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从寄宿的马萨林学院毕业。那时，广袤的法国因为革命的横扫，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即使是公立学校也未能幸免。于是我被迫离开了马萨林，就像一名被迫离开寺院的僧侣——教堂的门已经被蛮力打开，我再也回不到那种平静的生活了。那时，我对未来还没有什么清晰的计划，只是想从事些和文字有关的工作，不要荒废所学。我是没什么野心的，那时的年轻人大多如此，碌碌无为，只想过放荡不羁的生活。于是我试着写一些孩子气的文章，而这些文章让我被当时一位有名的文学家所关注。他叫帕里索，是一位颇受年轻人爱戴的文学家，因为他非常和蔼可亲，许多年轻人都愿意向他寻求建议、倾诉苦恼。
帕里索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有些机灵的女人可能会觉得他富有智慧却沉闷无聊。帕里索确实很有智慧，所以他才选择了从事文学中最难的一项——讽刺文学。帕里索曾以舒瓦瑟尔公爵[1]为原型写了一部名叫《哲学家们》的喜剧，这让他树敌不少。舒瓦瑟尔公爵时任国务大臣，他决心打压帕里索的讽刺之风，这名公爵也正是伏尔泰（帕里索的暗敌）、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公开声称反对帕里索）等哲学家的领袖。于是，言辞犀利而富有感染力的帕里索就成了众矢之的，哲学家们用最激烈的方式不断攻击帕里索。帕里索也不甘示弱，他仿照蒲柏[2]的《愚人记》写了一篇讽刺的文章回应哲学家们，文章一针见血，就像一支支利箭射向那些哲学家，而这也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深入骨髓的仇恨。
这些人将这种恨意传给了他们的后人，所以直到帕里索垂垂老矣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恶意攻击他。帕里索时常对我说，他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唇枪舌剑，而在那些苦涩的时光中，唯一的慰藉就是蓬帕杜夫人[3]对他的一个微笑。他见到她的那一刻，蓬帕杜夫人坐在马车上，驾车的不是别人，正是舒瓦瑟尔公爵。公爵向蓬帕杜夫人介绍了帕里索，夫人略微停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只是对帕里索报以一个倾城的微笑。而这位大文豪就这样陷入了她的笑容里，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
帕里索曾三次尝试进入“学院”，但每次都被奈容阴谋破坏了。奈容正是狄德罗衣钵的传承者。而另一位阻止帕里索进入“学院”的人，则是被人称为“第欧根尼”的拉朗德。在帕里索最后一次尝试时，拿破仑将军在谢尼埃的邀请下来到了选举现场，并为他喜欢的学者投票，结果，拿破仑将军投给了帕里索。有传言说，谢尼埃本来打算让拿破仑将军投票给帕里索的竞争者——勒布朗神父，他曾经翻译过《卢克莱修》和悲剧《曼科·卡帕克》，但如今，他的名声已经渐渐淡去，他的译作《曼科·卡帕克》不太成功，甚至还引出了一句谚语：“一本书如果叫《曼科·卡帕克》，你还指望它能好到哪儿去？”
但最终，好好先生勒布朗神父还是被选上了。拿破仑将军有点儿惊讶，但谢尼埃对他说：“将军，你是注定要输的。”
在多次尝试均告失败之后，帕里索宣布他不再参加“学院”资格的竞选。之后，帕里索开始用心经营自己的家庭，并不断修订《愚人记》。帕里索的朋友弗兰西斯为他谋得了在马萨林图书馆当终身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而他也将收到由帝国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本来这一切荣耀都能让他轻易跻身“学院”当中，但由于哲学家们的阻挠，他失败了。
我曾在帕里索的家中看过各色文人骚客。其中之一便有马利·约瑟夫·谢尼埃，他在帕里索的鼓励下走上写作的道路，他的才华之高绝，在他壮年之时便达到顶峰，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还有勒布伦，一名抒情诗人，一位天使一般的人儿，奥维德《变形记》的译者；还有菲利克斯·诺加雷特，一名愤世嫉俗者，却与帕里索保持着最真挚的友谊。乐高文、泰尔玛以及康塔特小姐有时也会到帕里索的家里拜会那些著名的剧作家。帕里索每晚都和朋友聊天打牌聊以度日。他几乎从不去剧院，却为剧院的衰落感到悲伤，他就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怀念过去，而当他看到现在的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只会更加怀念过去而已。有时泰尔玛和康塔特小姐会拉他去剧院。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而帕里索为了照顾他们对歌剧、戏剧的兴趣，总是会陪他们同去，而每去一次，他都能认识新的面孔。
博古宁小姐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法国大剧院的当家花旦。介绍她和帕里索认识的则是设计建造铸币厂的著名建筑家安托万，在演艺的道路上，他给博古宁小姐许多指导和建议。博古宁小姐彼时年方二八，貌美如花，活泼动人，天真烂漫。像她这样一个女孩子，要讨一个老人家的欢心，简直是易如反掌。而她的导师安托万也时常为了舞台的魅力把持不住，在一次假期当中，他甚至差点儿辞职去当演员。但是安托万这种荒唐的尝试总是被他的挚友——著名的演员勒坎及时阻止。安托万已经有了一份体面而光荣的职业，何必为了这虚幻而不确定的事业而改变呢。事实上，安托万也为此非常感谢他的朋友，但也一直为不能在科尔内耶的戏剧中演上一个角色而感到万分后悔。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在了博古宁小姐身上。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找到了“在戏剧研究和创作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学家帕里索”，希望能依靠他更好地培养博古宁小姐。有一阵，博古宁的导师每夜都带着她来到帕里索的寓所，让她一遍遍地重复着她要演的桥段，向诗人寻求帮助和建议。
在帕里索的访客里，我还见到过于尔班·多默格，他是“学院”的成员，是一位有名的语法学家，他为人友善，待人真诚。他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语法。他对语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极度狂热的喜爱，这让他致力于将这门高深的语言艺术普及给人民大众。他喜欢写严格押韵的诗歌，这为激进的诗人勒布伦所不齿，而之后的一次争吵让他们结怨，于是勒布伦就写了大量的讽刺诗来讥讽多默格。所幸，多默格性格乐观，所以并未受到此事的影响。多默格觉得琐事会影响到他，所以把自己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一名年轻的仆人打理，这名仆人则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好让多默格有个舒心的环境工作生活。也正是在那所房子里，我有幸结识了拿破仑将军的一名兄弟，他之前被内阁派到埃及去了，彼时正好回国。
路易·拿破仑在巴黎时，只要他有空，就会去听各种讲座，于是结交了许多文学圈、艺术圈、学术圈的朋友。他对文学最感兴趣，在这方面也颇有天赋，他觉得自己能在文学创作和阅读中得到抚慰，甚至想在自己退休后从事文学创作研究。他确实很有才华，他的直率也让人敬佩，就像他的座右铭说的那样“尽你所能，莫问前程”。他总是以这样一种真诚的态度对人。他对我也很好。我当时无法预见他以后将身居高位，而当时他高贵的品质和他显赫的身世已经让我觉得此生都将难以望其项背了。
就在路易·拿破仑从埃及回国后数月，拿破仑将军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弗雷瑞斯。
在拿破仑将军从埃及返回法国的路途中，科西嘉岛又一次见到了她令人骄傲的孩子。因为恶劣的天气，拿破仑将军已经在阿雅克修耽搁了一阵。为了避开疫情，他必须抓紧时间赶路。当时拿破仑将军在阿雅克修的消息还未传开，有一位财政部的出纳员巴贝利赶忙乘上了一艘小船，来到将军所在的船上欢迎他回法国。拿破仑跟他要了一些水果和一份久违的报纸，同时还表达了要回到人民中去的喜悦。就在巴贝利忙着给拿破仑送东西的时候，他的父亲——卫生部部长——也正忙着说服他的同事允许将军回法国，因为这对法国人民将会是极大的鼓舞，也是对他们心愿的满足。可是，其他委员却以法律禁止和无法为疫情负责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一决定可能让拿破仑陷入危机。部长向其他官员保证船上绝无一名病人，他提议全体卫生部官员去面见拿破仑，这样既能核查船上的卫生状况，又能向拿破仑将军致以敬意。这条建议很快被卫生部通过了。就这样，在一名先遣队员的带领下，卫生部官员乘船来到了拿破仑的舰上。在舰上，拿破仑将军和贝蒂埃、缪拉、安德烈西等人向卫生部一再保证船上并无疫情，十分安全。卫生部让步了，于是拿破仑等人很快地回到了大陆上，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由于受到海风的影响，拿破仑将军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军队都留在科西嘉岛上。回到法国，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片陷于混乱的土地整治清楚，而迎接他的是一大批忠诚的军人。这些军人已经有19个月没有拿到兵饷了，维持他们运作的钱是由那名出纳员资助的，而为了支持他们，他已经倾尽所有——除了为他们笼络各方关系之外，他还把自己所有财产捐献出来，共计4万法郎，正好够拿破仑军队用到巴黎。
我们在赞扬那位出纳员和他家人的无私品质之时，也应该对法国政府做出谴责，因为他们无法负担军费，却要平民出资。这些事情都是巴贝利亲口对我说的，他当时正好担任阿雅克修的财政部出纳。
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位知道内情的人，那就是若贝尔——拿破仑将军的秘书。拿破仑已经厌倦了航行，于是他一直等到风向改变才离开阿雅克修港。有三次传言说风向要变，但是最后还是冈托姆少校派出的一名官员来通知正在参加舞会的将军，他说风向转南，现在是离港的最好时机。每个人都立即出发，身上还穿着参加舞会时所穿着的盛装。船已备好，目的地是土伦港，那附近驻留着一个英国的中队。幸运的是，拿破仑将军所乘的舰艇没有被发现。
在葡月[4]16日（公历1799年10月7日），小船得到许可驶向尼斯，次日清晨，就已经到达弗雷瑞斯附近。尽管前一日已经被人发现，将军还是决定搭乘大艇向海岸边进发，距离他们1里格[5]的“圣拉斐尔”号的副舰长向他们提供了一艘小船。而护卫舰则停泊在海面上。接着，拿破仑马不停蹄地赶往巴黎。
我不能说拿破仑将军登陆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国，但法国人民确实都希望这位救世主最终能够到来。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件事，拿破仑将军从埃及回来的时候确实是收到了立法议会邀请的，虽然内阁十分不愿意。我也在1850年5月15日的《军事观察者》上撰文说明过这一点。我发表这一文章的目的是想澄清，拿破仑将军在埃及的时候确实收到了来自内阁的信件，而且内阁也希望拿破仑回国。这件事现在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我还是想提一提。拿破仑收到的信件总共有7封。第一封已经非常著名了，它被很多的报纸、杂志、书籍引用过。它写于共和历7年，牧月7日（1799年5月26日），由三名负责人签字——这一要求源自共和历3年，是为了确保立法议会的知情权。这封信就这么横空出世，完全不顾及任何人的感受，好像这样就会合理合法似的。我曾采访过那三名签字的负责人中的一个，他曾是内阁成员，他说他从来不记得自己签署过任何召回拿破仑将军的文件。但事实上，他签过。白纸黑字，不能抵赖。现在这封信的原稿还保存着。
拿破仑将军的前任秘书阿梅代·若贝尔和他在埃及时的副官尤金·默林的证词更经得起考验。他们俩在将军的航程中从未离开过他半步，并且随他回到了法国。他们了解将军的一举一动，甚至是他出发和航行的时间。在回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内阁要求拿破仑将军回国的意愿。他们还说，拿破仑出发时，法国军队在意大利和普鲁士连连受挫，这样的新闻也每每见于英国的报纸上，而这些报纸，每天都会由英国人送到法国军队中去。这些证词都能很好地证明，拿破仑将军在埃及时是收到过法国政府的召回信的。而且拿破仑将军本人也证实过这一点。
根据拿破仑将军自己在圣海伦娜的发言看，他在1799年5月13日曾收到过法国的来信，说明当时政治境况的恶劣，也正是因为这封信，他才被迫撤退回亚力克桑德拉。不过，从时间上来看，这些信件可能不是来自于内阁，而更可能来自于约瑟夫·拿破仑。但是，法国皇帝又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引用到了那信中的句子，看起来，这封信应该是出自内阁无疑了。
拿破仑将军于1799年10月9日在弗雷瑞斯登陆，那时，法国内阁依然认为拿破仑还在埃及。接着，他开始向巴黎行进，在弗雷瑞斯与里昂之间的某地，他遇到了一名通信官，手里还拿着给埃及最高指挥官的急件。这些急件的内容是撤回让拿破仑将军回到法国的决议，并让他继续留在埃及；内阁还通知他一项政府决议——即把军队大权交到勒古布将军手中。我们失去意大利，战火已经烧到了瓦尔河的时候，内阁才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那时他们急切地需要一名像拿破仑将军这样的天才来控制局面，于是他们把他召回法国。而当苏黎世胜利、荷兰告捷时候，他们就恨不得把拿破仑将军踢得远远的。内阁就像忘性大的水手，风暴平安度过后就忘记了自己曾许下的诺言，而这样出尔反尔、毫无危机意识的态度，才是让共和国陷于危险中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后来在巴黎，拿破仑才收到了本应该在他成功登陆埃及后就发给他的信函，同时收到的还有上将在卡塔赫纳寄给他的一封信，以及巴拉斯和塔列郎给他写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