”
史密斯警探在进行下一个问题之前往前翻了几页，看了看笔录。
“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把枪。登记的是谁？”
“我。是我的枪。”
“你持枪多久了？”
“差不多两年。”
“克里斯塔会用枪吗？”
“会。”
“她上一次用枪是什么时候？”
“几个月前，我们去打靶。”我的思绪闪回到那天。克里斯塔、她哥哥和我，周六一整天都在山里射击装满了水的易拉罐和一加仑大的塑料牛奶瓶。在三十码外，不论我们摆好什么，克里斯塔都能击中。她一直都是个神枪手。
“你平时把枪放在哪儿？”
“衣橱第一个抽屉。”
“她知道你把枪放在那儿吗？”
“是的。”
“枪上膛了吗？”
“子弹在弹夹里。”
“这么说，你在家里放着上了膛的枪，而且谁都可以轻易拿到？”
“我把枪放在盒子里，上了锁的。”
“谁有盒子的钥匙？”
“只有我自己有。”
“一共几把钥匙？”
“三把。”
“钥匙现在在哪儿？”
“有一把在我的钥匙链上，其它两把不知道在哪儿。我们搬家的时候，我把它们收起来了。”
“钥匙这会儿在你身上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链，取下一枚银色小钥匙，递给警探。他仔细观察着钥匙，随后又在本子上做了记录。
“你介意这个暂时由我保管吗？”他问道。
“你拿着吧。”我说。
“能让我看看你的手吗？”
我伸出手让警探检查。他看了看我的手掌，用笔帽那端碰了碰，然后又让我把手心翻过去，检查手背。
“我去看女儿时，他们让我洗了手。”我说。
警探点头，又做了些记录。
“克里斯塔买过人身保险吗？”
“买过。”
“保值多少？”
“不清楚，就是上班族都有的基本保险，可能有一万美元吧。我都不了解自杀在不在担保范围内。”
“你见到你太太的尸体时，有没有注意到那把枪？”
“嗯。”
“枪在哪儿？”
我意识到枪掉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在她头部旁边一个白色盒子的角上。”
“你碰过或者移动过那把枪吗？”
“没有。”
接下来警探又问了一遍那天的细节。等审问结束时，我已经讲了三遍那天上午和下午发生的事。
“我要去你家再看一看案发现场。”警探说，“我需要你写一个声明，允许我从你家带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证据，这对大家都好。”他翻开一张空白页，把本子和笔递给我。那支银色的笔很有分量。我在纸上写下：我允许警方搜查我的寓所并带走任何他们需要的证据。
我希望写得还行。我的大脑还没有回归正常，写个简单的句子对我来说也是件难事。我勉强把声明递给他，看着他的眼睛读过每一个字。他似乎读了好几遍，仿佛在确认上面写的正是他想要的。
“写得很好。”他说，“请在下面签上你的姓名和日期。”
我在声明下面潦草地签了名字，不得不问他今天是几号。
“11月10日。”他查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日期，说道。
我签上日期，把本子交回给警探。
“谢谢。”他说，“今天的问题就这么多，以后很有可能还有些后续问题。”
警探合上本子，把椅子放回远处的墙边。社工跟我说她马上就回来，然后跟着警探走出房间，随手关上了门。自从警方进入到我寓所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独自待着。房间安静得一点生气都没有。距离社工说我家人已经联系上了好像有几个小时之久了。我在想他们现在在哪儿。
我把头埋进手里，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默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听见了开门声。我向上瞥了一眼，以为进来的是社工。没想到竟是母亲，她灰色的眼睛很平静，仿佛见到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艾贝尔，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说。
她还不知道吗？我以为会有人——警察、社工，或是护士——已经告诉了她。
“克里斯塔死了。”我说。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开始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