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陈逸飞接触是他的《海上旧梦》拍摄完成之后的1993年的秋天，他邀请一些电影批评界的同仁看看，我记得有倪震老师、王斌和杨远婴等，人不多，看片之后就是聊天。那是一个奇异的电影，其实也是最能表现陈逸飞的气质和精神的电影，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看片的惊艳感受。画家本人追随一个梦一般的女人进入了旧上海，穿行在种种MTV式的片断之中，没有情节线索，没有固定的流程，只是一个画家对于上海的无限的迷恋和无限的缅怀的结果。那时上海还没有今天的繁华，但回向它的历史的想象已经开始，陈逸飞其实是最早抓住了过去的上海，也意外地给予未来的上海一个记忆的维度，那时候还没有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但陈逸飞最好地传递了那种上海的气质，也为今天的繁华做了一个预言。当时我说的一些话好像让他触动，我说这里缺了有关黑社会的想象，那一面似乎也不可少，他立即说还会再添加这方面的内容，而且马上让助手开始安排，我就发现他是执着的完美主义者。后来大家在香格里拉吃饭，座中有毛阿敏，无疑是最红的歌星，引来了服务员的不断的窃窃私语和经理的关照。陈逸飞给我的印象是一种难得的优雅，这不是我们习惯的艺术家的狂放，而是一种精心修饰的随意。他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能够同时和几个人谈话而不让人感到冷落；但又没有庸俗感，还是能够看出艺术家的敏锐，也显得非常灵活和机敏。他未必有惊世骇俗的高蹈的言论或哲人式的深沉，却也并不乏味和平庸。他是得体的，不会让人尴尬，绅士气和艺术家气结合得相当自然。那时他就是一个时尚人物，却还不是后来的公众人物，他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我们又有多次交往，大概是他筹拍《人约黄昏》前后，每次都是在酒店里，都是下午，都是晚饭，都是一些各色不相干的人物，有极为不同的话题，但陈逸飞能够从容地穿行在这些错杂的事情里，能够从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事情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喜欢热闹，喜欢许多人的聚会和谈话，艺术仅仅是其中一个小部分，他非常乐于享受人生，乐于表现一点奢华的感觉。
后来有好几年，我在东京，大家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2年夏天在海南的博鳌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名为“第三种生活”的会议时才再度相遇，这时陈逸飞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时尚界的象征性的公众人物，他有点疲态，但仍然保持着那种穿行在许多话题之间的能力。我们仍然谈了许多有关电影的事情，他谈了“大视觉”的构想，谈到了中国生活的单调和他希望的生活，也说了可能他经常说所以遭到批评的中国找不到一双合适的袜子的话。他希望我到他的公司看看，他说到希望将一种品味和对于视觉的美的敏感带给中国，而这似乎太缺少了。海南别后，又有一两次见面，都是人多的场合，仅仅是寒暄而已。后来就是他的故去了。
他的作品和人生都是梦想和日常生活的完美的结合。他的梦是一个新的“中国梦”的表征，他的画，他的电影都在指向一个中国梦，一个当年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这种追梦的幻想的精神，缅怀的精神一直是陈逸飞的神秘的魅力所在。但他又是现实的，他总是将梦转化为现实，他的成功是一个梦的实现，他的“大视觉”是对于中国日常生活的改造。他活得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执着于自己的梦，却又希望将梦现实化。这个陈逸飞代表的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每个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每个中国人开始追求自己的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中国也就获得了自己的新的生命。二十年来，正是这样的梦想支撑我们创造了今天的繁荣。这个每个个人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的梦想，正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梦”一样，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性。“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在证明，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自己的机会，他们的能量是世界改变的最大的发动机。二十年来我们可能还存在种种的问题，但这“中国梦”的创造却是我们的最好的财富。新的“中国梦”的分量在于中国人开始相信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力争上游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获得成功。这种“中国梦”是相信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期望的梦想。它相信行动的力量，相信个人能够迸发出无限的能量，相信这个社会还有无限的发展的可能。这个“中国梦”是在前人的集体奋斗的基础上的日常生活的剧烈变化的可能，是在具体的个人面对挑战的时刻去迎接挑战的力量。这是一种克服的勇气，是一种面对日常生活的自信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展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的中国就好像1900年的美国，好像那个德莱塞出版《嘉莉妹妹》时代的美国，一样的充满梦想，一样的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崛起的道路。
今天想来，他对于中国和上海的贡献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大，他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一直缺少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处在尖锐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没有发展一种日常生活的优雅品味和唯美精神的机会，我们对于世界的失败的悲情和被压抑的痛苦弥漫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体验到的是悲壮和崇高，而没有优雅和品味。我们只有在反抗世界的不公正的同时寻求一种坚硬和粗砺的文化，一种将日常生活的趣味压低到最低的匮乏的体验变成了我们必然的选择，将对于优雅品味的追求留到了遥远的未来。在当时的上海出现的在租界中的西方式优雅的品味由于没有民族的尊严的追求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否定；而来自中国传统的古典式的优雅的“闲适”趣味却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失败而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于是优雅的品味的被压抑乃是大时代的必然，拒绝优雅也是我们建构自己的精神主体性的必须，于是我们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看到的关于陈喜的一双袜子的讨论才如此的具有意义。但伴随着二十世纪最后岁月到这个新世纪，中国的开放和变革的进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历史的方向。中国开始融入了世界秩序，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的关键的环节。这带来了中国人的消费的渴望的爆发，却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和平崛起”的中国。在这个历史时刻，陈逸飞的作为时尚文化和优雅品味的象征的崛起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的，也是新的“中国梦”的表征。同时陈逸飞的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时代的能力，他的执着和完美主义的气质，那种对于自己的成功的不断的努力其实也是新的“中国梦”的关键的片断。
他的优雅的品位和对于日常生活的敏感变成了我们时代的必要的潮流，一个“中等收入者”的崛起的时代，一个需要将日常生活活化的时代的到来正好给了陈逸飞一个历史机遇，让他在上海和中国的舞台上演出了一个艺术家、商人、品味创作者的活剧。他将一种优雅的品位，一种和消费社会相关联的消费的格调带来，让他们变成一种中国生活的重要的因素。有人曾经倡导“上海精神”，一度被讥为“脱空”的上海精神。其实上海精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就是陈逸飞代表精神：首先是一种对于优雅品味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其次是对于自己的成功的执着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这恰恰是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
陈逸飞逝去，但这种“中国梦”和“上海精神”正在成为我们的时代的象征。于是陈逸飞就还活在我们中间。这是陈逸飞最后一次克服和战胜命运的象征。
张暖昕的怀念
2004年5月29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召开了张暖昕导演的追思和研讨会。在会场上听到她的合作者们的缅怀，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感伤，张暖昕已经故去了十年，她的作品和精神还留在世界上。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忆起她，这也说明电影的力量和张暖昕的精神和作品的力量。这也让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我发觉时间能够磨蚀我们的记忆，但毕竟我们还有难以忘怀的东西。张暖昕其实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是充满了天真的激情和痛切的迷惘。那是一个似乎一切还尚未确定却又开始展开的时代，张暖昕正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表现者。
我和这位前辈电影人相识于八十年代的后期。当时她的名作《沙鸥》和《青春祭》已经红遍天下。当时她和她的同代人是我们精神上发展的领路人。他们在那个时代从一个光荣的孤立的社会向一个面向国际化的社会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我还记得我最初看《青春祭》时感到的颤栗般的激动。那是一种精神上超越的想象，一种从压抑中解放的感受。而看《沙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大一学生，这部片子里那种个人奋斗的精神，那种争取胜利，实现梦想的能量，都让我受到了强烈的激励。所以，张暖昕在八十年代的文化中的角色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张暖昕对于我们是分量很重的人物，但偶尔我们聚在她和李陀的家中高谈阔论的时候，她往往并不多说，而是认真地倾听。那时我们正醉心于但她偶然插话的时候，却能够听出她的敏锐和专注。她能够抓住话头的关键之处，能够用几句话将问题引向深入，她并不是一个对理论非常执着的人，却有非常敏感的直觉，而且对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有极高的悟性。她很温和却始终有自己的坚持，看起来不是谈话的主角，却又不可或缺。当时她并不像有些人那样高调和张扬，但却仍然自有自己的价值，当年我们的许多议论变成了过眼云烟，但张暖昕的作品却仍然鲜活。
九十年代初，她拍了《北京你早》，又有一段在美国的经历。她从美国归来后，我和她来往较多，还有一次不成功的合作。当时我和王斌、张丹一起议论了一个有关老北京为背景的故事，我们和暖昕谈了之后，她异常兴奋，觉得可以作为下一个作品。我们还是在她在蓝岛对面的家里谈故事，那时她还请来了北影的老编辑张翠兰，她也对这个故事大加赞叹，希望尽快写出来。由于故事的讨论中我的意见多些，大家推我执笔。在暖昕的催促下，我用了大概一个多月时间弄成了初稿，但我觉得相当失望，自己也认为不理想。张暖昕看后也相当失望，似乎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她感慨这个故事的精彩，说只好想放一下再由她来弄。我直到今天还是觉得这个故事相当妙，只是没有被我写好。我的失职让这个剧本失掉了机会。
但我们的没有成功的合作却让暖昕有了最后的天鹅之歌《南中国1994》。这部作品我当时有机会看到，观众们却没有机会看到这部作品。还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平庸之作，没有什么新意。但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这其实是一部重要作品，一部最敏感地接触到中国发展走向的作品。这部作品将中国的全球化的开端阶段的痛苦和焦灼表现得格外深刻。这部电影讲一位清华毕业生到了深圳的一家台资企业工作。一个天真的、怀抱理想的年轻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之中。这个过程意外地和第五代导演的状况相似。第五代导演当年其实也是在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原本针对中国内部的启蒙的召唤，突然被一个原来不曾想到的全球市场所吸纳。然后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和命运。这位年轻人发现世界和自己的想象的完全不同，他爱上了老板的秘书，却发现她是老板的情妇，他同情和支持由于老板对工人的盘剥造成的风潮，但最后组织也希望工人迅速复工。人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全球化接轨。哪怕经历了挫折失败和痛苦，这部电影中大量闪现而过的那些中国劳动者的面孔让我久久难忘。这些面孔上充满的期望和欲求是挡不住的。他们当然在剧烈变化的过程中付出了代价，感受了痛苦，却仍然对变化保持了梦想，坦然地迎向命运的挑战。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梦就是这样要求凭自己的力量同前。这其实正好接上了《北京你早》里那位马晓晴扮演的女孩的选择。她没有选那位老实可爱的司机，却选了假华侨克克。《北京你早》最后的一段至今让我无法忘却。女孩拿着一大包衣服上了那位司机的公共汽车，她和曾欺骗她的假华侨克克在一起，成了卖服装的个体户。这好像让和她一起走过那一段的两个小伙子惊讶，但更让他们惊讶的却是她现在拥有的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面对未来的勇气。她当然曾经被迷人的幻想所诱惑，也为之付出代价，却终于要靠自己实现幻想了。这是将错就错，或是歪打正着，却意外地喻示了中国的命运。我们走上了和全球化共舞的不归路，我们承担了牺牲，却为了梦想别无选择。张暖昕传达了一个时代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