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3部分第1卷前言[1]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3部分的开始卷，这一部分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第三者给他们的信。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通信是他们的文字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同文字遗产的其他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信集是巨大的思想宝库，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生动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形成和发展的多阶段的过程，其中一些重要的论述是对他们已出版的著作内容的补充。
列宁对研究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给予高度重视，他直接参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俄文单行本的编辑工作。列宁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科学理论意义。
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革命性质表述如下：“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2]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来往书信充分表现了他们为组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为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的特点是对工人阶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进行的尖锐的、原则性的批判，展现出他们反对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同时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种事件和人物所作的评价以及特征描绘往往比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更加尖锐，因为他们在信中不受书报检查和其他情况的束缚，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勾勒出他们不断的思想联系的画面，表现了他们对各种学科的多方面的兴趣，他们的书信囊括所有知识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遗产对历史性传记有着重大意义。这些书信使我们能够考察他们生活的各主要阶段。他们著作的形成史，弄清他们政治活动、组织活动和政论活动中一系列尚很少得到研究的方面。书信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及工作所处的条件。书信展示了把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他们的最亲密战友联结在一起的无私的友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3部分第1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4月底以前的书信。这一时期是他们的革命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是他们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他们开始创造性的合作和共同制定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的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于1844年8月相会并开始合作前的书信分别发表在本卷前两部分中。他们1844年8月至1846年4月的书信按照统一的年代顺序发表在第3部分。《附录》中包括这一时期第三者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特别是他们活动的早期的书信保存得很不完整。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已丢失的或尚未发现的那部分书信的内容，部分地可从发表在本卷《附录》中的寄给他们的信中推断出来。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通信联系的人中有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格奥尔格·荣克，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空想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革命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亨利希·海涅、格奥尔格·维尔特，正义者同盟——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第一个政治组织——领导人之一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罗兰特·丹尼尔斯、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和约瑟夫·魏德迈，以及英国宪章派左翼领导人之一的乔治·朱利安·哈尼。本卷还发表了马克思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亲人的信，即他的父母、姐姐和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843年夏成为他的妻子——的来信。
本卷第1部分以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给父亲的信为开端，这是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封马克思大学生时代的信。它同父亲的信一起展现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他的内心世界，它证明了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具有不同寻常的广泛兴趣。有不可遏止的求知欲和对自己的极高的要求。按照父亲的愿望读法学的马克思并不特别倾心于法学和未来的仕宦生涯。他在熟悉了教学材料和内容之后。表达了对当时的法学彻底批判的观点。这使父亲深感忧虑。他热衷于哲学，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熟悉了康德和费希特的观点。在马克思结识了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博士俱乐部——之后。他熟悉了黑格尔哲学，这一哲学对他的思想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他给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年轻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黑格尔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十分赞赏黑格尔的辩证法。
提供了解马克思的大学生时代的传记性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马克思父亲的信。也就是父亲对马克思的许多没有流传下来的信的回信。
青年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居留的后几年的活动，即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的工作反映在他与布鲁诺·鲍威尔的通信中。遗憾的是，我们缺少马克思致鲍威尔的信。但有关这些信的内容，鲍威尔的信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大的启示，在1840至1841年期间，马克思与鲍威尔过从甚密。我们从鲍威尔的书信中得知马克思的写作计划和写作思想。
这一时期公认的青年黑格尔派领袖布鲁诺·鲍威尔的信以及青年马克思的另一位朋友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的信都证明，在40年代初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证明当时仍是大学生的马克思在他年长的朋友中很受尊重。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科本1841年6月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然而，马克思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许多方面区别于青年黑格尔分子。他对于他们不是同反动当权者展开真正的斗争，而喜欢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演说并玩弄一些响亮的但却是空洞的辞藻持批判的态度。从1842年初起，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把哲学同政治统一起来的必要性。他确信，哲学必须从分析实际生活关系出发来回答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
本卷中一系列书信说明了马克思开始从事政论工作时的一些情况：先是参加一家进步的反对派报纸《莱茵报》的工作，继而从1842年10月起担任它的领导。马克思同报纸的发行负责人格奥尔格·荣克和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关系密切，并且对他们制定政治方针起了积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于1842年8月至9月写给奥本海姆的信给人以特别的启发。
马克思在1842年至1843年间的书信表明，他在《莱茵报》所从事的政论活动如何促进了他的政治见解和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1842年3月他就已经——有别于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党人——是君主政体，即君主立宪制这个“正在完全陷入自我矛盾、正在消亡的媒介体”的坚定的敌人。他认为，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取消全部等级特权，消除官僚主义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与青年黑格尔分子相反，他在1842年11月30日写给卢格的信中坚持无情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坚持在人民中宣传进步的哲学思想，坚持揭露宗教的反动背景；与政治相联系的哲学能够成为革命斗争中真正的力量。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于1843年3月13日写给卢格的信中已在要点上得到表述。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其分析的深刻性，用哲学方法进行的概括和论证的逻辑性，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莱茵报》被查禁以后马克思看到，在专制的普鲁士的环境中他不可能再继续从事报刊活动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3]。1843年3月13日他这样向卢格写道，他决定流亡国外，以便在那里出版革命的刊物。在与卢格的通信中，马克思叙述了他的关于将要创办的期刊的性质和任务的想法。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卢格在1843年春天至秋天的信，包括以文学体写成的，发表在革命民主主义的杂志《德法年鉴》上的那些信，都使人不仅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且对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就面临的斗争任务所持的观点的不断加大的分歧获得了印象。与卢格相反，马克思看到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深化，看到劳动人民无权的、不幸的处境。他预言了在德国发生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马克思的这一组书信中注明日期为1843年9月的最后一封信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一封信中实际上为《德法年鉴》拟定了纲领。按照马克思的想法。该杂志的任务在于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4]——不是布鲁诺·鲍威尔领导的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抽象教条的“批判的批判”，而是以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纲领对现存制度进行分析的批判。马克思的这一封信之所以值得重视，还由于它证明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问题的关注。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书信有着重要的意义。保存下来的有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两封信。《德法年鉴》曾计划作为德国和法国进步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作为联合革命民主力量的杠杆来创办，在该杂志筹备期间曾决定吸收费尔巴哈这位公认的德国哲学进步流派的主要代表为该杂志撰稿。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建议他在《德法年鉴》的栏目中反击谢林的反动哲学，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看作是革命民主派的同盟者，他认为，谢林是普鲁士反动派的帮凶，必须予以揭露。
这一封信表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把哲学阵营内的斗争看作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眼里，已经往右走得相当远的谢林不止是个折中主义者，他竭力通过调和哲学和宗教以及把对立的哲学体系融为一体的方法，试图引起普遍的注意。谢林的行为还得到了普鲁士官方的支持，他们尽力利用他作掩体来对抗进步的哲学派别。当时谢林遭到了来自革命民主派方面的尖锐批判。特别是年轻的恩格斯接连发表文章与他展开论战。马克思把揭露谢林看作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列宁正确地把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视为哲学中的党性——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原则之一——的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
费尔巴哈周密地考虑了马克思的建议。1843年10月25日他写信回复马克思，回信的两篇草稿和已完成的信的片断被保存下来。这是唯一流传下来的费尔巴哈致马克思的信。费尔巴哈的两篇草稿和最后的定稿有根本性区别，所以我们认为，把它们作为独立的文献发表在本卷中是合适的。这样做也体现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史的意义。在本卷中首次全文发表的费尔巴哈回信的第一篇草稿是有特别的意义：它使人判断出费尔巴哈给予年轻的马克思多么高的评价。他对谢林的反动政治作用的评价与马克思完全一致。并且以极其尖锐的言词指出谢林的“启示哲学”内容空洞、傲慢无礼。尽管这样，费尔巴哈还是拒绝了马克思的建议。虽然费尔巴哈确确实实同情革命民主派，但他还是力图避开政治斗争。
然而，这并没有导致他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破裂。第2年，马克思在巴黎时又给费尔巴哈写信。1844年8月11日，他给费尔巴哈寄去了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他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并附上一封信。这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怀有深深的好感的又一证明。马克思仍像以往那样把他看作是同盟者，是一位与自己的思想相近的思想家。并信赖地将自己的想法与计划告诉他。比方说，马克思把自己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打算告诉了他。这一计划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后，很快就在两人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得以实现。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这封信也是马克思接触工人运动的最早的证明之一。这里指的是，他当时在巴黎了解了法国和德国手工业帮工的秘密组织的活动。马克思赞叹工人对社会主义的和进步的哲学思想的接受能力。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事业中负有历史使命这个思想使他很受鼓舞。
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努力促使费尔巴哈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从1845年2月底至3月初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建议费尔巴哈一起合作，但他同样避而不答。
本卷第2部分包括恩格斯1838年到1842年间的书信。这些书信是写给他的中学同学威廉·格雷培和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兄弟、他的妹妹玛丽亚以及作家莱文·许金和政论家阿尔诺德·卢格的。恩格斯青年时代的书信，也就是他居留不来梅，在那里的一家大商行里当实习生时期的书信，以及寄自他的家乡巴门和他在柏林服兵役期间的书信，展现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