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中发表的文章表明，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期的著作中占有很大篇幅。在这里，他们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假革命的性质。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没有能力理解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有碍于同被压迫群众一道去开展反对真正的主要敌人，即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这一剥削阶级的斗争。在客观上，无政府主义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构想缺乏任何科学基础，它们通常借用极端主观主义的和极端荒谬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还指出，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麦克斯·施蒂纳和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观点上去。
几乎在《论住宅问题》问世的同时，恩格斯写了《论权威》一文。这篇文章专门驳斥巴枯宁主义。他指出，巴枯宁分子也同蒲鲁东分子一样，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精神。小资产阶级声称，必须反对集中的、凌驾一切的大生产，才能捍卫自由和独立。这一立场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反对历史的进步，从而反对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真正实现。它违反了工人阶级的目标和愿望，违反了现代大生产的真正体现。恩格斯在驳斥所谓反权威主义者时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立即废除国家的思想的非科学本质和敌视革命的本质。“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13]
恩格斯指出，在导致国家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以此为基础的阶级被克服和被排除之前，根本谈不上废除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并排除社会中形成社会对抗的起因以后，国家才将逐渐消亡。同时恩格斯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镇压被推翻的阶级的反抗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的必要性。巴枯宁认为，每一种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按其本质要永远存在下去，恩格斯驳斥了他的这个论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杠杆。恩格斯以这一论点为依据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必然发挥的各种重要职能。他写道，革命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胜的政党只有凭借它的武装权力对反动派造成恐惧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14]工人阶级需要国家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它从一开始就需要国家也是为了管理和领导生产。随着工农业大生产的发展，联合起来的活动及其复杂的、相互依存的过程越来越取代了个人的各自的独立活动。恩格斯写道，联合起来的活动也就是组织起来。[15]然而，没有权威要想组织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经济领域中应用权威将以生产条件要求不可缺少的权威为限，至于政治国家以及与之相联的政治权威，恩格斯认为，这些东西将随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消失。[16]这就是说，国家的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从而维护真正的社会利益。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也探讨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问题。同样，他也驳斥了巴枯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和立即废除国家的理论，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危害性，因为这一思想断定工人阶级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并应让雇佣奴隶制永世长存，从而使工人阶级丧失斗志。马克思还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谈到它的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他研究了巴枯宁分子为什么能够影响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问题。马克思写道，巴枯宁分子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因为他们没有向工人说明自己的真正目的。否则，工人阶级早就会让那些推崇自由、自治和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科学博学之士们滚蛋。但是，由于工人运动不断强大、解决社会问题已迫在眉睫，这些学者们便不敢在探讨斗争的经济和社会要求时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了。[1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篇文章特别有利于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帮助他们抵制巴枯宁主义的影响。在巴枯宁主义产生很大影响的国家，如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法国，这些文章促进了为建立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开展的斗争。
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海牙代表大会委托而写成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对于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它于1873年8月用法文出版，并于1874年出版了德译本。这部小册子是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写成的[18]，关于这些资料，本卷中内容丰富的注释部分第一次详尽地作了说明。这些原始资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依据了巴枯宁分子的文献、可靠的文件和报告，它们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对巴枯宁分子进行无情的、令人信服的揭露。
在这部小册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反对巴枯宁主义这一国际现象的斗争，阐述了争取国际工人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团结一致的丰富经验。他们概括了当时的斗争经验，同时宣传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的新认识。他们维护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应成为未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遵循的准则。他们还揭露了巴枯宁分子所宣扬的组织原则的小资产阶级的本质，这些原则的核心就是建立秘密的组织。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巴枯宁打算把这种专制的、等级制的秘密组织形式强加给各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机密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指明了宗派主义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这些论点，并根据巴枯宁分子在一些国家中的活动再次证明，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存在于小资产阶级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令人信服地指出：工人政党的理论原则和组织原则是密不可分的；工人阶级只有保持团结，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他们坚决反对巴枯宁分子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反科学的看法。巴枯宁分子把农民、破落的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看做新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驳斥巴枯宁关于社会革命和未来社会的观点时指出，正是这些理论是促使巴枯宁主义敌视无产阶级政党、敌视劳动力的任何集中的原因。此后不久，马克思在他关于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提要中继续批判了巴枯宁的社会革命观点。
巴枯宁分子在有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曾一度得势，对于这样的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部小册子更加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具体地论述了巴枯宁主义对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从而向这些国家的工人指明在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的原因。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只有由一个独立的政党来领导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巴枯宁分子划清界限，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小册子有助于在这些国家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做准备。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分子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具体的、十分详细的剖析，从而揭露了他们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方法的多样性和阴险性，揭露了巴枯宁主义的不同组织形式所共有的反对革命运动的目的。因此，这些剖析不仅为近期的斗争，而且也为日后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具体的建议。它们令人信服地指明了工人运动业已面临的严重危险，即无政府主义势力有可能夺得领导权。这个小册子维护和捍卫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同时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家试图把工人运动的革命代表人物和无政府主义者相提并论，这是多么荒谬。
马克思和恩格斯想通过他们的小册子多方面分析巴枯宁分子的活动，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澄清思想的进程。他们还分析了巴枯宁分子敌视科学的态度。巴枯宁分子说什么科学不过是一种“官方的”科学，以为有了这一借口就可心安理得了。巴枯宁分子从这种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论断出发，否定革命斗争中和社会革命中的自觉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革命理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掌握科学的革命理论，所以必然要同一切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和与之为敌的理论划清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小册子向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指明，应怎样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分析和驳斥非科学的和伪革命的观点。
小册子出版后立即遭到猛烈的攻击，由此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人公开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诽谤和不正当行为。对此恩格斯写道：“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19]“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20]
恩格斯在《西班牙的共和制》、《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流亡者文献》中也论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在《西班牙的共和制》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曾阐述过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和19世纪下半叶欧洲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基本思想，他们以此为依据，在《西班牙的共和制》中专门研讨了无产阶级对“现代共和制”的立场。“如果说现代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完善的形式，那么它同时又是那种使阶级斗争摆脱其最后桎梏并为阶级斗争准备战场的国家形式。现代共和国正是这样一个战场。”[21]这一论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政治斗争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它一方面包含这样一个认识，即工人阶级并不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无关紧要，另一方面它又是针对那些在本质上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能抱有的幻想。最后，它引导工人阶级去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
恩格斯的著作《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主要论述了工人阶级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开展政治斗争的问题。列宁称它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其中包含了对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作出的重要论述。[22]恩格斯在小册子中以西班牙革命为例，详细阐明了在此之前已获得的有关争取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辩证法的认识。恩格斯从西班牙具体的经济关系和该国的民族特点出发，得出结论认为，像西班牙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23]。在这种国家里，工人阶级的任务是加速各种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的发展进程，清除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甚至参加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也必须有利于把革命推向前进。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用革命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行动来明智地补充群众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应当弄清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以判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恩格斯继续坚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阐述的观点：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会立即开始一步步地剥夺人民刚刚赢得的民主权利。他再次强调了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要为维护民主权利而展开斗争的任务。
恩格斯利用西班牙所发生的事件证明，巴枯宁主义的革命设想是没有根据的和有害的。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们不是把革命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革命力量，并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资产阶级。他们不是增强斗争中的“国际的坚强巩固的组织”[24]，而是瓦解它们。恩格斯在概括巴枯宁分子所起的作用时写道：“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25]
《流亡者文献》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撰写的一组文章，文章的中心是争取民主的斗争与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的关系这样一个理论问题。[26]恩格斯在这组文章中第一次促使人们注意19世纪70年代初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国际方面。一方面，争取民主的斗争越来越明显地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点并受这一斗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争取民主的斗争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将有利于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