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读卡佛
最近，读了一些卡佛的小说。卡佛是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出身贫苦，父亲是个火车司机，后来在一家木材厂做工，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商品推销员。1956年，18岁的卡佛高中毕业，次年，和博克小姐结婚，年底就有了第一个女儿。转过年的10月，他们的儿子又出生了。20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在这之后的20年里，他带领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当过加油工、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他的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上门推销商品。后来，他转到一家医院守夜兼擦地板，就在这期间，他开始酗酒，同时，开始发表小说。卡佛执著于文学写作，甚至在多年的漂泊生涯中，也从未间断过。自上个世纪70、80年代起，卡佛的小说在美国频频获奖，《纽约时报书评》称他为“真正的当代大家”，他的作品也被认为“足以进入美国小说的经典行列”。可惜，就在他最后一篇小说终获欧·亨利奖不久，卡佛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年仅49岁。
卡佛的创作一直深受早年贫困生活经历的影响，一方面，他的创作所表现的，几乎全是中下层生活不安定者的悲哀和挣扎，他善写各种各样的酒鬼，通过这些酒鬼，他揭示了现代社会表面舒适的生活之下所掩藏的孤寂和冷漠，表现了当下生活的困窘和无常。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他终生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写作样式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都写得很短，但不乏强烈的感染力，有人称他的小说写作为“极简主义”，这与生活本身的贫瘠似乎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他的语言总是洁简的，冷峻的，洗练的，很少使用华而不实的修饰性的辞藻，却非常耐人寻味。这也是他的小说十分耐看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曾经两次错过了卡佛，第一次是在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其中就有一本卡佛的，书名用了《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第二次是在1999年，我的朋友丁晓禾请几位作家推荐“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王朔所选10部短篇小说的最后一篇就是卡佛的《他们不是你丈夫》，对此他有一点说明，他认为，这是“那种很佳构很典型的短篇小说，丝丝入扣写一日常心理，滴水不漏，看完也觉得好，仅此而已”。也许是因为“仅此而已”吧，当时竟没有多加注意。这一次，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肖铁翻译的《大教堂》，我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了，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在想，为什么前两次我与卡佛擦肩而过，而这一次却能意外相逢？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其实，我们的阅读，除了个人的口味之外，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总是受到现实的影响，表现为对现实中的缺失的一种补偿。所以，当我阅读卡佛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想到我们当下的写作，几乎见不到卡佛似的简洁和朴素。作者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短篇很少有人写了，动辄一个长篇，少的几十万字，多的上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很吓人。但其中所包含的情感还不如卡佛万把字的短篇更多，显然是被泛滥的文字稀释了，读起来就有一种寡淡的味道。卡佛的小说却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就像蜜蜂酿蜜，工人酿酒，情感总是很浓烈，读者很容易就被他的叙事所打动，所感染。而他的语言又是最简单，最朴实的，他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总是显得很吝啬，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小说写得很感人。
我被卡佛所征服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在他笔下，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伸手即可触摸的人和事，都是我们自己的切身之痛，没有一点隔膜，不像看我们当下的一些作品，反而感觉离得很遥远。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在卡佛的作品中，困窘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我们的生活现状。犹如译者所说：“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而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对于我们这里所流行的奇观式写作来说，卡佛应该是一剂良药。
记忆是生命中的一根刺——读赫塔·米勒
对赫塔·米勒来说，她的写作是活在记忆中的。这位20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几乎是用记忆构筑了她的全部作品。记忆是嵌在她生命中的一根刺，只要这根刺还留在身体里，她就一定会感到疼痛。她曾经说过，她是因为害怕才写作的。看来，恰恰是身体里的疼痛感不断提醒她，恐惧还在，使她害怕的“秘密警察”的威胁还在，而她的武器却只有写作。当她写作的时候，她知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将迫害者拖到众目睽睽的被告席上示众。
赫塔·米勒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在她34岁的时候，与其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一起移居德国。虽然她在1982年已经出版小说集《低地》，但其叙事的真正展开，并不在罗马尼亚，而是在德国。她以流亡者的身份，在德国，用德语写作罗马尼亚的故事，成为其写作的标志性特征。所以，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罗马尼亚20世纪80年代特殊政治时期的描述与评价。不过，由于她的写作总是以“我”为叙述主体，其落脚点和着力点总是放在最下层人群的日常生活，因而读者往往并不将她的写作仅仅视为“政治的”控诉，而恰如有人所说，是“清灵诗意与绝望美学的统一体”。
赫塔·米勒的语言是简洁的。她喜欢用简单的陈述句，造成一种诗意的节奏。她的许多作品都用简短的陈述句开头。比如：“橱柜后面的墙是一个深渊。橱柜后面士兵在说话。他们的头都挂进深渊。”（《皮肤下有许多房间》）比如：“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还活着。人可以默默无闻地活着。”（《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比如：“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我的身体是空洞洞的。”（《小小的死亡乌托邦》，又译《地下的梦》）这些句子都很简短，但读起来很有味道。她在句子与句子的衔接上也很讲究，很多是跳跃式的，叙事常常在看到与想到或此时与彼时以及此事与彼事之间跳跃。举一个《黑色的大轴》里的例子。
“我在看我的书：书中的女王，仇恨的怒火在心中燃烧。
妈妈拎着一个水桶去马厩。
妈妈在身后留下一条影子。
女王让人喊来猎人。你必须杀死她，她对他说。
妈妈拿着一根链子从马厩里出来。
但是猎人是一个软心肠。他给女王带来一头小鹿的心脏。
链条在妈妈的手中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她在圆圆的小腿肚子旁边把链条像蛇一样盘绕起来。
那颗心脏在滴血。
妈妈把链条扔在自己的赤脚边：“断了。”她说，“拿到铁匠那儿去。这是钱。”
女王把心脏加盐烧，然后吃了。
我一只手握着十个列伊，另一只手拿着链条。妈妈问：‘有手绢吧。把眼睛捂起来，不要看火焰。’”
手绢是米勒写作的重要意象，也是她修辞的道具。还有这样的例子，她在同一篇小说中写道：“几条狗吠叫着从我身边跑过。太阳有一个长长的胡子。胡子随风飘动，把太阳顺着玉米秆拽下来，拽到村子下面。这是由火焰组成的胡子。火焰在铁匠的风箱下面。”
《黑色的大轴》算是一篇十分奇特的小说。它的奇特就在于，小说中布满了奇特古怪的意象和比喻。看上去，每个句子都是简单明了的，但组合在一起却给人一种寓意繁复，晦涩难懂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难概括和复述的故事，作者大量地运用了隐喻、通感、荒诞、魔幻的写作手法或技巧，使作品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也更具有不确定性。就像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却又为了美学或政治的目的，运用强大的虚构力量，对记忆进行选择、修饰和渲染一样，其蕴涵深刻、婉转曲折的“所指”，也要通过简洁、含蓄、自我控制的修辞手段和叙事风格来表现。在她看来，恰恰是“过去的”记忆中的不自由的写作气氛，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就像有人所概括的，她在写作中“致力于陌生化的段落构建，着力进行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寻求心理状态衍生式的通感”，这一切恰恰构成了她的、沉重而忧郁的、带有自虐倾向的绝望美学特征，使人联想到《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专制社会的写作与写作者，其遭遇或有相通之处。
我在何时错过了赛林格
赛林格的去世，在一些中国人的心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应是意料中的。因为赛林格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而这些人目前还没有丧失发言的能力，以及言说的空间。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比如契诃夫，对中国人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今年恰逢他的150周年诞辰，但是，除了北京的蓬蒿剧场上演了童道明先生的《我是海鸥》，却不见再有其他动静。道理很简单，对契诃夫有感觉的人，大都老了。这也说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读来，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翻译出版赛林格的作品不能算晚。1962年，施咸荣翻译了《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赛林格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翌年即作为“黄皮书”出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出版这部作品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它所以能入出版人的法眼，主要还是因为作品“反映了美国青年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但又考虑到它的负面影响，故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将其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即使到了1983年，该书作为正式出版物第一次公开发行，这种担忧也还存在着，即所谓心有余悸，施先生的“译本前言”就留下了这样一笔：“如果有个别青少年分不清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尔顿的思想、举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了。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
不过，书的传播过程有时并不一定符合出版者的意图和初衷，它肯定会有只属于自己的传播轨迹。《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这样。显而易见的是，最初它的读者不会很多，更不会是普通的青少年，因为，那时的平民子弟即使有愿望想读这本书，也没有获得这本书的途径。只有那些高干、高知的子弟，他们近水楼台，得风气之先，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这些人大多出生于1949年以后，都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准备接班的红色接班人，但他们中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霍尔顿表示认同，并且觉得，“书中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很相近”。这很有意思，看上去也很富于历史的讽刺性，更是出版者始料不及的。恐怕没有人想到，这些原本应当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竟然变成了孕育、萌发这些青年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营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的到来，赛林格与霍尔顿才和各色“皮书”一起流落民间，一般青年学生也才得到接近此书的机会。这个时期应该是赛林格进入中国以后遭遇的第一个高潮，而且，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那些刚从狂热中逐渐冷却下来的青年学生，开始感觉到精神的空虚和困惑，赛林格与霍尔顿的到来恰逢其时，一下子就触发了他们的强烈共鸣，很多人因此萌生了对社会的反抗意识，至于反抗什么，倒不是特别明确。一位美国作家在讲到1968年的时候曾经这样说：“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反叛所针对的对象多种多样，共同点只剩下叛逆的欲望和方式、对现存秩序的疏离以及对任何形式专制的深恶痛绝。”这种情形和赛林格带给年轻人的精神启示是很相似的。
我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很晚了。20世纪60、70年代没有机会见到此书也就罢了，80年代初，赛林格再次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偶像，我却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现在回想起来只能说那时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赛林格有点儿排不上队，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又过了大约10年，我才读了这本本该20年前读的书，那段时间记得还读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个40岁的人，再读这些书，无论如何都显得有点儿迟了。可是，我的心灵有震撼，甚至还有一点共鸣。这是因为，当时在我的心里正郁结了一种悲愤和悲伤，有一种深深的困惑和无助感，所以，渴望着能有机会得到宣泄。但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很可能已经使我错过了他。
其实，我读赛林格之类，还有一点收获，正是他，使我理解和接纳了另外一种以前不很熟悉，甚至还有些隔膜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有点像后来我听杰克逊和科特·科本，也许并没有听进去多少，但是，却帮助我完成了一次精神和思想的飞跃，使我可以从容地“对付”我儿子他们这一代人，在他们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时候，不至于大惊小怪，张皇失措，并能给他们充分的理解。这恐怕也是赛林格阅读史上的意外吧。
30年后，我们是否治好了这道“伤痕”
在大约30年前，中国人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不久，还来不及认真思考自己的伤痛有多深，它们是怎样造成的，并将给自己带来哪些危害。但疼痛却是真实的，伤痕文学就是这疼痛所引发的阵阵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