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谈“蔡锷与小凤仙”，把这事的前因后果翔实说明，有关“红颜知己”之类的曾经佳话，不仅可以说是“捕风捉影”，简直可以说是“无风无影”——出逃的前一天晚上，蔡锷和刘成禺、哈汉章等人，借口给哈汉章的祖母过八十大寿，开了个寿宴。寿宴热闹非凡。寿宴结束后，大伙唱戏的唱戏，打牌的打牌。蔡松坡、哈汉章、刘成禺，还有一个叫丁怀的，一起在寿宴隔壁的房子里打麻将，一直打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亮，蔡锷说：“我要走了。”大伙不让他走，说，你再打两小时吧，还不晚。就这样一直打到七点，蔡锷硬是要走，大家拦不住，就让他走了。
节目援引资料说蔡锷出了哈汉章家后，先是进了新华门，到了总统府，对门卫说：“我的表快了两个小时，所以来早了。”然后，就进了门在总统府里晃悠。在政事堂，蔡锷给八大胡同平时稍熟悉一点的妓女小凤仙打了一个电话，说中午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小凤仙哪里知道内情呢，就应承下来了。过了一会，蔡锷大摇大摆地走出政事堂，从西门上了街，去了火车站坐着三等车来到天津。蔡锷走后，刘成禺写了一首《洪宪纪事诗》，故意把蔡锷的出走往小凤仙的身上引：
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云。
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
刘成禺写这首诗，当然是想给自己排遣干系，把事情搞复杂。刘成禺挑了个头，文人们就来事了，一拥而上添油加醋。很快，一出中国式传奇的话本横空出世：蔡锷变成了吕奉先，小凤仙成为倾国倾城深明大义的“貂蝉”；至于袁世凯，因为想当皇帝，自然成了篡位的董卓。
本来是蔡锷一个人的出走，经过报章的渲染加料后，成为悬念顿生的一台大戏，男女主人公以及反面角色都有了，戏剧冲突也有了。与此事无关的“小凤仙”也一夜成名，这个姿色平平的小妓女，只是因为认识蔡锷，接到一个饭局电话，就卷入到一场“革命传奇”中，莫名其妙载入史册。不过留名也只是个空名，小凤仙并没有沾多少光，依旧当她的妓女，生活没啥改变。蔡锷一九一六年逝世后，小凤仙变得更惨了，她离开了八大胡同，先是嫁给一个东北军军官，从北京移居沈阳，隐姓埋名；后来又改嫁给一位姓陈的厨师，被四周邻居们称作“陈娘”，生活得很拮据。有资料说，小凤仙晚年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和听戏，几乎每餐都要饮两盅白酒，不过饮得很慢很慢；她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戏，尤其是评剧，听得有滋有味如醉如痴。直到一九七六年，“陈娘”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人生道路，终年七十六岁——她栽倒在自家平房旁的公共厕所里，是突发性的脑溢血。如果算作报纸版面呈现的话，“一代名妓”还原成报纸的边角料，“佳话”回归到豆腐干大的社会新闻。
实际上蔡锷的出走很复杂，蔡锷到了天津，进了日本领事馆，然后由日本领事馆安排坐船到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又有人安排他绕道去了云南，开始“护法”运动。对于蔡锷“叛逃”一事，有一种说法近来浮出水面，是蔡锷的曾外孙袁泉写的文章，说蔡锷出逃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袁世凯并没有派人监视他，对他也很善待，是蔡锷自己对袁世凯心生不满。蔡锷离开北京去日本治疗喉疾，是袁世凯亲自批的假条，根本不是偷偷摸摸。由于蔡锷与小凤仙并不亲密，他起事后，小凤仙也没有遭到关押。
蔡锷和小凤仙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八卦”主角。类似小凤仙与蔡锷之间的“八卦”，晚清和民国时期尤其多，像“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八卦、“袁世凯与五姨太”的八卦、“张勋与小毛子”的八卦、“吕碧城与英敛之”的八卦、“陆征祥与洋姐姐”的八卦等，这些都属常态。而像“孙中山与大月薰”、“曹锟与李彦青的同性恋”的八卦等，就有些过分离谱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在政治找不到方向的情景下，变得向“娱乐化”方向走。乱世之中，那些弱女子就像口红般被随意涂抹：画得好的，成为“青史留名”的美人；点缀的部位不对，一下子变成个“三花脸”，成为一个让人嬉笑的丑八怪。
鲁迅与吉格斯
白岩松说人到中年之后，就喜欢以常识来判断事情了，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这个人有多少光环。白岩松这一句常识，倒是讲得蛮在理。我读乱七八糟的书，逢到扑朔迷离的地方，也会用一些常理来推断，从不在乎对象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是一种成熟还是阴暗，我想还是前者的成分多一些吧。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在教育部上班的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的钱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刚到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了鲁迅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便是“周氏兄弟失和公案”。前因后果究竟如何，只有靠这一封没头没脑的信揣度了。周作人在短信中写道：“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这一段话，不免让人联想到一些与男女之间有关的事——基督徒是不允许私通的，否则就会受到全体教友的责难。周作人不想责难，的确是有点隐约，仿佛是说：你要自重，就此结束，不要再勾引你的弟媳妇了。
收到了周作人短信的当天，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日记中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从鲁迅的日记中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后，鲁迅的反应是很想找周作人面谈，但周作人拒绝了，根本不想跟他解释什么。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也就是八月二日，鲁迅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对于鲁迅的净身出走，周作人在八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就是鲁迅，周作人竟然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了，执笔的心境，大概可以推测出所以然吧。
事情似乎没有结束——第二年的六月，周氏兄弟再次发生了大冲突：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兄弟俩发生了正面冲突。根据鲁迅当天的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鲁迅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继续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周氏兄弟的这一番“干仗”，其激烈程度，仿佛如“炸药包”炸了似的。“爆炸”之际，在场的人有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是用日语开骂的，除了章廷谦，在场的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后来对羽太信子的话谁也不愿原本道来。既然不愿复制羽太信子的话，就更说明事件的严重性，也说明事件的讳莫如深了。
这一场“爆炸”还真是深入而持久——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周氏兄弟再也没有说过话，并且，鲁迅死后，周作人提起他，竟然说“那坟头”，可真谓是“刻骨铭心”吧！对于这一段公案，兄弟两人当时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大约是记在日记中的，后来，又将日记本撕了两页，连自己也不愿面对了。个中原委，周作人的态度是“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这话说出来，基本上等于没说，个中原委，还是搞不清楚。
周氏兄弟的失和，当时的大小报章曾有过各式各样的猜测，有正经的，也有八卦的。后来的研究者，曾将其中原因归结于两种：一种说法是经济论，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持这样的看法，认为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这一种观点，主要来自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曾跟许广平谈过此事，许广平后来写在了回忆录中。鲁迅是这样说的：“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羽太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呢？”从口气上来说，鲁迅后几句话，仍藏有一些冷幽默和自嘲。
当然，当时接近八卦的说法，是认为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因而引起事端。这种说法流传很广，不过也不足以引起人们相信，日本女子洗澡本来就不介意别人看，即使鲁迅有意无意地看上两眼，也不至于引起羽太信子和儒雅的周作人雷霆万丈，更不足以引起双方一直缄默。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要成为“炸药包”，至少得有能引起爆炸的“炸药”才是，而像乱花钱之类的事情，似乎还不足以成为“炸药包”般的功效。哥俩都是大文化人，一点经济问题，应该不会引发这样的爆炸吧？
关于周氏兄弟的失和，除了那些见于文献的内容之外，倒有一些更为“离谱”的说法。一九九一年《明报月刊》第一期发表了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面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圆。”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见关系之密切。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与“信”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这个笔名，也是他们之间的默冥。孰料羽太信子在嫁给周作人之后，对于这样的“阴谋”深感良心不安，要鲁迅断绝与她之间的暗中来往，鲁迅不愿意，羽太信子无奈，就把真相告诉了周作人，一向温文尔雅的周作人一下子发作了，于是就引发了兄弟之间的天翻地覆，以及后来兄弟之间的终身绝交。
写到这里，恰巧在报章上看到英国著名球星吉格斯“犯事了”——吉格斯这个无比低调顾家的好男人，竟然与他的“弟媳”娜塔莎“有染”。二〇〇三年，二十九岁的吉格斯与三十岁的“单亲妈妈”娜塔莎在曼彻斯特一家酒吧里一见钟情，随后双方发生了肉体关系。这时候吉格斯的妻子斯黛西正怀着孕。在此之后，吉格斯与娜塔莎一直保持着性爱关系，直到某一天娜塔莎认识了吉格斯的弟弟罗德里并嫁给了他也不停止。娜塔莎后来还产有一个孩子。这段婚姻到底是不是吉格斯撮合的，以及娜塔莎后来生下的孩子究竟是谁的，那只有天知道了。最后的结局是，吉格斯与弟弟罗德里三十年的兄弟情谊被彻底颠覆，可怜的弟弟罗德里冲着吉格斯大吼道：“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信任你，结果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回转过来，罗德里冲着娜塔莎吼的是：“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吉格斯的偷情故事，当然不能跟千家驹所说的“八卦”相类比。从热爱鲁迅的立场出发，对于此八卦，我是坚决地不相信，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鲁迅怎么会犯球星吉格斯的错误呢？两人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千家驹一定是老糊涂了。虽然人是有弱点的，但鲁迅先生应该是个例外，似乎看不出什么缺点。我还是相信有其他原因使得周氏兄弟吵架，比如经济原因，比如一段时间双方失眠睡不好觉徒增火气，以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等。
《大宪章》与“潜规则”
我看英国电影《铁甲衣》，完全是因为它跟《大宪章》有关系的缘故。这一部电影说的是《大宪章》签订后，英格兰国王约翰私毁协议向北欧借兵进攻英格兰贵族，妄图废除《大宪章》的故事。电影中，圣殿骑士们再次揭竿而起奋进反抗，约翰国王遭遇到失败，只好继续遵守《大宪章》。虽然故事纯属虚构，但由于“大宪章”的背景，我仍看得津津有味。
《大宪章》是七百八十五年前，英格兰的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一个协议、一份合同书。八百年前，英国的国王和诸侯贵族们在长期共处中，形成了互相的义务和责任。国王把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赐给贵族，贵族则向国王提供劳役和赋税。国王如果打仗，贵族出人出钱。国王和贵族约定，打大仗或者征重税前，必须和贵族商议。这种方式，很像中国周朝分封制中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只不过中国的这种分封制，只在西周持续，春秋无义战，战国即自封，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是长达两千年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社会了。