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读这篇文章是在35年前，那时的我，还没有取得做父亲的资格，只是个“候补之父”，却为这种梦想中的父爱所感动，发誓一定要做这样的父亲。13年后，我的儿子呱呱落地，我也从“候补之父”转为“现任之父”，这才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将酝酿了很久的父爱，倾注给我的儿子。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在媳妇还没娶进门的时候，就想好了怎样做父亲的。鲁迅曾经提醒过我们：“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鲁迅的提醒，我是一刻都不敢忘的。按说，我不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我自问，这么些年，的确是在努力实践鲁迅的为父之道：“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因为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庸，而是一个有待成长的新人。作为父亲，我只能“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只能承担起“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的责任。家里家外很多人担心，像我这样“惯”孩子，拿不出父亲的威风，将来也许会弄得“父不父，子不子”的。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把爱给了儿子，我也时时感到儿子对我的尊敬和爱意。饮水不忘掘井人。当我享受着这种其乐也融融的父子之爱的时候，我想我不应该忘记，这都是爱的鲁迅的赐予。儿子对于我这样推崇鲁迅很不以为然，但是我对他说，他应该感谢鲁迅，因为正是鲁迅，为他造就了一个懂得尊重他、爱护他的父亲。那些以为鲁迅不懂得爱的人，其实是他们自己离爱太遥远了。
历史叙事之大者——读《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听许倬云先生说历史——我不用“读”而用“听”，是因为此书保留了许倬云先生“说”的特点，这种口语化的文字，读起来很亲切——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几千年的中国史、世界史，中国历史上若干朝代的兴废，兼及世界历史上几个大国的盛衰，他说起来都是举重若轻，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因为，他说历史，说的是历史之大局、大势，兼及治史之道，即历史观和方法论，从而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加以阐发。
在这里，许倬云先生常以“复杂的系统”来描述他称之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或朝代，他形象地解释：“政治共同体的复杂系统内，神经中枢是文化与政治的领导层，应当可以当作人体之内的脑细胞。呼吸系统是人体内吸收营养的维生系统之一，消化系统也是维生系统之一；血管、淋巴管等，则都是运输管道；而神经系统主要是信息传播的管道；免疫系统就等于国防军和警察。”而且，这个系统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它不仅表现为细胞本身的新陈代谢，也包括了不同器官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任何器官的过强或过弱，都可能给身体带来疾病，甚至造成身体机能的衰退乃至死亡。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观照和思考历史中大国的衰亡问题，比如，有着一千四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写过《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英国人爱德华·吉本曾将其衰亡的最大原因，归结为基督教信仰的传入。许倬云先生不同意他的这种论断，认为他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把结果当作了原因。在许先生看来：“罗马帝国垮掉，是因为罗马公民自己没有信仰了，基督教的信仰才趁这么一个空当很迅速地钻了进来。”
他的意见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和联想。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下都面临着信仰缺失的问题。他说，最近三十年来自己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些人都恰如佛家所言是恒河沙数里的一粒沙子，但就是这样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却“有个了不起之处——他有理性，能够获得知识并形成智慧，从智慧里面可以造出一个东西——人性的小天地间有一个永恒，这永恒是上帝，这永恒是道。这个是了不起的认识，靠这个，人类在整个宇宙里面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居然可以过得有声有色”。过去讲到一个帝国的崩溃，从内部条件来说，大概总不外乎官僚制度的败坏、官吏的腐败、财富的过度集中、贫富差距扩大、少数人专权擅权、人民丧失劳动的热情和意愿等，吉本注意到文化因素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是真正将文化和政治权力衰退再到完全垮台做最细致研究的人”，他只是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但他的研究仍然是带有启示性的。
许倬云先生恰恰是从这里入手，谈到了当下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以及可能给社会和政治权力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基督教衰败有许多原因，贪欲是最大的缘故，而贪欲没有精神力量约束它。”他还提醒大家注意：“因为基督信仰失去了，不仅是人自己没有内心的声音告诉你错了，你不应该这么做，而且周围群体、同仁、社群、社区对你的约束力也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情形，如果人的行为完全被自己的贪欲所支配，被金钱所支配，生活没有任何的精神价值，社会信用体系完全被人的贪婪的欲望所掏空，造成社会公信力的破产，那么，这个社会的崩溃就是早晚的事。
许先生对近代中国的观察也是从人的精神状态入手，发掘出一条从自大走到麻木，又从麻木走到惊慌，再从惊慌走到张望、探寻，并尝试着实行了一些改革与更新，包括对人的教育与改造的心路历程。他注意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要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它直接从日本的维新理论尤其是福泽谕吉的理论中得到启发，主要是建构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梁启超的‘新民说’超越了政治革命，实际上是文化改造工程，得到了普遍响应。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也注意人在群体中的规范”。在他看来，这也许正是中国没有重蹈奥斯曼和莫卧儿两个帝国的覆辙，在“狂风暴雨般的西潮挟着坚船利炮和巨大的工业生产力，一锤锤地打到古老中国的头上”，而仍然挣扎着求生图存，没有一败涂地，分崩离析的原因。
我们喜欢引用英国思想家培根的那句话：“读史使人明智。”但这里应该有个前提，这个“史”一定不是那种故弄玄虚，探秘猎奇的“史”，也不是那种机械教条，政治鉴定式的“史”，而只能是类似许倬云先生这种有真知灼见，大气磅礴却又能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
认识你所不知道的培根——读《莎士比亚密码》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培根的了解，一直局限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对近代唯物哲学及科学的思想方法曾有过重大贡献；他的代表作，就是《培根论说文集》；他还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后来成了人人皆知的格言。据说，他出身贵族，父亲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大印守护者，母亲也是当时的才女。他在12岁那年被送进剑桥三一学院，在那里学习3年，深受经院哲学烦琐争论之苦，决心使哲学走上一条更富有成果的道路。他后来在哲学上的成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还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仕途多舛，始终得不到伊丽莎白女王的重用，直到新王詹姆斯一世上台，他的抱负才得以施展。他积极参与过对埃塞克斯伯爵的起诉，埃塞克斯伯爵曾有恩于他，他也因此得了“忘恩负义”的恶名。他在晚年担任大法官期间被指控犯有受贿罪，但国王最终还是赦免了对他的判决。他生命中的最后5年，是在隐居的安宁中度过的。
事实上，弗朗西斯·培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的身世如何？在他近乎悲剧性的命运中究竟深藏着怎样的秘密？他的前世今生都受到过哪些误解、误会或误读？这些都是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有支持他的观点，也有反对他的观点，他们为此撰写了数百本专著。著名传记作家斯特莱切（Strachey）在《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书中，就把培根描写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大恶人。罗素则明确反对斯特莱切的观点，他在《西方哲学史》中鲜明地表示：“这是十分不公正。”而最近出版的《莎士比亚密码》则更加耸人听闻地向我们揭示，几百年来，整个世界都缺少对于弗朗西斯·培根的真正深刻的了解。整个秘密在历史的另一个空间里藏匿了数百年，终于在21世纪被有识者公之于众了。
美国女作家弗·菲罗斯所著《莎士比亚密码》，是一本有别于“正统”历史，对培根其人的人生际遇和悲剧命运重新解读的传记作品。无论是系统详尽地介绍培根的个人史，还是揭示培根个人史中包含的秘密，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第一次。作者有两点最重要的发现，其一，弗朗西斯·培根不是大印守护者的亲生儿子，他的生身之母其实是伊丽莎白女王。不仅如此，伊丽莎白还是埃塞克斯伯爵的生身母亲，弗朗西斯·培根是他的亲哥哥。其二，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著作权都应归于弗朗西斯·培根所有，他是那些脍炙人口的戏剧和诗篇的真正作者。这两点都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对习惯于“正统”历史讲述的读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作者显然有充分的准备和耐心，她是有备而来，希望能说服她的读者。
菲罗斯所讲述的弗朗西斯·培根的故事，就从他的出生开始，然后追溯亨利八世以来英国王室的秘密和伊丽莎白继承王位的传奇经历。培根没有准确记录的出生日期，而1561年1月25日是他受洗的日子，后人据此推定他的生日，是前3天的22日，并且推算出生的时间为早晨7点钟。有好事者还画出一个星象图：太阳处于水瓶座，正在上升，而月亮的位置在白羊座，同时出现在天空。生于这个时辰的人，将成为一个“超凡的人”。据说，大科学家伽利略、大诗人拜伦、美国总统林肯等人都出生在这个时刻。这当然说明不了什么，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初时刻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惑。作者感到奇怪的首先是培根的相貌，根据保存下来的画像分析，他和他的所谓父母——尼古拉爵士和安妮夫人，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对比莱斯特贵族和伊丽莎白女王，反而充分显示出一家人的特征。这是作者的一个起点，沿着这个思路，作者深入探讨和认真梳理了伊丽莎白与培根家族、伯利家族以及达德利家族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她和罗伯特·达德利，即后来的莱斯特，同时囚禁在伦敦塔中，他们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伊丽莎白即位成为女王后，他们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过了4个月，小培根降临人世。
培根的前世今生都隐藏在一套设计完美的“密码”中，这是培根自己的杰作，也是读者进入培根令人称奇的人生世界的某种方式。有人不肯相信培根不得不用密码纪录他的人生经历的理由，其实是对那个时代缺乏了解，也是对女王与天才儿子之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特殊关系缺乏了解。作者说：“历史学者们如果接受这个故事，那他们就非常有可能找到揭开伊丽莎白时代一些谜团的钥匙。”这谜团也包括弗朗西斯·培根的身世。其实，不管培根是否写了现在归于莎士比亚名下的那些戏剧和诗篇，我们都有必要重新认识和了解这个人物。按照威尔·杜兰特的说法：“这个时代在等待着一个代言人，一个具有综合力的人来总结她的精神和决心，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剑桥近代史》也宣称，培根是“近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思想家”，他“敲响的钟声召集了所有的哲人”，并且宣告：欧洲已经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