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1部分第24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或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于1872年12月至1875年5月初撰写的文章。各篇文章、草稿、声明、译文以及其他材料都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从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结束到德国工人运动哥达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创作和政治活动情况。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理论胜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德国工人运动哥达代表大会（1875年5月召开）则实现了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本卷所发表的文献首先突出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使国际工人运动适应那几年阶级斗争的新要求和捍卫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做的巨大努力。巴黎公社开始了无产阶级斗争史上的新的一页。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根本问题成了舆论关注的中心。工人运动面临的历史任务是逐步集合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展开阶级决战。“由阶级即无产阶级组成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壮大的时期”[2]已经开始。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了阶级斗争的这一新时期开始时所要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分析了工人阶级为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所做的第一次尝试，从而得出了最重要的结论和理论[3]，决议中所确定的任务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它们包含了为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和开展无产阶级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所需的政治纲领问题。大会同时还指出，革命力量必须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集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划清界限。大会的决议表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性文献中获得了胜利。国际工人运动的各个支部都来贯彻大会的决议，这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核心问题。
贯彻在海牙通过的政治纲领、建立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并促进它的成熟，这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本卷收入的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此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和政治实践活动。这些文章包含有关于革命和国家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一系列新的深刻的认识，叙述了同工人运动内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概念和观点进行斗争的新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个时期的学术创作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涉及的面极其广泛。从本卷收入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创作活动的三个重点。第一是继续制定和传播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反对敌对的观点。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活动主要反映在下列文章中：《论住宅问题》、《论权威》、《政治冷淡主义》、《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流亡者文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活动的第二个重点是，竭力帮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完成自己的任务，维护和捍卫国际工人协会的革命遗产。这个方面除了反映在已经提到的文章中以外，特别反映在下列材料中：恩格斯致总委员会的书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下形成的总委员会决议和他们为《国际先驱报》撰写的文章。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全面帮助，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发挥其国际无产阶级最先进支部的作用方面给予的支持，是他们创作活动的又一个重点。这主要反映在他们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撰写的文章中。
本卷收录的所有文章都表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活动中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些文章中，尤其是从作为他们活动的几个已经提到的重点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将获得有关国际工人运动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其他重要认识。在这里，中心内容是科学地分析阶级斗争的具体条件，它们在巴黎公社后的几年里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革命的工人运动应加强理论工作，以便不仅能够较为深刻地认识阶级斗争的相对和平的新条件，而且能够抵御越来越泛滥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越来越重要。
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和1873年开始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即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导致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根本矛盾的加剧。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面临新的问题，它们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另外，各国革命运动之间的差异日益扩大，这就向国际工人运动各支部的理论工作和独立行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围绕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目的，应走的道路以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了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势力加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即国际工人协会的进攻。
回击这些进攻已迫在眉睫，因为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极力试图扩大对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大肆宣扬各种掩饰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的理论。例如，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弊端如住宅缺乏现象的改良建议，旨在使工人阶级相信，这些社会问题可以在保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求助剥削者的国家来解决。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中概括了当时在理论方面向工人运动提出的要求，内容如下：“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4]在恩格斯专门“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5]中，随《共产党宣言》而一同产生的一个认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效力，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长期任务既包括了工人阶级的理论斗争，也包括了必须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表现形式彻底划清界限。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中第一次阐述说，工人政党的任务是，在斗争的“所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6]进行斗争。
从本卷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多么热情地致力于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通俗化，从理论上解决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有力而坚定不移地抵制任何企图在工人运动内部散布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理论的行为。在与错误观点的论战中，他们阐明了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并告诉人们，革命理论是实际斗争的具体指南。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该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住宅缺乏现象严重地存在于各国劳动人民中间，恩格斯在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解决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进行的论战中阐述了工人阶级解决住宅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科学立场，论证了争取社会政治变革的斗争和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一致性。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向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如何围绕社会政治问题开展斗争的范例。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工人阶级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同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工人阶级的科学理论把人类生活的一切表现和形式都最终归结于在某一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和依赖于它的政治关系，而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在判断社会问题时总是从抽象的、脱离生活的道德原则出发。经过科学论证的社会主义从对社会生活的客观联系和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出发，提出了真正改变社会关系的现实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而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却满足于向人的良知呼吁。一个是革命的，另一个则是反动的。工人阶级的经过科学论证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明白革命斗争的长期目标，同时也规定了可以实现的近期任务。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根本认识不到日常的实际要求，要么热衷于革命空话，要么沉溺于浪漫主义的幻想之中。
恩格斯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同时论述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基本的和上升为理论认识的经验。他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局部问题的斗争同实现最终目的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阶级斗争的相对和平时期也是如此，甚至更应当如此。他援引伦敦会议决议和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以住宅问题为例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能否准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具体的政治关系，将决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性和成功与否。在这方面，他谈到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思想，同时提请人们注意马克思《资本论》这一著作的理论财富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近期斗争的意义。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着重揭露了蒲鲁东和拉萨尔所鼓吹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强调指出了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不认识或轻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错误地估量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民在社会中的作用；不认识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和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把某些社会措施绝对化；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它的由统治者的利益所决定的职能。恩格斯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性与区别，令人信服地说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其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是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前提。恩格斯从这一观点出发，第一次在自己的这部由于在报刊上发表和出版单行本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说明，对于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承认斗争的目标，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7]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论证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要求，恩格斯也以此为依据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机器的本质及其作用方式。他得出的结论是，旧的执行机构和同资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官吏完全不适合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恩格斯补充和深化了己有的关于剥削者国家作为“总合的资本家”[8]这一本质的认识。恩格斯第一个深入分析了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并称它为伪装的宪政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实际的政府权力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阶层手中。[9]
在与小资产阶级关于城乡对立的所谓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的观点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恩格斯阐述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更深远的思考。他首先认为，随着剥削阶级被消灭，城乡对立就不再有社会经济基础，定将永远消失。所以，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会产生工农业生产密切相联的条件。只有这时才能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上使这两个领域趋于一致。[10]同时，恩格斯还第一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民将通过合作化建立起大生产。而现有的大地产经营应当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接管。通过农民小生产的联合，这些小生产也像地产经营一样，能够“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器等等”[11]。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使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感兴趣并通过说服争取他们参加合作社生产。而由工人阶级接管和管理的大农场应当成为显示农村大生产的优越性的样板。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剖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后者错误地评价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历史作用。他指出，正是现代大工业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