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的离去其实是完整的生命过程的自然的终结，也是生命本身庄严的体现。我们常常希望个体生命可以无限地延续，但其实生命正是由于它的有限才弥足珍贵，也由于这有限，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它的存在和展开，更加领悟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虽然我们都期望他能够度过百岁的关口，但这样的离去其实是不可挽回的，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必然性。平静地接受这位我们尊敬的老人的离去，可能正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也是这位早已参透生死的老人的期望。对于我们，季先生的故去当然是遗憾，但对于季先生的生命而言，是没有遗憾的。
我们的怀念有我们自己的理由和意义，这当然是为了季先生，但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在十多年前应当年季先生的秘书李新先生之邀，为他们编辑的一部有关季先生的书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在杂志上发表过。李新先生为人谦和纯朴，待人真诚，我和季先生的交往都是以李先生为中介的。当年的文章讲了我和季先生在九十年代初的交往，这里不必重复。而且我和季先生的来往似乎也止于那篇文章的记述，后来季先生声望日隆，我也没有再打扰请益。我的专业领域和季先生的专业并不交集，我也完全没有深入到他的领域的能力，我的父亲和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在小乘佛教方面多有重合，他和季先生的交往较多。我在那篇文章里谈过的我对于季先生的一些思考，这里也不再重复，我只想从今天的角度再思季先生的意义。
我以为，季先生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现代专业性的学者和中国传统的儒者的完美结合。
季先生深入所谓“二西之学”，也就是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外来文化的深处。这就是佛教和印度之“西”学和西方之“西”学，他对于这两个方面有最深刻的把握。他的领域其实是以西方现代的方法论深入到印度和佛教思想的深处，他对于梵文和巴利文等文字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中印交流等专业方面的研究都是一流的成果。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说明了季先生是一个现代大学制度中的职业的学者，在他自己的工作中践行了现代专业学术的分工对职业的要求。现代的学术已经是有严密分工和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所谓“隔行如隔山”正是这种专业化的表征。有人往往觉得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人都懂的，其实其专业领域的分工也是非常细密的，外行往往难以深入其中。季先生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让人佩服的学者，他的专业的工作的出色才可能让他有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同时，季先生又是一个传统的儒者的典范，一个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之中能够超越它的限制的人，一个有德性的追求精神境界的人物。季先生始终具有一种传统的人文情怀，他始终在学术之外写作随笔散文，始终将他对于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倾诉给他的读者。他的处世的方式是谦和和明澈的，他的气质和风度是温和而自然的。和季先生交谈，他并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平和谦逊中其实有儒者的清朗和自然，也有佛家的一份恬淡和平静。季先生对于人生的荣辱沉浮已经看得很淡，但他的博大的胸怀和探索思考生命意义的专注才是他的生命的展开。张载的《西铭》中的表述被认为是儒者的最高的境界，我觉得季先生的生命其实是《西铭》中的人生哲学的完美的体现。我向季先生请益的时候时时感到他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知化穷神”的境界。在专业领域上被称为“国学大师”当然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未必是“国学”的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他的生命其实展现了一个儒者的风范和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他其实是以生命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一脉精华。
其次，季先生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他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执着地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论述。
在这些论述中季先生跨出了他的专业领域，从一个洞悉世界文化的哲人的角度来思考他所安身立命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他坚信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几个世纪之后，中华的东方文化必将有一个伟大的复兴，必将对于人类的文明有更多的贡献。其实季先生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发生影响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未来还未清晰，他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守候者的身份出现，为当时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也为未来的中华文化的展开提出了方向和思路。当时他其实已经在专业领域中有极高的声誉，也以散文而闻名于世，但他开始了其实是他一生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入的思考，就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对于中华文化的命运的探索和思考。
他最有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见，就是他的观点的最为简洁和生动的概括。这个说法提出的时候，正值西潮涌动，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着年轻人的思想，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觉得老先生的见解是一厢情愿。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看，这见解其实有着惊人的预言性，中国的历史性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的精神和思想的发扬光大也可以看到现实的前景了。老先生参透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对于文明的起伏消长的理解异常深湛，这个观点既是他的毕生的思考的结晶，也是他的儒者的感悟和体验的结晶。因此，他的信念其实是一个东方哲人和一个儒者的智慧的集中体现，对于未来的我们如何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季先生在这一方面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时代，将会被我们的后来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
过去看苏轼的弟弟苏辙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述苏轼将逝时的情况，时常钦佩苏轼对于生死的通达：“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伺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这里的“怛化”的“怛”音“达”，怛化是惊吓将逝之人的意思。）季先生其实也早就参透生死了，这里的“湛然而逝”用来形容季先生的逝去是最为恰当的。
他的逝去是平静的，也是庄严的。
先生的精神不死。
“痴”与“才”：追怀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故去，老一代的学人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凋零了，这是时间不可挽回的力量。周先生已经很长寿，他一生所经历的正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看他的自传，那些人生经历都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但他的不平凡在于他和《红楼梦》的一生的因缘，这让他在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有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因为《红楼梦》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中的独特的位置和意义，让周先生的平凡的学人生涯有了极为不平凡的意义。周先生其实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在中国内地风云变幻之中能够延续中国传统的精神的一脉精华的人物。他的存在，其实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大变动之中也还有许多不变的东西在延续和展开，一个民族的命运会有沉浮，但一个民族需要有些守候它的灵魂的人物，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中沉醉并把它们呈现出来。周先生的意义其实正在于他以他的个体的力量感受和品味中国文化的瑰宝《红楼梦》，同时带给了我们一个丰富多彩的“红学”世界。没有周先生，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的文化史会觉得寂寞，曹雪芹和《红楼梦》也会缺少知音。我一直有一个奇想，觉得《红楼梦》由于遇到了周先生，就和过去大不相同，当然周先生本人更是为《红楼梦》执着了一生。
周先生其实是我中学时的偶像，当年家里有一部旧版的《红楼梦新证》。那是“文革”时代，新书匮乏，翻父母藏书是我最大的爱好。那旧版是繁体字竖排，读起来并不方便，也有些残破，但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史事编年，把康雍乾三代的史事汇编在一起，有正史里的记载，也有野史笔记里的故事，生动得有如小说。那时就知道周汝昌先生。后来这部书又出了新版，在当时风行，我马上买来细读。里面有许多旧版没有的新内容，可以说是当时红学的集大成之作。从这部书我领略了“红学”的复杂，知道了红学其实并不仅仅是小说研究，而是有版本、家世、探佚为中心的庞大的系统，看起来琐屑，却自有其无穷的奥妙。外人看起来常常觉得走火入魔，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曹雪芹的小像的真伪，迷失了的“靖本”的神秘的故事，就如同福尔摩斯探案般传奇，这些都让我对于周先生充满仰慕之情。当年因为毛爱《红楼梦》，有该读五遍之说，所以红学是堂而皇之的显学。所以谈红是当时的流行文化。看周先生的书，当时有两个感觉到今天还有印象：一是绝不沉闷，可以将学术文章写得文采斐然，就是琐细的考证，也有引人入胜的笔法。二是融会贯通，周先生把《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对于八十回后的情节的探究和艺术的品鉴文化的关怀融为一炉。从那时起，我就佩服周先生的无与伦比的博学和同样无与伦比的专注。从这以后，我就一直是一个自己不会说明的执着的“红学”的爱好者，我一直关注这门多少有些奇特的学问的发展，也一直沉迷在红学的是是非非之中，虽然在门外，从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但就如同张爱玲所说的“红楼梦魇”，被红学所迷，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其实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丰富和复杂，感悟中国文化的博大和深奥。让我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多了一点中国的情怀和知识，这都是周先生给我的最初的启蒙的结果。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八十年代初的北大，那时红学依然很热，中文系里有个研究红学的学生小组，其核心人物是后来因为写相声和情景喜剧而出名却英年早逝的梁左。这个小组一度很活跃，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我同班的同学马欣来就参加了这个小组。她当年也是深入红学之中的才女，高中时就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过文章，这大概比后来的新概念作文更不容易。我们的少年时代正值“文革”后期，由于适合年轻人的文化没有发展，反而很快接触了许多成年人的文化，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他们请周先生来给我们做讲座。周先生当然还是谈红，他沉迷在红楼梦的意境之中，我还记得他念起《葬花词》时的陶醉。周先生讲话声音很小，也并不关注听众的反应，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自己似乎是他的《红楼梦》中的人，那个世界对于他似乎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现实，他其实更愿意在那个世界里逍遥。他如数家珍地讲版本说家世，这些都不是学者的职业的工作，而是和《红楼梦》的心灵的契合。后来我又在各种场合见过周先生多次，他瘦弱的身体，衰退的视力和听力都不足以阻碍他的逍遥游。从这里看，周先生是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周先生看起来温文尔雅，有传统儒者的风范，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但在我看来性格其实是有很强烈和极端的一面，他其实有一点像我们揣想的曹雪芹或书里的宝玉，有一种为情而痴的气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那个“痴”。这种痴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性格，一种对于自己的所信所迷的强烈的坚持。而这种痴却是和他的才气结合得格外充分的，不光是痴迷和专注，还要有磅礴的才情，才能够支撑周先生在《红楼梦》中的神游。周先生的才气一直让人惊叹。他和钱钟书先生相似，原是学习外语的，却充满着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彻的理解。周先生大才，曾经得到过胡适和钱先生的赞赏，他注杨万里诗，论书法和写诗词鉴赏都好。他自己的旧诗也很好，最传奇的是拟作曹雪芹诗被其他的红学家当成真的，以为就是曹雪芹所作，最后周先生承认是自己拟作，但别人就是不信。痴和才就是周先生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