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编辑，大致是提前两个月动手组织稿件。所以做这一期时，正是大家过大年的时候。我的故乡在安徽，过年时节，故乡的家家户户都要做腊肉。现在我们知道，肉之腌制大都为保存，尤其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现代营养学还常常警告我们，要少吃腌制食品。但到腊月，故乡的人并不理会这些现代学问，他们还要像前辈那样预备年节的食品。
生活要新起来，的确是不容易的。一系列社会性关联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们的聚合也许才可以造就新状貌的生活。写作也是类似的情形。
整体性的变化之难，却不意味着写作者都应怀着迁就心。有时与写作者交流，我总是强调一个前提，那就是“让自己成为出色的作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任生活行进下去就是了，交流又有何意义呢？所以我们当然要追问，只要这一问里不充斥暴戾意气。
要勇敢地发问，向着我们曾经依赖的资源发问。比方说，对中国散文有着基因性影响力的“史传”文脉及“诗性”抒情偏好，我们就可以发问；比方说，对“十七年”“新时期”不断进入经典化阶段的作家作品，我们就可以发问；比方说，对所有在中国文艺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运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我们当然也要向它们发问。
食谱千百年不变，我们可以保守地安享“正宗”与“地道”；写作却不能如此，它必须在追问中寻求新的生长。
汪惠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