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列·安德烈也夫
卡尔·马克思的最后手稿是他的极其丰富的理论遗产中被研究得最少的部分。马克思在其中集中精力探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基本上是公社农民的）外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倾向和前景。马克思对那里保存下来的原始社会结构的研究，是根据世界历史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进行的，他始终不渝地力求把世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应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欧的条件。这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具体历史应用范围，而更主要的是使它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具体化。
马克思的最后手稿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也并未丧失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迫切性以及给人启迪的力量。毫不奇怪，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帝国的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们以及它的敌人和“无私的”资产阶级解释者们（就像过去在俄国那样），越来越紧迫地面临着如何对待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的适用性问题。既然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上濒临死亡，很大一批非洲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道路，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就成了非洲思想斗争的核心。非洲的革命者越来越坚决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这使得外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本国的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极为不安。因此，他们打着争取“按非洲方式重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幌子，企图证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不适用于非洲。[2]他们提出臭名昭著的“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为非洲解放的出路。
这种“按非洲方式重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主张本身是谁需要的，是为什么政治目的服务的，可另文研究，这里要考察的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非洲“要求”的认识论基础的可靠性和一些内容事实方面的问题，以便弄清楚在非洲流传的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见解是否适当和正确。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流行的论据，是说非洲各国人民的社会制度和心理状态具有不可重复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质。B.A.奥戈特教授（肯尼亚）认为，泛非主义、黑人事物理想化、黑人主义、非洲中心论、非洲民族哲学所歌颂的那些黑非洲精神的传统的“永恒”价值观念，就是构成欧洲人根本不能理解的非洲各国社会的特征的东西，它们是由这样一些社会因素造成的：“个人对公社的依赖（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反）、集体的土地所有制、集体的劳动组织、各种不同社会集团（性别的、年龄的、行会的、秘密的等）对制定决策的参与”。[3]从这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按阶段发展的历史的内容，而不仅是地区性的内容。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涉及对是否能用“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非洲各国人民还未形成阶级的社会结构的担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则有时被混同于过分生硬的、绝对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决定论，这反映了在边际集团居优势的社会中运用这一原则的客观复杂性。著名非洲政治学家阿里·马兹鲁伊（乌干达）认为应该注意到非洲所特有的、似乎不为马克思主义所知的“跨阶级的人”的现象。这种人的轮廓在传统的阴影中和现代化的光芒中是不易看清的，然而在过渡社会的黄昏的天边显得分外明显。[4]
第三，还有一种论点，说马克思主义显然忽视那些还不是以（或者已不能以）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类型，把本来丰富多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是归结为阶级斗争，从而使之贫乏和简单化了。而且往往引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话作为证明。这就更加增强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没有研究过不存在社会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没有过问过公社（只是在研究古埃及和殖民地印度的东方专制制度问题时顺便接触过），对至今在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流行的氏族部落关系的本质以及殖民主义加给这些关系的强制变形毫无概念，更不用说他根本不能预见过去是殖民地的各国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正为争取经济自主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时代中的历史发展特点了。
本文想要证明，这类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或是由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明非洲革命改造道路的学说加以细心研究，只听信肤浅的、零散的和被歪曲的二手材料而产生的误解，或是由于用心不良而对解放中的非洲这种新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必然遇到的复杂情况进行意识形态的投机。
研读马克思的最后手稿，使得有可能驱散这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并非完全无害的神话，即马克思似乎不知道、不了解、也未曾研究不同于和先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且作为典型的“欧洲”学者对欧洲宗主国的殖民政策对这些关系的影响也未曾注意。我们会了解到，马克思从他发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社会的规律的立场出发，对原始类型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联系进行了研究，并且按照他制定的可以根据已知高级形态充分理解低级形态发展逻辑的认识论原则的精神（人体解剖是了解猴体解剖的钥匙），根据人类历史的客观逻辑对氏族部落关系和公社关系做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它们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样就在原则上排除了把它们的特点和地方特性绝对化的倾向。
由于篇幅有限，作者只能集中考察马克思在1879—1881年间的三部按方法论意义说来最主要的手稿：对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的书的摘要，以及给查苏利奇的信的草稿。
一、马克思论资本主义世界边远殖民地区人民的公社
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是作者赠送给马克思的，上面带有“赠给卡尔·马克思——以示友好和敬意”的题词。马克思从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对这本书作了摘要，而且摘录、评论、自己的思考超过了该书本身篇幅的一半。
使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作者力求揭示公社以及公社成员对主要传统生产资料——土地——的关系的普遍发展规律。柯瓦列夫斯基根据墨西哥和秘鲁、印度和阿尔及利亚，也就是美、亚、非三大洲的材料，研究了公社制度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趋势，这三大洲的各国人民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柯瓦列夫斯基对属于各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大量民族学资料的细心挑选和整理（包括把公社制度的发展与过去欧洲的不同阶段的多次对比），使马克思对作为世界现象的公社不仅在辽阔的空间领域而且在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漫长的时间领域中的历史的能动性和守旧性，获得了相当完整的概念。
柯瓦列夫斯基是有根有据地起而揭露欧洲列强对新大陆、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所谓“开化者使命”的反人道本质的头一批资产阶级学者当中的一个。他证明了，在美洲西班牙领地上对印地安人的极残酷剥削，英国人为了给自己的工业“清出”销售市场而对印度乡村中农业和手工业的传统结合进行的有目的的破坏，在阿尔及利亚为了安置法国移民而对阿拉伯人部落的土地实行的强制让渡，都只给宗主国的统治阶层和本地的高利贷者和酋长带来利益。马克思详细地摘录了揭露殖民主义剥削本质的事实，特别强调指出，殖民当局为了有目的地破坏公社和公社土地占有制而采取的措施不是历史的偶然性。殖民主义者力求在附属国以土著居民中的传统特权阶层和善于钻营的暴发户造就社会基础，同时毁坏那里用来抵抗外来入侵的传统团结形式，在客观上就必然要这样做。
与L.森戈尔的逻辑相反，马克思虽然“拥有纯粹欧洲的、极其理性的思维”，然而他坚决地和毫不妥协地不仅谴责按“起源”地点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而且谴责它的摧残数亿人生命的凶恶产物——殖民主义。
此外，马克思对俄国学者所做的巨量工作给予应有评价，并且利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启发力量的同时，不止一次地指出书中存在着夸大上层建筑、特别是法律的作用的倾向，即企图把客观历史过程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意识、感情、愿望，也就是按主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精神对社会发展进行一定程度的理想化。例如，柯瓦列夫斯基企图用血亲意识的逐渐削弱来解释氏族公社解体的必然过程，引起马克思深深的疑惑：“为什么意识在这里起着causaefficiens（动因）的作用，而不是由在氏族分为‘支系’时成为不可避免现象的事实上分居各地的情形起这种作用呢？”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象柯瓦列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在氏族的每一分支中表现出不顾其他或多或少疏远氏族的支系参加和干涉的范围而要求调整其财产关系的愿望”。马克思纠正他说：“确切地说，就是出现了把共同经济分为更加互相隔绝的各个部分的实际必要性。”[5]
有人认为正是马克思本人给柯瓦列夫斯基提示了“公社土地占有制”这个题目。[6]无论如何，这位俄国大学者着手写一部关于并非欧洲的、而是“海外的”公社的书，决不是偶然的。当时关于俄国公社命运的论战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他一定在思想中对比了国内外的各种公社，这种对比显然大大扩大了他对俄国乡村发生的倾向和过程的视野，把它们提到了世界历史规模和一般社会学规律的高度。
柯瓦列夫斯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这无疑是他的科学功绩），证明了公社决不是历史上的怪事，不是局部地区发展中的弯路，更不是到过遥远国度和南方海岛上的欧洲人的杜撰，不是学者们在书斋中幻想的结果。同时，它也决不是社会炼丹术士期望已久的神奇魔杖，可以用它奇迹般地召来人人平等的人类“黄金时代”，不需要任何革命就可以根本改造这个越来越深深陷入资产阶级文明矛盾的世界。在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中，公社不仅是一系列欧洲国家的农民，而且是几大洲的许多民族，总之是大部分人类的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存在方式，这种方式是现实存在的，尽管复杂多样、充满矛盾，总的说来又是统一的。
然而，柯瓦列夫斯基与俄国围着农民转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和斯拉夫派不同，他看到了公社在历史上注定灭亡的特征，并在寻找杀害它的凶手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欧洲宗主国信奉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不信基督教的居民实行的奸诈的、罪恶的、无异于种族灭绝和生态灭绝的“海外”政策。
柯瓦列夫斯基认为殖民地的公社的主要内部敌人是高利贷者、投机商人、富农以及本地与敌人合作的暴发户和传统领袖，这些社会人物都是殖民当局和它强加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为这些经济关系把腐蚀性的私有制病菌注入了公社还没有免疫力的机体。
“殖民（中央）当局——公社内部的富人”这一公式可以应用于俄国，这一情况吓坏了自由派柯瓦列夫斯基，使他没有再继续进行对公社命运的研究（他的书的第二卷没有出，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不然他是会得出侵入俄国的资本主义与在公社内部抬头的富农结成险恶联盟的结论的。
马克思主要注意的是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公社瓦解的内部原因的议论和猜测，这种内部原因曲折地反映了外部环境的破坏作用。他在摘要的有关地方作了有力的评注，指出殖民当局和地方剥削分子对传统的集体主义的劳动和生活方式的破坏企图到处都是一样的。
马克思强调指出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殖民地的活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他写道：“英国政府利用（已由法律批准的）‘抵押’和‘出让’，极力在印度西北各省和旁遮普瓦解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彻底剥夺他们，使公社土地变成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7]接着又补充道；“阿尔及利亚存在高利贷者的类似活动，在那里，国税重担是他们手中的进攻武器。”[8]
高利贷者、中间人、本地的富农及其他暴发户，在本地由氏族部落关系和公社关系团结在一起的居民当中起着殖民当局的“第五纵队”的作用，他们的寄生作用可能同所有制（首先是土地所有制）、同权力范围以及行政管理职能的执行有联系。
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时的印度，直接生产者和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之间形成了长长一系列、多达二十个层次的寄生中间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包括有约八百万收租者，而这些土地在1794年是由英国人包给四万六千个柴明达尔的。[9]
在赤道非洲的大部分国土上，土地私有制还没有扎根，虽然书刊中指出了有这种合乎规律的倾向。这里曾受到殖民当局支持的寄生中间人，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和行政管理活动的领域。前者垄断黑市，例如在1979年控制了乌干达贸易额的一半。后者成为这个大陆特有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非洲各国起着为跨国公司和国家垄断资本牵线搭桥的反动政客的作用。在这两者之间有所谓经纪人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