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尔·叔本华（1788年—1860年）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论和现代悲观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精辟地概括了他的思想：“世界是我的表象。”意思是说，意志是“我”的本质规定，而世界（包括意愿活动）则是意志的表象。其著作《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附录和补遗》就是对这个主张的论说。《人生的智慧》则是从《附录和补遗》中摘选出来独立成书的。
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就是他本人这一辈子的写照。这本《人生的智慧》不是一本哲学专著，而是叔本华用既通俗易懂又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对人生的洞见；确切地说，是叔本华对自己一生的生活准则的总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书中多多少少发现叔本华的影子，因为，对人生的思考，最深刻的莫过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所以，对本书内容进行大略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叔本华的另类的自传。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叔本华对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的简单论述。叔本华将人生的基本内容分为三部分：人的自我、人的所有和人在他人眼中的样子，这其实已经隐含了他的哲学主张：人的自我（准确翻译过来就是“人之所是”）实际上讲的是意志，而第三章人的所有和第四章人在他人眼中的样子（人的显现），则是意志的表象。
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叔本华对人生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论述。在这里，我们采取纵向的角度，即依据叔本华的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来对叔本华的一生，也是对本书进行一个整体的概观。
1788年，叔本华出生在但泽一个世代经商的贵族家庭中。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富商和银行家，性格孤僻而暴躁，严厉且忧郁，是自由思想家伏尔泰的信徒，奉行“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理念，向往英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母亲约翰娜·特罗西纳·叔本华比他父亲小二十岁，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畅销书作家。她聪明漂亮，开朗大方，喜欢交际，富有才情。两人的婚姻是约翰娜·特罗西纳的亲友极力撮合而成的，约翰娜·特罗西纳本人似乎并不感到幸福。叔本华说过：“优厚的物质条件和狂热的爱情相结合，是至为罕见的好运。”，不过，叔本华也自称，他的性格得自父亲，而智慧则遗传自母亲。
打从出生开始，叔本华就和母亲约翰娜迁居小城奥利瓦的庄园，父亲则整日为生意奔忙。约翰娜远离了社交圈，认为自己备受束缚，没有将心思放在叔本华身上。1793年到1797年，父亲将全家搬往汉堡，并很快结识了当地名流，母亲更是热衷往来于各种交际场中。他们也经常在家中举办盛大的舞会。于是，给叔本华留下的只有恐惧和孤独。后来，叔本华不止一次回忆自己在汉堡的童年岁月。在散步时，父母远远地走在前面，而叔本华却跟在后面“步履蹒跚”。“当时我的心中充满绝望。”他在《手写遗稿》中说，“那时我才六岁，晚上散步归来的父母，忽然发现我完全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因为那时我突发奇想，以为他们永远地抛弃了我。”
1797年，叔本华的妹妹露易丝·阿德莱特·拉维尼亚诞生。此时，叔本华将近十岁，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也做一个有教养的绅士名流，于是把他送到巴黎和勒阿弗尔学习法语和社交技能。十二岁时，由于战乱，叔本华回到汉堡，进入培养未来商人的著名的私立龙格学校。在家中，商界名流和文艺界的雅士终日络绎不绝，叔本华对此深恶痛绝，在他们身上，他看见了商人的庸俗和文人的虚伪。所以，在本书中，叔本华主张：“人们应该把他们的现有财富视为各种可能灾祸与不幸的防护墙，而非一张借此花天酒地的许可证，一个荒淫放荡的乐园。”“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又有许多嘉宾，他们穿着节日服装，感受着宴会的气氛，是高贵的上层社会的社交招牌。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代替这些嘉宾到场的仅仅是强迫、困苦和无聊。因为宾客云集之处，正是许多无赖出没之地，并且他们都在胸口别上三角星。真正的社交活动在哪里必然都是很小的。”
在这种社交式的家庭中，叔本华深深厌恶那些菲利斯特人（庸人）的无聊与空虚，向父亲一再请求让自己转学文科，以后走学术之路。但父亲深信文人多穷，要他子承父业，1803年，他向叔本华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在汉堡学习拉丁语，将来作学者；要么陪父母游历欧洲，回来后学习经商。年幼的叔本华经不起周游世界的诱惑，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游历，历经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萨克森、西里西利亚和普鲁士。
不过，这一年多的游历对叔本华大有裨益。在本书中，他写道：“生活，以其全部意义，总是日新月异，在我们面前，它的面貌不因其日复一日的重复而迟钝老去。所以，在我们童年的追求中，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自己追求的目的何在，但是，我们在冥冥之中，从每个场景、每个事件那里，把握生活的本质，以及生活的形态和展现的基本特征。我们观察所有人和物时，就像斯宾诺莎一样，‘采取永恒的视角’。”
两年结束之后，叔本华已十七岁了，按照协定，他在但泽和汉堡的商店里做实习店员，接受商业培训。但是，叔本华并不就此回心转意，他常常忙里偷闲，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问题。
1805年4月20日，父亲由于生意受挫，加之与约翰娜的尖锐矛盾，从家中存放货物的阁楼上跳下身亡。他为家庭三个成员每人留下了两万塔勒[1]的遗产。此后，约翰娜带着九岁的女儿移居魏玛，办起了一个文艺沙龙。她顶住世俗压力，邀请出身卑微的歌德夫人参加沙龙，而歌德也就成为家中的常客。格林兄弟、施莱格尔兄弟，还有舒伯特也曾参加过她的沙龙。约翰娜从此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颇受欢迎的爱情小说。
由于父亲过世，叔本华变得更加孤僻、忧郁，也养成了悲观的性格。当他在垂暮之年回首自己的青春时，依然情难自已：
于是，我们眼前的世界就犹如一个伊甸园，我们所有人却都降生在阿卡甸高原。然后，我们渴望现实生活，追求成就，承担苦难，这些作为使我们深陷世界动荡之中。在其中，我们屡败屡战，也就学会去认识事物的另一面，认识它们在意愿之中的存在。随后，巨大的失望也就接踵而至，紧接着，我们幻想的年岁如烟飞逝。而我们的失望也在不断增强，乃至更加彻底。此后，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童年生活远远看去，恍如一个剧院中的舞台装饰；当我们迈向老年，这种舞台装饰也就靠近我们。
叔本华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了，两年后，他踏上了学术之路。刚开始，他在哥达文科学校学习；后来转入魏玛中学，学习拉丁文、古典语文、历史和数学等。
在青春时代，叔本华的性格也反叛起来。他厌恶母亲交际花一样的生活方式，而父亲病重时无人照料，母亲应该为他的死负责。
最后，还有下面的原因让我们感受到童年的幸福：恰如初春时节，所有的叶子都有相同的色彩和几近相同的模样；我们也一样，在童年时期，所有人彼此相似，所以能够和睦共处。然而，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我们彼此的分歧慢慢出现；并且，就像圆规的半径脚一样，这些分歧越变越大。
1809年秋，从魏玛中学毕业之后，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他第一学期在医学系就读，第二学期转入哲学系。他兴趣极广，涉猎化学、物理学、解剖生理学、植物学，还有天文学和气象学，甚至对占星术也有所关注，在这本书里，他还以占星术来说明人生的各个阶段。此时，叔本华的哲学老师是弗里德里希·博特维克和博特维克·恩斯特·舒尔特。在舒尔特的指导下，“神明般的柏拉图”“奇迹般的康德”让他由衷的钦佩。
两年后，对哲学的痴迷使他转入柏林大学，因为他“期待认识费希特这个真正的哲学家和伟大的天才”，并且，当时柏林大学还有施莱尔·马赫、沃尔夫等哲学家。不过，未来的哲学家听了当时的哲学家的讲课之后，大为失望。原来被他称为“才华横溢的人”的费希特，变成“吹牛者”“康德的小丑”，他还经常和费希特辩论。而对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和哲学相互依存的主张，他也不敢苟同。偶像的光环被他看穿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哲学思考。
与独立思考相伴的，是叔本华孤傲的性格。因为在大学里，到处是奉行骑士传统的愚蠢的“荣誉人士”，他们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决斗，以捍卫自己的尊严。叔本华在本书中对他们进行长篇累牍的讨伐。
归根结底，我非常清楚，政府不会真心诚意取消决斗之举。民政官员，特别是许多一般的官员（除了职位最高的官员之外），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他们的劳动之价值。结果，他们的另一半收入就由荣誉来支付了。荣誉的象征首先是头衔和勋章，其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般阶层荣誉。既然阶层荣誉对于决斗而言就是骁勇的备用战马，那么在大学里就有关于荣誉的预备学校了。由荣誉带来了流血牺牲，也因此支付了官员薪资的不足。
1813年，德国爆发反抗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叔本华离开柏林，来到远离炮火的鲁道儿施塔特。在那里，他激情澎湃，奋笔疾书，仅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这篇论文由此也就奠定了他的认识论基础。随后，他将论文提交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同年10月18日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然后，他回到魏玛，参加母亲的文艺沙龙，结交许多文化名人，与歌德惺惺相惜。歌德评价叔本华说：“看吧，这个人会比我们所有人更出色。”歌德最先阅读了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充分肯定了叔本华对直观的重视。受歌德委托，叔本华研究色彩问题，并在1816年发表了研究成果《论视觉与色彩》。
在魏玛的半年，叔本华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愉快。由于经常面对母亲的同居者，叔本华感到备受耻辱，按照他的主张，母亲应该遵守本书中的女性荣誉原则：
女性荣誉在两者中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两性关系在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女性荣誉是人们对一个女孩和一个妻子的一般评价：女孩绝不可未婚失身，妻子只能委身于她所嫁的男人。这种评价的重要性基于下面所说：女性渴望、并期待从男人那里，得到她所想要的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男性首先直接地只渴望从女性那里得到一个东西。因此，必须做出这样的安排：男人负责满足女人对他的所有要求，并承担养育双方结合所生下的孩子的责任。所有女性的福利都基于这样的安排。
叔本华可能在怀疑母亲对自己丈夫的不忠。所以，他经常嘲讽母亲的做法，两人经常唇枪舌剑。最终，在1814年5月，叔本华与母亲彻底决裂，搬到德累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