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求学的年代，他几乎是无所依傍地回到了中国传统之中。他有坚信，坚信中国文化的优越和美好，坚信中华文化的必然的复兴。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信念让他把他的大关怀和多方面的才能都投射到一位在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大才人曹雪芹和这位大才人所创作的《红楼梦》上，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专注让周先生把他的痴和才都集中在了这一个点上。其实周先生有这么多的才华，对于中华文化的壸奥（壸音捆，周先生曾经说过一位红学大家的文史功底不行，就举出这位学者把这个“壸”认作壶，其实是两个字）也深有体会，完全不必成为一个红学家，他的才可以让他成为钱钟书先生一样穿越中西古今的巨人。周先生的英文极好，早年就翻译过陆机的《文赋》为英文。我就想过，如果周先生不纠缠在红学的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被那些我们今天看起来相当琐细的小事耗费太多的精力，周先生的成就一定来得更大，他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可能更能流传下来。但我知道周先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的痴。但正是由于这种“痴”有他的“才”的配合，才不至于显得乏味和单调。周先生做考据就不是像一般没有才华的人那样把这当成死学问，而是用自己超凡脱俗的悟性去做考据。他好像一个诗人般地以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来做实证的学问。周先生最让我这样的“红学”边上的爱好者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关于“曹宣”的考证。这是周先生的才气和史实结合的最好的证明，也是周先生最辉煌的考证。他是纯从推断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一个兄弟叫曹宣，这是由于此人的字大家知道叫“子猷”，而由于诗经等书中“宣”和“猷”有关，于是推定此人名曹宣而不是大家都认为的曹宜。后来此事为后出的史料所证明了。这样的考证其实正好说明周先生纵横捭阖的才气和较劲求真的痴气。周先生其实是极端地追寻人生的两种极致的人物，他对于中华文化的大关怀，对于处于西方冲击之下的中华文化的持守使得他有极高远的文化视野；但他又异常地较真于细节，执着于考据。于是他把诗一样的大情怀和一丝不苟的考据结合起来。有些时候让人觉得有点过度阐释了。如在曹雪芹的家世方面，周先生力主“丰润说”，和“辽阳说”有剧烈的争论，甚至也和持不同说法的人有了人际关系上的芥蒂。其实曹雪芹是丰润人是五代以前的事情，和曹的写作没有什么干系，但周先生力持此说，是为了将曹雪芹和宋朝的曹渊的关系连上，由此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和魏晋时代的曹家的联系。这其实是关系到中华的“诗礼传家”的大关节。而曹家以中原望族而为满洲奴，其境遇就更复杂，所以《红楼梦》的伟大就有了一个基因上的基础。这种想法，我们常会以为迂阔，其实真是周先生的一片诗心。他太爱曹雪芹和中国的文化了，他不能不做最恢弘的构想。红学是现代中国最为奇特的学术空间。它一方面是传统的中国的文化的最为直接的呈现，是中华文化的最为直接的体现，它的文本的丰富性也是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美的最直接的体现。另一方面，它见证了传统与现代性的直接的延续。它又是一个现代性的文本。人们从现代的个人解放的角度阐发这个文本。可以说，《红楼梦》融汇了现代与传统的中国的复杂的情怀。而红学则在小说研究之外为现代性的学术提供了一个实际运作的范例。无论是版本还是家世或探佚都是这个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方面。周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于这所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最难得的是周先生的诗心、才气和学识结合的如此奇妙。
周先生去了，我们不会再有这样文采斐然的才子式的学者，一个把乾嘉的考据和现代的方法结合起来的充满在压抑中的创造力的人物离我们远了。但周先生是现代中国的骄傲之一。他告诉我们自己的传统是弥足珍贵的，告诉我们有了《红楼梦》这个国家就有了一种真正精致和美妙的文化精神，是任何变化也不能改变的。周先生的境界不会再有，但我们还会认真读这些有趣的书，和周先生一起神游于《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世界之中。
难说难解冯友兰
对于冯友兰七十年代的生活，舆论几乎惊人的一致。冯友兰的亲属和思想与他接近并为他辩护的人，往往强调五十至七十年代社会压抑的严厉性，强调冯友兰不得不如此的困境，认为不能深责冯友兰。但对他持批判态度的人则认为他没有能够继续坚守，没有能够保持立场，而最终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虽然双方的立场南辕北辙，但论点却异常接近，都是感到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思想都是迎合实际政治的结果，而根本不是真实思想的表现，被看成所谓的“闰期”。
实际上，对于冯友兰来说，问题远比这要复杂得多。冯友兰的思想上的失误或问题也是一个思想巨人的问题，而未必像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庸俗的混世和仅仅为生存而曲意逢迎。其实，谴责和辩护都不是一种深入的思考，思想家当然也是常人，当然不可能脱离世俗的和现实政治的考虑，但思想家却也必须在思想的层面上进行理解。
这里有一个可以视为打开所谓冯友兰“闰期”思想的关键的细节值得指出：冯友兰在1972年再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得意门生王浩时，写了一首七绝赠给王浩，这首诗在《三松堂自序》中也被冯友兰自己引用了。这首诗全文如下：“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自注：王浩自昆明西南联大赴美留学，回国访问时适逢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8页）这里的意图异常明确，他叙述了王浩离开时国家积弱，遭受日本侵略，而几十年后王浩归来时，却“东国拜西邻”，国家已经开始强大。他将这作为自己学术思想演变的历史根据。这种“大历史”的变迁改变了冯友兰的思想。他似乎将“旧邦新命”的宏伟的理想托付给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选择。他认为这些选择已经超越了他的哲学。这当然可能是一个“误认”，但是却是具有深刻历史背景的误认。他并不是想在一个乱世中苟活的混世者，并不是对这个时代外表谦恭、内心鄙视的嘲讽者，而是似乎已经发现自己的理想正在现实之中实现的人。他的哲学的失去带来的却是恢弘理想的实现，个人学术的死亡带来的却是一个民族的新生。这又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冯友兰似乎被这一切迷住了。冯友兰似乎展开了在我们今天对于那个时代的匮乏和压抑的记忆之外的另外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认识是明智的，却仍然可以理解这样一个经历过离乱和国家的失败的痛苦的老人的选择，毕竟我们有了一个“旧邦新命”的展开，而这种展开也有其现实的依据。冯友兰的悲剧可能并不是他过于油滑和投机，反而是他对于自己的理想过于执着，只是他在自己的理想的“移情”于现实时看错了对象。所以，我并不觉得他的历史的“误认”是一个难堪的事件。相反它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民族的一种坚持，尽管他可能犯错误，可能在历史中迷航，但他试图为这个民族寻找希望和复兴的理想精神仍然是值得赞扬的。
怀林斤澜先生：一个晚辈的回忆和追念
林斤澜先生去了。
我感到了悲伤，但更多的却是惆怅。那个我们曾经如此真挚地投入了我们的感情，迷恋文字的魔力，探索文学的未知的空间，发现现代汉语的新的可能性的时代，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离我们如此之远了。而林斤澜先生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驱者和开拓者，也是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过化存神，他的创造的精神和温厚的性格仍然在给予我们启迪和教益。对于我来说，林先生其实是那个文学的狂飙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的坐标。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了解林先生和他的写作了，也不会知道当年他对于我们的意义了。现在“80后”、“90后”的世界中，林先生似乎也难有自己的位置了。但其实林先生当年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的部分，他的精神和作品其实是属于那个时代，但却超越了那个时代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林先生本人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在丰富了他自己的时代的文学的同时，也给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学特殊的精神遗产。对于林先生来说，他的写作是执着的和坚定的，他的探索和对于人性的体察是深入的，但同时他从来都是寂寞的，包括在他最“红”的八十年代，其实他的写作还是偏于一隅，是真正“小众”的。喜爱他的作品的人从来就不是多数，他也不可能获得公众性的名声和影响，但他却靠着自己并不多的短篇小说，为我们和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留下了自己的见证。
我在七十年代末知道林先生的时候，是由于他1978年发表的一篇相当长的短篇小说《竹》，这部小说当时还由电影学院的教授汪岁寒先生改编成了电影，名字也叫《竹》。那电影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了，其实在当时这部根本没有受到过关注的电影还是有自己的独到的试验的。我那时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这部作品用书信体写成，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下乡到老革命的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南方的竹乡的女儿和母亲的通信。故事的情节不脱当年“伤痕文学”的潮流，但其文笔和那对水乡的竹林的描写还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怀和表现力。这里的“竹”被作者写的格外有神采和风致，文笔也有林先生特有的高度的凝练和对于文字的考究。有一段写竹子开花就是死亡的段落，到今天还让我记忆深刻。其实林先生五十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但他真正有影响的作品其实都是在《竹》之后写出的。九十年代中叶我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编一部《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短篇卷）的选本，在1978年第一届短篇小说评奖落选小说中唯一就选了这篇《竹》，不是为了它的故事，而是为了那一片“竹”和那独特的文笔。
此后，整个八十年代林先生都和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一样进入了他们创作的“盛期”。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样在应该是创造力最强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没有充分展露自己的创作才华的机会，他们都是到了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才显露了才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理解。林先生1981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头像》，其实写的就是才华被埋没的痛苦和经过了长期的压抑后的喷发。这篇小说当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一并获奖，其实开了“新时期”文学的新的路径。林先生的关于温州家乡的“矮凳桥”故事和具有极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系列，都是八十年代文学的最重要、最坚实的收获，今天再读仍然并不过时，无论独特的文笔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在应和了时代的同时又超越了时代。
八十年代后期，我常常参加北京文联举办的活动，得以结识林先生，大概是我的学长黄子平当年的成名作就是评论林先生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所以林先生对于我们都有好感，对我也非常亲切，我当时很热衷搜集一些文坛史料，所以对于北京文联当年的老作家如老舍等人的一些轶事常向林先生请益，林先生也就喜欢和我聊聊老作家的掌故。林先生是温州人，和我父亲是同乡。八十年代后期温州同乡会常有活动，我的父亲常常和林先生在这样的场合见面，谈谈他们都思念的故乡的事情，他们也会说起我。所以林先生每次见到我都要让我给我的父亲带好。可能林先生对我多一份父辈的感情。当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也没有特意到他那里请益过，不应该谬托知己，但我们每次见面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关切和鼓励，也感到林先生对于晚辈的体贴和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